古代官爵是一个国家的根本，隋朝以前往往都是贵族世家把持着国家的官爵，普通平民几乎不会通过自身努力而跨越阶层，唯一的方式就是朝代的更替与建立才会产生新贵，但是一旦朝代稳定，贵族与世家便就稳定下来，跟随着新王朝吸食百姓的血液与骨髓。这种选拔制度在隋唐两代得到了改变，隋炀帝开科举使平民士子有了上升的可能，唐太宗通过改进隋朝的科举制度，用以选拔进士，为唐帝国遴选了许多人才。这才将流传后世的科举制度给固定下来。
康熙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根本就是县令，这些基层的执政者掌握着国家的一切，只有选拔出合格的县令，国家的政令才会通达，百姓的冤苦才会到达天庭。然而每到朝代末期中国的各个王朝便会出现卖官鬻爵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没有治愈国家的创伤，反而将国家一步一步送向死亡。
《三国演义》将东汉的没落归结于桓灵二帝，由于桓灵二帝的昏庸，东汉末年发生党锢之祸，各级统治阶层腐朽堕落。诚然作为后世的我们，对于将东汉灭亡归结于桓灵二帝的说法无可厚非。但是个人认为，汉灵帝的卖官鬻爵对东汉的灭亡起了加速作用。在灵帝继承大统的二十多年间，汉帝国已经千疮百孔，行将朽木，为了筹集足够的钱财供自己娱乐消遣，汉灵帝开始卖官鬻爵，到公元178年，位于国家最高级别的三公之职也在贩卖之列了。
汉灵帝的买卖大都在西苑进行，三公之位值钱1000万钱，九卿之位值钱500万钱，数量较多、握有实权的郡守职位值钱大约2000万钱。买官的事情在西苑完全可以讲价，声誉较好的人，灵帝可以给予半价的优惠，声誉不好的人则会加价处理。公元185年崔烈用500万钱买到了司徒职位，但是在授职仪式上汉灵帝又大为后悔，悔恨司徒如此高位仅出售500万钱。
因为朝中的官职是由数量限制的，所以为了筹集到更多的钱，汉灵帝开始贩卖爵位，公元187年，关内侯的爵位已经可以出售。在大汉的历史中，封关内侯的人有卫青、李敢、陈汤、苏武等，都是对大汉有重大功劳的人。汉灵帝的卖官鬻爵彻底打乱了汉朝的官僚机构的运作，将整个行政机器都置于混乱之中。
买官之人要么属于暴发户，买官只是为了给家族脸上贴金，而更多的买官之人，就是奔着贪污而去。为了使买官的钱财迅速回到自己的手下，那些买官之人都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剥削百姓，这对大汉的现状无疑是火上浇油，激起了更多的百姓反抗，黄巾军的人数不断壮大，开始席卷整个汉帝国。
在中国古代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话就是说才当了三年知府，就能捞到十万雪花银。中国有名的康乾盛世的后期就出现了严重的卖官鬻爵的现象。乾隆皇帝由于极爱面子，又很爱到处游玩所以乾隆后期国家财政空虚，国力维艰。为了筹到足够的银两，乾隆在大臣的建议下开始卖一些虚职官位。由于有乾隆的示范，嘉庆皇帝在其执政期间开始大肆卖官鬻爵以筹集钱财。
《乾隆王朝》里构建了一个叫普道昭的商人，他因为给太后的万福楼捐赠巨款得到乾隆的欣赏，封其为青浦县令。为了谋得更大的利益，普道昭在青浦县令位置上鞠躬尽瘁，清白如水，连自己的亲人给自己当差也不用官家钱财发放工钱。南巡的乾隆，得知普道昭的清廉之后，大家赞赏，立即提拔他为江苏巡抚。
当上江苏巡抚的普道昭开始暴露其贪财本色，对百姓各种克扣，创立各种税目，但是贪婪的普道昭不满足这挣钱的速度，就像乾隆进言说他要在江苏修建百里抗洪大堤，寻求朝廷拨款，好大喜功的乾隆自然是十分的高兴，大手一挥下拨400万两白银用于修筑百里大坝。然而对于河道这些专业官员来说，百里大堤就如同水中捞月，根不可能修成，普道昭修建百里大坝根本不是为了防洪抗汛，而是为了敛财。
果然不出河道所料，普道昭将朝廷拨款直接拉回老家，几乎没有银两用于修坝。被抓捕归案的普道昭在大堂上一直喊冤，自己作为商人捐款买官就是为了挣钱，自己花了几十万两和十多年时间，肯定需要贪墨回来。普道昭虽然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是其捐款经历和目的代表着大多数买官之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
官员作为政府机构的核心，如果腐败不堪，那政府政令肯定无法下达，百姓的冤苦也无法上诉，最后就会造成民情不通，百姓负担沉重，如果再遇上灾荒之年，如若浮萍的百姓只能揭竿起义才能活命。所以每逢一个朝代即将覆灭，卖官鬻爵的现象便会遍地横生，这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直至朝代灭亡，新朝代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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