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讲了，你说过《资治通鉴》是皇帝的政治教科书，我又不当领导，又不去治国理政，我看通鉴有什么用呢？我说也有大用。通鉴看似写得是一个国家一个朝代怎样一步步兴起来的，又是怎样一步步衰落的。但是国家的历史要从个人反映。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上的治乱兴衰都有人的轨迹和规律。我们看通鉴中的这些历史人物，真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再牛逼的人物，可能都活不过通鉴的三页，刚看他如何起家，如何得志，如何猖狂，一转眼就是衰败落寞孤寂杀头，甚至祸及满门。这里面包含的为人处世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但是我们看别人的教训是一回事，自己真正经历时往往又是另一回事。这就是杜牧讲的“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黑格尔也说过类似的话“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就我个人而言，《资治通鉴》买了有几年了，但是一直没有读。直到今年有一天无事，也没有什么书可读，便开始随便翻《资治通鉴》。我也没有从第一页开始读，而是从《秦纪1》开始读的，就当历史书读，也是饶有趣味。但是，直到有一天当我读到汉朝的一个故事时，更准确地说，我读到两个字的时候，我突然一激灵，有醍醐灌顶之感，从此对通鉴便是爱不释手。这两个字叫“恭谨”。恭敬的恭，谨慎的谨。
故事很简单。汉武帝时期有一个丞相叫石庆，担任太仆时候，有一次为武帝驾车外出，武帝问有几匹马拉车，石庆举起马鞭一一点数马匹后，举起手来回答：“有六匹马。”常理看，六匹马还需要数吗？但石庆就是恭谨到这种程度，而就是这样的恭谨，石庆在石奋的儿子中还是最为随便的，可见石奋教子之严。《资治通鉴》讲“万石君（指石奋）无文学，而恭谨无与比。”我为什么对这个故事这么敏感呢？这与我工作性质有关，在综合办公室工作，俗语叫领导身边的人。但我自己反思在恭谨二字上做的差得太远了。有时候给领导材料还有错别字，有时候领导交代的事办得也不够细致，有的时候还往往随随便便讲一些话，恭和谨做的都不够。在石庆的身上，我就觉察到了自己的差距，态度上要做到恭，这个恭不仅仅是对领导的恭，对领导的恭是容易做到的，但能不能做到对群众也恭，对身边人也恭，能不能做到时时刻刻的恭，这就需要不断地规范自己。
有时候会想，我是不是发自内心的恭，如果不是，那不就是装的吗？关于这个问题《资治通鉴》中也有答案。魏国国君安釐王问孔斌，谁是天下的高士，孔斌说是鲁仲连。安釐王摇摇头说不对，鲁仲连是强求自己这样做的，不是他本性流露。孔斌就说了这样一番话“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翻译过来，人都要强求自己做一些事情。假如这样不停地做下去，便会成为君子，始终不变地这样做，习惯与本性渐渐融合，成为自然的了。我们想想人其实就是这样，性本善也好，性本恶也好，都不重要，关键时后天你自己如何规范自己，有些事情就是要强求自己，习惯了就成自然了。
现在，回过头来讲，为什么我愿意读《资治通鉴》，因为他与我们的处世之道，与我们的生活联系的非常紧密。他与人性，与人的命运，与人对问题的思考和做法相联系。清代史学家、经学家、考据学家王鸣盛讲过一段著名的话，评价《资治通鉴》是“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对这部书评价非常高。伟大领袖毛主席读《资治通鉴》，读了17遍，小平同志对这部书也是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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