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北京有一个叫郭文思的人曾因杀死女友被判无期徒刑，减刑九次出来了，结果因为戴口罩的问题与人发生纠纷，把七旬老人打死了，此案正在热议中。2004年，河南民权“投毒杀人”案嫌犯吴春红被判无期徒刑，经历4次判决、3次发回重审后，终于迎来了再审宣判，吴春红喊冤16年后，终判无罪，当庭释放。这不是愚人节新闻，而是发生在今天的魔幻现实主义剧情。
吴春红案，跟此前很多冤案纠错的路径是一样的，错误的侦查导致错误的起诉和审判，申诉多年近乎绝望，直到被媒体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再审，而这个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经历了三次发回重审，而且最后连河南省检察院也认为应改判无罪。整个过程太折磨人了，太漫长了。从34岁风华正茂，到50岁的年过半百，人生有几个16年？
据此前《新京报》的报道，2004年11月15日，河南民权县周岗村电工王战胜的两个儿子，先后中毒，3岁的小儿子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两人均因“毒鼠强”中毒。7天后，民权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宣布侦破此案。2005年6月23日至2007年10月30日，商丘市中院三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吴春红死缓，但均被河南省高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后商丘市中院第四次开庭，再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吴春红无期徒刑。
如果确属冤枉，吴春红为什么承认作案？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很显然，强迫无辜之人自认犯罪最直接的方法是刑讯逼供，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可得？在侦查阶段，吴春红就已经翻供，并且说原来的有罪供述系公安人员刑讯逼供所作，其原一审时的辩护人也曾反映见到吴春红身上有伤。但为何法院没有排除有罪供述？当然是侦查人员不承认有刑讯逼供。我们以前都是用这样的证明方法，让被告人举出证据，或者让办案人员写个情况说明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与虎谋皮，结果可想而知。
这些年翻案的冤假错案，几乎都存在刑讯逼供，但当年刑讯逼供的人都得不到追责，因为时过境迁，更因为刑讯逼供本身是很难证明的。我曾亲眼见过佘祥林平反后，给记者的那份三十多页申诉材料，详细写了当年是如何被刑讯逼供的，可是那些办案人员早就该升的升，该调的调，无从查证，最后也不了了之。天津吕同元案改判无罪，刑讯逼供他的办案人员，至今也没有得到追究。刑讯逼供违法成本太低，导致长期难以遏制。
在吴春红案中，商丘市中院三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吴春红死缓，但均被河南省高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也颇耐人寻味。按理说，发回重审只能有一次，再次上诉应该直接改判，否则刑事诉讼就变成了踢皮球。既然发回重审了，商丘中院为什么又不改正错误，继续坚持？因为自己否定自己的判决是很难的，除非发回异地重审。中院不改，高院可以直接改判啊，为什么又再次发回？两级法院这样做，都有点不负责任。
诉讼程序拖得越长，对犯罪嫌疑人越不利，尤其是像这种死缓改成无期的，都不会对已经羁押的时间进行抵扣。所以该案历时三年，这三年的牢其实是白坐的，无期徒刑还是从判决的时候开始算。中国长时间的未决羁押，大大滴增加了有罪判决的风险，让无罪辩护变得异常艰难。我相信，河南高院在多次“发回重审”中，对证据是有深深的疑问的，因为绩效考核制度的存在，他们还是倾向于发回重审而不是直接改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怎么办，做“留有余地”的判决，这就是刑事司法潜规则之一。
最后一次，吴春红提出上诉后，河南高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么，二审终审算是画了一个句号。可是，这算真正意义上的二审终审吗？不一定。因为请示汇报制度的存在，最后中院的判决很可能已经请示了高院，二审终审变成了一审终审。所以此后，吴春红的申诉亦被河南高院驳回，就在情理之中。我国的申诉，要求被告人先向终审法院申诉。谁判的向谁申诉，这又是一种与虎谋皮，自己刚判的还能打自己嘴巴？所以，第一次的申诉肯定是失败的，这也是所有刑事申诉案件的共同点。
我注意到，服刑期间，吴春红坚决不认罪，并拒绝减刑。这个案件真的跟天津的杨松发案很像。2001发生在天津杨松发故意杀人案，被告人也是在侦查阶段遭受刑讯逼供，后翻供，而且从侦查阶段一直喊冤到二审，也是被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他在服刑阶段继续喊冤说没有杀人，不要求减刑。我于2007年起帮他申诉。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再审，并指定天津高院审理。2019年4月1日，去年的今天我们阅的卷。受疫情的影响，原本早该进行的开庭一拖再拖，至今还未开庭，算下来十九年了。
我对中国的刑事冤案有着很多的切身体会，曾经历过多起错案冤案平反。有的案件可能是依靠发现真凶或者死者归来这种小概率事件，但我更看重的是证据不足时的无罪判决。不一定是所有的案件都能抓到真凶的，不能因为没有找到真凶就随便抓个人，屈打成招。蒙冤者失去的自由，及其家人所承受的苦难，是司法公正难以承受之重。一次错误的判决所造成的影响，足以抹杀掉九十九次正确审判带来的社会效果。因此，只能以更严谨的证据规则，和公正的程序来减少这种悲剧。
吴春红被判犯故意杀人罪的主要证据是其有罪供述，但其供述跟其他证据是存在矛盾的，细节是经不起推敲的。而改判吴春红无罪，依据的就是本案缺乏证明吴春红犯罪的客观证据，不能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同样地，杨松发案也是除了有过充满矛盾的有罪供述，并没有任何的客观证据，凶器对不上，鞋印对不上，现场没有任何生物检材指向被告人。而且，确实存在另有其人作案的可能性。以如此粗糙的证据认定一个人有罪且判处死缓，即使放在十九年前，也是不符合定罪的证据标准的。
在吴春红案的再审中，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也建议改判吴春红无罪，这被河南省高院采纳，这一点难能可贵，说明检察院在这个程序中坚持了客观公正，纠正了此前的错误观点。我几年前在天津高院再审张桂振故意伤害案中，也是当庭经历了出庭检察员补充我的辩护意见，论证被告人故意伤害罪不成立，最后也被法院采纳。检察员不仅仅是指控犯罪的公诉机关，还是法律监督机关，保障无辜的被告人不受追究，也是其职责所在，只是它经常被一心想完成指控任务的公诉人忽略。
当历史的车轮滚动到2020年，我们还在纠正有罪推定理念下简单粗暴的侦查所犯下的错。而正在进行的扫黑除恶过程中，似乎又有通过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让刑讯逼供卷土重来的风险。难道我们还不能汲取教训，把更多的精力从口供情节转移到科学证据办案上吗？以牺牲蒙冤者的自由或者生命作为代价，换取的刑事司法改革上的进步，经不起再走回头路了。吴春红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我们也真心希望，杨松发案可以尽快地开庭审理，他可以获得本应获得的公平公正的结果。也更希望，不要让这样的悲剧，一次次把我们带入到一种幽暗而沉重的反思中。
附“吴春红投毒案”时间线：
2004年11月15日，河南商丘民权县周岗村两名孩童“毒鼠强”中毒，一死一伤。
2005年6月23日，商丘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吴春红死缓。
2005年12月9日，河南省高院以一审判决事实不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06年6月22日，商丘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再次判处吴春红死缓。
2006年12月22日，河南省高院再次以事实不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07年7月13日，商丘中院第三次判处吴春红死缓。
2007年10月30日，河南省高院第三次发回重审。
2008年10月15日，商丘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吴春红无期徒刑。
2009年7月6日，河南省高院驳回吴春红上诉，维持原判。后吴春红的父亲提出申诉，称吴春红有罪供述系刑讯逼供取得。
2012年12月7日，河南省高院驳回申诉。
2018年9月29日，最高法指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
2019年10月24日下午3时，该案在浙江省金华监狱再审开庭。
2020年4月1日上午，河南省高院宣判吴春红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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