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岳飛之死的闡述，有死於宋高宗之手、死於宋高宗與秦檜聯合迫害之下、死於金人之手三種說法。在這其中士大夫集團扮演的角色似乎較少，實際上正是士大夫對武官的貪婪導致了岳飛之死。武官受到排擠與迫害成為宋朝的常態，即使面對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入侵，簽訂屈辱的議和條約，年年賠款，也不曾改變這一政策。之後的歷代皇帝為避免五代十國武官爭霸的局面，加強中央權利，竭力推行、加強這一政策，而文人集團為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努力維持現狀，打壓武官。但到了南宋時期，由於外敵入侵，不得不啟用武官。皇帝與文人集團暫時做出讓步，武官的權利與地位均得到提高，但是隨著局勢的變化，宋金之間局面緩和，文人集團已經不能再容忍武官侵奪他們的權力。文官武官的矛盾凸顯，文官集團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不惜犧牲整個王朝的利益。岳飛之死，這是文武官員衝突的結果。
崇文抑武局勢下的岳飛
宋金議和在即，文人主政。和議完成之後，文臣復興之路開始，此時的皇帝與士大夫集團都已經迫不及待地恢復自宋朝建國就確立的祖宗家法，崇文抑武政策。士大夫集團保守派，不想奮發圖強，為了自己的利益，不顧國家利益，對外羞辱與和平。紹興三年(１１３３)，岳飛的北伐之路正式開始，先後收復了蔡州、潁唱、淮寧、鄭州、洛陽。郾城會戰時，金國人用"柺子馬"衝擊，岳飛運用巧妙的戰術，擊潰金軍。晉國士兵驚呼："撼山易，憾岳家軍難!"他們在潁昌打敗了晉武軍，取得了潁昌的勝利。金軍和韓暢不想再打仗了。他們派使者要求岳飛投降。岳家軍進攻金軍，為中原的恢復創造了有利條件。岳飛精神很好。他的劍直指金軍，意在收復中原，歡迎兩聖歸來。岳飛和司令員岳家軍在晉國的戰鬥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此外，高宗認為岳飛擁兵自重、桀驁不馴、干涉立儲、反對議和。高宗是投降派的代表，岳飛則是主戰派的代表，雙方發生了激烈的矛盾。在宋金議和前夕，岳飛已大禍臨頭，他自己卻懵懂不知。
岳飛之死
在宋金議和時，岳飛成了雙方的絆腳石。因此，岳飛必死。鄧廣銘認為秦檜是殺死嶽的元兇。他認為:"岳飛的殺身之禍㼿㼿只是因為他堅持以武力抗擊金人" 很多人認為秦檜會追隨晉國人民的意願來討論宋晉和平。秦檜殺岳飛的原因有三：一是瞭解高宗的心意，堅持主張，二是瞭解金人的思想和暗示，三是岳飛與主要派系的尖銳矛盾，與秦檜關係惡化，不願陷害韓世忠，公開表達對他的不滿。正如《宋史》的作家拓拓所說："飛與檜勢不兩立，飛有死而已㼿㼿高宗忍自棄其中原，忍殺飛!"。古代學者有過想法，他們認為岳飛身上所體現的是一種大義，而他的死，確實是體現了宋代內部出現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問題，這樣才導致了岳飛的命運出現了分歧，按照正常的開始順序來說，岳飛本不該出現如此這樣的命運交叉點，正是由於內部是在無所作為，並且當時的時代文學的地位比較高，所以才導致岳飛出現如此的問題和如此的結局。其實岳飛也完全可以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但是無奈自己的實在要強，不肯低頭，所以才釀成如此問題。高宗是岳飛命運的最終決定者。趙構是投降派的總代表，而岳飛和投降派產生了激烈的矛盾。岳飛表現出的桀驁不馴也加深了趙構對他的不滿。紹興七年(１１３７)，大將劉光世解除兵權，因隊伍指揮權高宗與岳飛發生矛盾。岳飛一氣之下，憤而辭職，可以想見趙構對於這樣驕橫跋扈的武官憤怒到了極點。岳飛回隊伍之前，趙構便對其提出嚴厲警告，可能此時趙構已對岳飛起了殺心。
此外，岳飛的政治敏感度太低。宋朝推行崇文抑武政策，尤其是武官不能干預政事，以此避險。岳飛卻上書高宗，建議立儲。岳飛此舉加深了高宗對他的猜忌與厭惡。高宗開始懷疑岳飛對他的忠心。高宗還經歷過苗劉兵變，對武官更加不信任，隨著宋金局勢的變化，最終導致了岳飛之死。
«宋史»認為岳飛之死和宋金和議脫不開關係，以鄧廣銘為代表的學者認為秦檜是殺死岳飛的元兇，而王曾瑜等學者認為宋高宗是殺害岳飛的兇手。傳統觀點對岳飛之死的原因上文已有敘述，岳飛之死，象徵著自宋朝立國以來所確立的崇文抑武政策的迴歸。南宋初期，內有農民起義，外有金人入侵。在此情況下，文官集團不得不暫時放棄對權力的壟斷。武官進入政治核心，掌握兵權，地位得到提高，侵犯了文官集團的既得利益，文官武官矛盾激化，但隨著宋金局勢的轉變，宋金議和，文官集團從武官手中奪回兵權。此事之後，宋朝恢復了文人主政的傳統格局。宋朝文人敵視、迫害武官已深入骨髓，在宋金局勢不明，尚需用人之際，文人集團就已經開始籌劃解除武官兵權一事。
紹興九年(１１３９)，南仲上書高宗，就是提醒趙構儘快解除武官權力。在宋金局勢不明之時，文官集團就對武官兵權的解除表現出熱切的關注。由此可見，文官集團為了其自身的利益，甚至置整個國家利益於不顧。如果沒有文官集團強烈仇視武官，高宗也不會如此輕易地奪回武官兵權。高宗與文官集團聯手壓制武官，南宋最終迴歸立國以來崇文抑武的政策，而岳飛則成為南宋此次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他們遵循的都是本朝所恪守的摧折武官的政治信條。秦檜陷害岳飛，宋朝文官集團雖然看似堅強，但其整個團體卻存在著巨大的缺陷。他們黨同伐異，強烈排斥侵犯本利益集團之外的武官，政治心胸極其狹隘，甚至不顧整個國家利益，寧願對外屈辱求和，卑躬屈膝。縱觀整個宋朝，雖然沒有外戚、宦官、宗王、強藩困擾，但是宋朝以文官集團主政，陷入了一種畸形的狀態，僅僅靠擅寫文章、詩詞歌賦是無法使國家長治久安的，如果一遇外敵入侵，整個國家便搖搖欲墜，江河日下，導致北宋滅亡的靖康之變就是很好的佐證。
岳飛之死顯示出宋代文人主政的巨大缺陷，北宋和南宋滅亡的原因何其相似，都是滅亡於他人的鐵騎之下。文官集團雖然獲得了至高的權力，但又一次重複了北宋滅亡的原因，苟且偷安，武事不強，最終走向覆滅。在經歷了靖康之變、北宋滅亡之後，宋代的文官集團經歷了極其屈辱的靖康之變，兩位皇帝都淪為金人的笑柄，但他們不僅不吸取教訓，改善以文馭武的僵局，反而還要堅持貫徹崇文抑武的政策，且將王安石變法的功績推翻，認為王安石是北宋滅亡的罪首，將其從神宗廟驅逐，改成保守派的司馬光，他們的保守，不思進取，隨著時間的流逝反而加強了。宋朝皇帝加強皇權，選擇了依附性最強的士大夫，禮遇文官超過歷朝歷代，缺少進取的政治人格。南宋建立之後本可以破除這個僵局，但是宋朝文官集團和統治階級的保守與愚昧，仍然敵視武官，而岳飛正是南宋恢復傳統的崇文抑武政策的犧牲品。
參考文獻
《岳飛傳》
《宋史》
《續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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