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朝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个重要的朝代，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光明、最自由、最开放的时代。全世界各地有华人聚居的地方，就以唐人街命名，可以看出唐朝给世界留下的痕迹之深刻。
隋朝结束了南北朝时期长期的政治分裂和战争状态，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承继的唐朝更是在空前统一的辽阔疆域内实现了强大的经济繁荣。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唐朝（618年-907年），经过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等皇帝的治理，在唐玄宗天宝年间达到全盛。中国文学史上，有“四唐”之说：唐玄宗以前称之为“初唐”，唐玄宗及其子唐肃宗二朝称为“盛唐”，而之后的唐代宗至唐文宗之间称之为“中唐”，继文宗之后的唐武宗及以后称之为“晚唐”。
初唐和盛唐的恢弘气象大家都或多或少通过书籍和影视等方式多有了解，当时政治清明、物阜民丰、内外安定。不过，安史之乱及其以后盛唐的衰落，可能就相对冷僻些了。我们今天就看下，唐朝是如何衰落下去和灭亡的。
唐朝疆域
安史之乱---盛唐始衰与藩镇的形成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载。天宝是唐玄宗第三个年号，唐玄宗一生有三个年号：先天、开元和天宝，先天为唐玄宗初登大宝之时的年号，开元年间开创盛世，称之为“开元盛世”，天宝后期的755年，极盛之时的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经过近九年的战争，公元763年安史之乱结束，虽然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都已覆灭，但其部将始终占据着河北，与唐朝政府对抗，形成藩镇割据，直至唐朝灭亡。
藩镇又叫方镇，也指军镇，其本意为镇守一方，保卫中央。最早设立的藩镇是十个军区，其中九个军区长官是节度使，一个是经略使，统称“天宝十镇”。却不成想，理应保卫中央的藩镇却演变成了反对中央政权的反动武装。
天宝十镇一览表
755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发动叛乱，随即叛军一路南下势如破竹，攻下洛阳，唐玄宗听信谗言，斩杀镇守潼关的主将封常清、高仙芝。叛军又攻破了哥舒翰镇守的潼关，潼关最终失守，长安再无险可守，唐玄宗不得不仓皇奔往蜀地，逃蜀过程中，行至马嵬坡，愤怒的士兵与将领将祸国殃民的宰相杨国忠诛杀，并威逼玄宗杀死杨贵妃，史称“马嵬驿兵变”。
此后，太子李亨即位，为唐肃宗，唐肃宗依靠郭子仪和李光弼等进行讨逆；在河北，颜杲卿和颜真卿起兵讨叛，在安史叛军后方牵制了大批的军事力量，颜杲卿最后因兵少将寡而被杀；而在河南，面对来势汹汹的叛军，张巡死守睢阳，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军情况下，张巡用兵一万，抵抗了十余倍敌人的数次围攻，坚守了十个月，虽然最后城破被杀，但叛军进攻的势头也土崩瓦解，惨烈的睢阳之战确保了江淮赋税之地免遭战乱波及。
随着战事的推进，形势已经开始有利于唐朝政府军，此时，叛军内部开始了内讧，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而安庆绪随后被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所杀；史思明多疑且暴虐，最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叛军内部的争斗大大降低了叛军的军事实力，肃宗朝廷也趁机收复了长安、洛阳两京。公元763年，史朝义屡战屡败，最后兵败自缢身亡，安史之乱最后得以平定。
天宝十节度使分布图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以隋朝和唐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均为“关陇集团”，关陇集团即在北魏时期主要籍贯位于陕西关中及甘肃陇山周围的门阀军事势力。以北周宇文泰为代表的关陇集团，采用苏绰的建议制定了“关中本位政策”，即消除胡汉隔阂，以均田制这种的土地制度控制农民，并沿袭北魏以来的府兵制，统治集团以关中为主要利益侧重点。
所谓“关中本位政策”，实际是一种自树正统的形鲜卑、实汉化政策。唐太宗为了落实关中本位政策，将全国一半以上的兵力集中于关中一带，使中央实力大增，武则天掌权后，开始瓦解关陇集团，重用山东士族集团，而到了唐玄宗时期，关中本位政策破坏殆尽，农民大量逃亡，兵农合一的府兵制被职业当兵的募兵制所取代。
东北及西北少数民族政权实力增强，不断侵扰唐境，全国四分之三以上的军队被调往边疆，边疆掌握的军队数量大增，而关中的军备力量大大缩减。天宝年间，唐玄宗已经失去对政事的兴趣，将朝政交给宰相打理。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擅权，杨国忠更是好大喜功、误国误民。李林甫为了防止边将升迁至中央，妨碍自己专权，因此，李林甫建议唐玄宗重用胡人出任边镇节度使，并放任边将在一地长久任职、一人兼统多镇，致使安禄山能够拥兵自重、养虎遗患，形成反叛的力量。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分界线，其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
首先，国家大规模军事化，军队开始成为国家生活中的主要力量，而掌握军队的武将也掌握着地方行政和战略要地，武装军队人数常年超过75万，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沉重负担。
其次，旧有的财政体制遭受冲击，军费大增及户口大减造成政府财政困难，隋唐以来的均田制（土地制度）、租庸调制（赋税制度）、府兵制（军事制度）无以为继，有理财才能的刘晏和杨炎等受到重用，唐朝开始实行两税法。
第三，安史之乱主要发生在北方，南方的江淮、岭南等相对安定，人口从北方开始大规模南迁，经济重心南移。
第四，唐朝政府为了早日结束战乱局面，唐肃宗和唐代宗不计后果的招降纳叛，姑息养奸，虽然叛乱被平定，但在今天的河北和山东地区，形成藩镇割据局面，全国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和财力被藩镇控制，唐朝不得不依赖于淮南等东南部地区的财政来维持，李唐皇室彻底变为“奉长安文化为中心，恃东南财赋以存立”的统治形式。
第五，国土紧缩，边患不断。安史之乱使得唐政府不得不将更多的军队和资源调往内地，国境线的收缩使得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政权能够屡次犯境，9世纪后期，东北的契丹也趁势崛起。
南衙北司之争---宦官反奴为主
天宝十五载（756年），安史之乱中混乱的马嵬驿。在军民强烈要求下，唐玄宗时被立为太子的李亨被迫留在北方平叛，从此太子李亨与逃蜀的唐玄宗分道扬镳。太子的心腹宦官李辅国向其力陈利害留下，并劝太子北上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指挥救亡图存大业。
李亨到了灵武的第三天，即在李辅国和朔方留守官员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并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唐肃宗死后，李辅国又拥戴太子李豫继位，是为唐代宗，有二帝拥戴之功的宦官李辅国一时权势滔天。唐肃宗为人性格懦弱，将军政大事都委托于李辅国，李辅国才有机会打击异己操纵政事。可以说，宦官直接掌握军权，正式干政，是从唐肃宗亲信李辅国开始的，宦官拥立皇帝也是从李辅国开始。
宦官乱政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新鲜事，从东汉时期再到唐朝直至明朝，都有宦官专权的影子。在唐朝，其实，最开始走向历史舞台的宦官并非是李辅国，而是唐玄宗时期的高力士，盛唐气象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唐诗，而李白就是盛唐时代精神的代表：“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对李白的称誉。
这样的李白，为玄宗和杨玉环作诗时，让天子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为其脱靴，虽然后来李白为其狂妄付出了贬谪的代价，却也让盛唐的包容表露无疑。平心而论，高力士却并不恃宠而骄，得势却不专断，位高却识大体，虽深得皇帝信任，但他一直谨记自己是皇帝家奴的身份。不过，随后的宦官就不像高力士这样讲规矩了，其原因在于宦官掌握了皇帝禁卫军的兵权。韩非子早有论断：“权势不可以借人”，一旦兵权归于宦官，大权旁落，则皇帝的权力必然受制于家奴。
南衙即官僚机构所在，是指士大夫，北司是指宦官。唐玄宗时期，外重内轻，唐朝边疆军队数量大增，为了保证中央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不得不行宦官监军之制。而到了唐德宗时期，德宗认为宦官相比于朝官更加忠诚，也更为可靠，因而宦官监军的定制并未废除，反而变本加厉，作为禁军主力的左右神策军都被宦官控制，德宗增设的左右神策军的实际统帅左右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加上唐代宗时期设立的执掌机要的两枢密使，也由宦官担任，两中尉和两枢密使合称“四贵”，他们任免将相、调动军队甚至废立皇帝，形成“宦官专权”。
公元805年，唐德宗去世，唐顺宗即位，顺宗企图依靠朝官，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顺宗重用翰林待诏王叔文、王伾实行新政，王叔文集团中还包括韦执谊、程异、韩泰、凌准、及柳宗元和刘禹锡六人，顺宗倚靠他们力图改变宦官当政、藩镇割据局面。但宦官当权已成气候尾大不掉，并且勾结长安外的节度使，最终顺宗不得不禅位给太子而失势，唐宪宗即位，史称“永贞内禅”。
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都被贬为南方边州司马，其执政时间仅100多天，此事被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南衙北司之争中第一次反抗宦官宣告失败。
唐顺宗之后的宪宗、穆宗、敬宗和文宗四朝，宪宗和敬宗都是被宦官所杀，而其他皇帝都为宦官拥立。文宗时，幽州昌平举人刘蕡（fén）在制举策论中直言不讳的指出宦官专权的事实：“忠贤无腹心之寄，阍(hūn)寺专废立之权”。
刘蕡是唐文宗一朝的一名年轻举子，博学多才，并生性耿直，嫉恶如仇，对当时宦官操柄国家政权深表不满，公元827年，刘蕡参加科举考试，在其奏议《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中，洋洋洒洒五千余字，对当前宦官当权、政治腐败的现状进行露骨的揭露，并对时政深表担忧：“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毛主席对刘蕡的策论很是赞赏，在读罢其文章后，并写了一首七绝诗《七绝·刘蕡》：
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蕡。
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
毛泽东《七绝·刘蕡》
不过，刘蕡的直言极谏并未换来唐王朝皇权旁落状况的改善和刘蕡自身官运的亨通，相反，耿介的刘蕡遭到宦官的嫉恨，考官虽对刘蕡深表赞赏，但忌惮于宦官的权力，并不敢授予刘蕡官职，致使其终生无法升迁，最后还被贬为柳州司户，郁郁而终。刘蕡的悲剧其实只是大唐悲剧的一个缩影，其实，哪怕是当时贵为天子的唐文宗，也并不能完全说了算。
作为一名对国家深切热爱的年轻人，我想，刘蕡其实和五四运动中那些走上街头游行的学生们并无二致，他们或许什么都没有，空有一腔热忱和对时局的不满、对国家命运的担忧。这些热血青年即使最后并不一定能获取一个好的前程，但是他们至少揭露了事实，抒发了爱国热情，“位卑未敢忘忧国”，让更多人去关注这个国家的前途。
文宗对宦官专权深恶痛绝，不想成为宦官手中的傀儡，任命宋申锡为宰相谋求诛灭宦官。“事以密成，语以泄败”，然而不成想事未成已泄密，宋申锡惨遭贬斥，文宗的第一次反击遭到失败。
此后，文宗又重用郑注和李训，密谋清除宦官势力。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文宗借“天降甘露，将有吉兆”之名，令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前去观看，伺机诛杀，不料未能成功，宦官大肆搜捕参与谋划的官员，并借机打击南衙朝官，郑注和李训也相继被杀，几百名官员被处死，朝堂为之一空，整个长安恐怖氛围浓厚，此后文宗彻底沦为傀儡，郁郁而终。此次事变被称为“甘露之变”，甘露之变后，南衙和朝廷沦为附庸，北司宦官取得完胜，唐朝彻底进入宦官时代，宦官势力只能被协调而不能被清除。
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不仅分离了大唐的疆土，更是无形之中消耗着中央政府的权威；宦官专权的形成，致使宦官不仅左右着朝政、把持着本应是皇帝和政府拥有的权力，更是腐败着帝国的肌体，但唐朝的衰落的原因只有这些吗？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唐朝的国运，我们下一篇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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