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造商业帝国的过程正如同帝王打天下的过程，所以必须要有宝典助力加持。 而《反经》就是一本实用的帝王术韬略奇书。该书由唐代著名的纵横家赵蕤所著，他集诸子百家学说于一体，融合儒、道、兵、法、阴阳等诸家思想，这本难得奇书历来被帝王将相和富商巨贾所热衷，该书的思想为这些大佬指明了成就伟业的道路！
《反经》第一卷：大体。
（不喜古文直接跳过看译文）
臣闻老子曰：“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
何以明其然耶？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夔为乐正，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掌驱禽。尧不能为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赋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汉高帝曰：“夫运筹策于帏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人物志》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众能也。”)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来矣。
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议曰：《淮南子》云：“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已就矣，而不知规矩准绳，而赏巧匠。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某君某王之宫室也。”
孙卿曰：“夫人主欲得善射中微，则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远，则莫若使王良；欲得调一天下，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己有者也。)
人主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不能任贤，则贤者恶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
(议曰：“《申子》云：“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言百当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尸子》云：“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也；君者，以用贤为功也。”贾谊云：“臣闻圣主言问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必尽其愚忠，惟陛下财幸。”由是言之，夫君不能司契委任而妒贤恶能，取败之道也。)
汤武日而尽有夏商之财，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悦服；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劝，通乎用非其有也。(议曰：孙卿云：“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人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是谓上溢下漏。”又曰：“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
昔者周厉王好利，近荣公，芮良夫谏曰：“王室其将卑乎？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利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后厉王果败。
魏文侯御廪灾，素服避正殿，群臣皆哭。公子成父趋入贺曰：“臣闻天子藏于四海，诸侯藏于境内。非其所藏，不有火灾，必有人患。幸无人患，不亦善乎！”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不足？”周谚有言曰：“囊漏储中。”由此言之，夫圣王以其地封，以其财赏，不与人争利，乃能通于王道，是用非其有者也。)
故称：设官分职，君之体也；委任责成，君之体也；好谋无倦，君之体也；宽以得众，君之体也；含垢藏疾，君之体也。君有君人之体，其臣畏而爱之，此帝王所以成业也。
第一卷：大体
我听老子说过：“以正道治国，以奇谋用兵，以无为取天下，这是成大事者必须明白的最高法则。”
荀子说：“成就霸业的帝王，以善于运用别人的能力，作为衡量自己才能的准则；而匹夫，以自己能力大小，做为衡量自己才能的准则。”
哲学家傅玄说：“能让士大夫忠于职守，服从命令；让诸侯国分到土地并守好它；让朝廷三公总揽天下大事并参政、议政。那么帝王就可以悠哉优哉地坐在那里统治天下。”
为什么这么说呢？看看尧、舜怎样坐天下就明白了。在尧的时代，舜作司徒，契作司马，禹作司空，后稷管农业，费管礼乐，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专门负责驯练用于作战的野兽。这些具体的事，尧一件也不做，悠悠然地只做他的帝王。而这九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做臣子呢？这是因为尧懂得这九个人都各自的才能，然后量才使用，让他们个个都成就了一番事业，然后尧凭借他们成就的功业而统治了天下。
汉高祖说：“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都是人中的精英，而我会使用他们，这就是我夺取天下的资本。”
三国时的哲学家刘邵在他写的《人物志》中写道：一个官员的责任是以一味调和五味，一个帝王是以无味调和五味。大臣能胜任职责就有才能，帝王会用人就有才能；大臣会出谋划策、能言善辩就有才能，帝王善于采纳臣民的意见就有才能；大臣能身体力就有才能，帝王赏罚得当就有才能。
帝王正是因为不必事事精通，所以才能统筹众多有才能的人，所以说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无形的东西才是有形万物的主宰，看不见源头的东西，才是事情的根本。
鼓不干预五音，却能作五音的统帅。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具体事情，才可以成为帝王。做帝王的严守统帅的准则，官员知道自己应当做的具体事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正因为做帝王的通晓这一道理，所以他才会把不是自己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一样支配使用，善于这样做的，才算真正懂得了君道。
西汉刘安写的《淮南子》做过这样的比喻：“巧手匠人在建造宫殿时，做圆的东西一定要用圆规，做方的东西一定要用尺矩，做平直的东西一定要用准绳。东西做成后，人们就不再去理会这些工具了，只是奖赏工匠的奇巧。宫殿造成后，人们也再不会去管那些匠人了，而只是说，这是某君、某王的宫殿。”
荀子说：“做帝王的射箭要想做到百发百中，就不如用后羿；驾车要想做到驰骋万里，就不如用王良；治国要想做到一统天下，就不如任用贤明正直的能人。运用别人的能力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名却极大。”这就是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象自己拥有的一样去支配使用。
上面说的是帝王治国、用人的的做法。而那些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就不是这样做了，他们往往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做才放心，因此不信任、不重用有才德的贤人。不用有本事的人，有本事的人就会讨厌他，最终结果只能是功名和事业受损害，国家和社会出现危机。
这里引述法家申不害和尸伎在他们所写的《申子》和《尸子》中的话来说明。《申子》说：“人君应当知道他管理国家的最高准则，群臣应当知道所负的职责。说话算数，说了就实行，是各级官员的事，并不是帝王必须遵循的原则。”《尸子》说：“举荐贤能是各级官员的功绩，善用贤能才是帝王的功绩。”
在起用人才上是这样，在对待财富的问题上，道理一样。从前商汤、周武消灾了夏桀、纣王，一旦拥有了夏、商的全部财产，就把土地、财宝封赏给有功的大臣，举国上下没有不欢天喜地、心悦诚服的。用亡国者的财产赏赐功臣，整个国家的臣民都会争相效命，这就是懂得如何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作法。
荀子说：“能修明礼教的，可以为帝王；会巩固统治的，国家就强大；善于拢络人心的，社会就稳定，只知道搜刮民财的必然灭亡。所以推行王道的国家是为了众人富有，推行霸道的国家能让有才能的人富有，苟延残喘的国家只会让当官的富有，而将要灭亡的国家，统治者知道大难就要临头，于是开始拼命想把财富统统据为已有，这时就会出现私人的库房、箱柜塞满金银财宝的现象，这种情况是当官的肥得流油，老百姓四处漏水。”
荀子又说：“帝王不谈论自己有多少财产，地方请侯不应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损害，当官的不应计较自身的得失。”从前周厉王爱财，比较喜欢荣公，大夫芮良夫劝谏说：“难道周朝的王室要完蛋了吗？荣公这种人，国难就要临头，他还在利欲薰心而不自知，你为什么要亲近他？
利益是世上万物自然产生出来的，是大地宇宙包容承载的公共财产，有如空气和阳光一样。可是世上偏偏有人妄图独占它，那可就后患无穷了。天地万物是天下众生的共同财富，每个人都要从中获取生存所需，怎么能独自占有呢？如果有谁执意要这样做，天下怨恨他的人可就多了！人怨甚多而又不防备，那就大难临头，荣夷公用这种方法来引导帝王，这还能长久得了吗？”后来周厉王果真被放逐了。
战国时魏文候的仓库发生了火灾，魏文侯身穿白衣，离开正殿，以示哀痛。大臣们都哭起来。公子成父却走进来祝贺道：“天子把整个国家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诸候把自己的领地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你现在把国家的财富都储藏在国库里，显然藏得不是地方，这种藏法不发生火灾也要发生人患，幸亏没有发生人患，不也挺好的吗？”
孔子说：“大众富裕了，帝王能不同他们一起富裕吗？”因此说，圣明的帝王用他的土地分封诸侯，用他的财物赏赐功臣，不和大众争夺利益，做高明的帝王的原则就是把不是自己拥有的东西当作自己的来支配和使用。
所以说帝王通过谋局、设局，安排职位、分配职务、委派任命、监督完成任务，然后不知倦怠的运筹帷幄，同时保持宽容大度的雅量，这样就能获得大众的拥戴，然后利用众人之力解决各种矛盾，消除各种隐患，这些就是帝王必须掌握的管理大道。能做到这些，下属会变得既畏惧又爱戴，这就是帝王成就霸业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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