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國1992年加入的《根據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尼爾公約》，一般文學藝術作品的版權保護期限為作者有生之年和作者死後50年內。50年以後，作品的版權進入公有領域，成為全人類所共享的精神財富。
由於出版公版書無需支付稿酬，出版成本較低，而一些名家名著又是暢銷書和長銷書，頗受出版社青睞。相對於亂象紛呈的外國名著公版書，漢語原著公版書的質量普遍較高。但因市場的趨利屬性，該領域內亦魚龍混雜，有不少問題值得探討與警戒。
重複生產，卻是市場的寵兒
南都記者在某圖書網站上查詢發現，譬如常年盤踞暢銷書榜前列的清代沈復《浮生六記》，在該網站能搜索到160多個不同的版本，沈從文的《邊城》有277個版本，民國女作家蕭紅的長篇小說《呼蘭河傳》有344個版本，老舍的《駱駝祥子》有529個版本，而四大名著《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每一種的版本數都在千種以上。
《浮生六記》 中國文史出版社 圖片來自網絡
由於擁有廣闊的市場，在漢語經典名著的公版書領域，存在著大量的重複生產。作家出版社編輯趙超在接受南都記者採訪時表示，公版書銷量穩定，在出版機構原創選題不足的時候，補充了選題數量。“但另一方面，公版書選題也會相應擠壓其他原創選題的數量。甚至能看到一些出版社的宣發部門，對公版書反而比非公版書更重視。”
另一方面，正是因為成本低、零門檻，公版書領域也廣泛存在著粗製濫造、版權不清、甚至以刪節改編欺瞞讀者的現象。這在出版社是一種急功近利的行為，對讀者和原著作者都極不負責任。
“首先是編校質量問題，經典版本都是經過時間和編輯多年心血打磨的結晶，匆忙上馬的書難以在編校質量上有較高的標準。其次，公版書的書名、書封有更多風格，一些風格和原著並不匹配，甚至看到網上經常有吐槽一些公版書的書名和封面‘惡俗’的聲音。”趙超說。
從編輯的角度看，趙超認為，出版社因境況艱難而出版公版書屬無奈之舉，但如果本末倒置，將公版書置於原創書籍之上，一味追求經濟利益，則扼殺了這個行業的探索精神。
“有的社裡專門闢出一個部門來做公版書，雖然做得很差，但是賺得盆滿缽滿。這種行為本質上是向後的，不是向前的。這跟編輯怎麼定義做書這件事，以及編輯個人的選擇有關。”
保持高冷，或俯就大眾？
出版社或出於銷量考慮，或者出於出版人的責任心，在公版書的出版中發展出許多“創新”的套路。而這些“創新”的主旨，大抵是使經典更加“接地氣”，有眼緣。
1998年，九州圖書出版公司推出叢書“官場菜根譚系列/中國師爺名著叢書”，將沈復的《浮生六記》命名為《一個師爺的生活自傳》，龔未齋的《雪鴻軒尺牘》命名為《一個師爺的牢騷話》，許葭村的《秋水齋尺牘》命名為《一個師爺的家常話》，許同萃的《牘髓/公牘學史》命名為《一個師爺的執筆經》 ……書封統一設計為大紅底子燙金扇面勾白描人物肖像。審美僻陋尚在其次，將沈復、許葭村、楊恩壽等一干清代文人統攝在“師爺”名下，將大名鼎鼎的《浮生六記》、《秋水苑尺牘》等作品冠以一個看似通俗其實十分有欠妥當的書名，實為“媚世”之舉。
《一個師爺的牢騷話》 九州圖書出版公司 1998年 圖片來自網絡
除了改標題、換封面這種常規操作，有心的出版社會用當代熱門IP和公版書互為加持，以製造話題、吸引流量。2016年，果麥文化推出由豆瓣超人氣作者張佳瑋翻譯為白話文的《浮生六記》，該書人氣演員李現推薦，迅速躥紅，暢銷300萬冊。而同樣由果麥文化和新世相推出的《青春版紅樓夢》卻不那麼走運。該版本的目標受眾本是城市青年，但粉紅嬌嫩的封皮被吐槽為“痰中帶血”，而宣傳語中自稱“修正了一些多年存在的訛誤”、“是最貼近原著的版本”，更是受到紅迷和學界的質疑。最終，這版紅樓夢並沒有如預期的“在城市中重新流行起來”，反而慘遭網友在豆瓣發起“一星運動”抵制。
《青春版紅樓夢》 果麥文化 2016年 圖片來自網絡
正如一位網友在豆瓣上評價的那樣：經典並不需要改頭換面、淡妝濃抹地推廣，它會選擇自己的讀者。
還有更細緻入微的問題。目前市場上多種版本的《呼蘭河傳》都以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的《呼蘭河傳》為底本。但那一版文稿其實並非原稿，為了更辭達意暢、便於閱讀，小說中的部分東北方言或用詞較“彆扭”處乃至標點符號經過了編輯修改。而人文社版的《呼蘭河傳》則是以上海雜誌公司的初版為底本，保留了蕭紅作品的“原汁原味”。該書責編陳建賓告訴南都記者，這是個行業規範問題，他個人更傾向於“不去動”原著，存疑的地方添加註釋。
《呼蘭河傳》（全新校訂版）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年 圖片來自網絡
“現代文學作品的出版，對編輯而言，存在著修改和保留之間的張力。80年代國內的編輯有修改作品的習慣。後來的公版書出版時對版本不加甄別，導致讀者讀到的不是作品原貌。”陳建賓說。
事實上，簡體橫排《陳寅恪合集》也是一次典型的將經典推向大眾的嘗試。所以在業界引發爭議，是因有人認為簡體版在“俯就讀者”，有人將其看作商業行為，也有人堅持“被更多人讀到”是寫作者的初心，也是出版的應有之義，因而無論如何都“樂見其成”。
優質公版書需要高水準編校團隊
最近幾年，老舍、傅雷、陳夢家、周作人、張恨水、翦伯贊、熊十力、田漢等一大批近現代知名作家和文人學者的作品進入公版，對出版社而言既是福音，又是挑戰。
正如陳建賓所言，做好公版書，需要“專業精神”。編輯是圖書的助產士，惟有高水準的編校，才是優質公版書的保障。2018年，周作人的版權進入公版領域。2019年，世紀文景推出《周作人譯文全集》，2020年又再度推出《周作人集外文》，是對知堂先生譯文及集外文的一次豐富透徹的呈現。《周作人譯文全集》收錄知堂先生近六百萬字譯文，窮盡周氏後人所藏手稿，增補非公開發表的譯文、譯著二十餘萬字，可謂洋洋大觀。而《周作人集外文》亦在1995年海南版《周作人集外文》的基礎上，歷時六年，蒐集、整理、考訂而成，收入近年來新發現的周作人佚文，增補文章百餘篇，使知堂先生集外文存不再有遺珠之憾。
《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 圖片來自網絡
《周作人譯文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 圖片來自網絡
上述版本之所以嚴謹可信，風評良好，皆因圖書編者為相關領域的權威人士。《周作人集外文》編者之一陳子善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便開始從事周作人集外文的蒐集與編訂工作，先後編輯出版過《知堂集外文·隨筆》（1988）、《知堂集外文·四九以後》（1988）、《飯後隨筆——周作人自選精品集》（1994）和《周作人集外文》（1995）等。編輯《周作人譯文全集》的止庵則一直是周作人研究者與作品的整理者，著有《周作人傳》，並編訂有《周作人自編集》（2013）和《周作人譯文全集》（2013）。
相對而言，簡體橫排《陳寅恪合集》的編者雖非學者，而是出版人，卻依然有較高可信度。此次編校團隊除江奇勇本人外，還有六位，其中編審二位，編輯二位，專職校對二位；擁有正高職稱的二人，副高職稱四人。六人均曾參加安徽出版集團承擔國家基金大型出版項目《崑曲大典》編輯校對工作。
江奇勇說：“重要的是他們參與《崑曲大典》工作後，對於繁體字、異體字有了極為深入的認識，積累了繁簡轉化的豐富經驗。尤其幸運的是能邀請到《崑曲大典》付印把關簽字責任人徐麟先生參加，這是我們能夠順利完成陳集繁體字轉換簡體字工作的保障，也是我們編校團隊的定海神針。”
據悉，在圖書付梓之前，譯林出版社的責編又逐字比對底本進行了嚴格編校，同時交由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大學歷史、古籍領域的專家全書審讀。整個編校過程，每本書稿的審讀次數在五次以上。
“應該說，這個版本我們不是為學術研究準備的，而是為普通讀者準備的。”江奇勇告訴南都記者。作為《陳寅恪合集》的策劃人、編選者和編審組成員，他十分嚴謹和謙遜地對待此次高難度的編校。“譯林出版社簡體字橫排版《陳寅恪合集》上市以後，歡迎讀者朋友能夠幫助我們找差錯、指缺點，以便我們重印時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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