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今人名的时代特征及其异同，我们可以窥见民俗文化的历史演进过程。
（一）古代名字的演进与历史文化的演进具有一致性
我国上古时期，夏、商两朝的王室和贵族崇拜太阳神，自视为太阳神的苗裔；因而形成了以“天干地支”命名的习尚，这两个王朝的君王中就出现了如孔甲、小乙、外丙、沃丁、太戊、雍己、盘庚、小辛、外壬、主癸等名字。
再如西汉统治者崇尚黄老之术，祈求长生不老，于是当时取名就以延年益寿为尚，如严延年、毛延寿、霍去病、陈万年、车千秋等。
又如魏晋南北朝时期骈体文盛行，追求骈偶和好用虚字之文风对取名也颇有影响，在单名后加一“之”字形成双名，已成为当时取名的一种时尚，如王羲之、颜延之、顾恺之、裴松之、祖冲之、陈伯之等。
另如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有“南朝四百八十寺”之说；因而带有佛教色彩的人名大量涌现，吕叔湘先生在《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一文中论及，时人以“悉达”、“达摩”、“耶苏”、“婆罗”、“菩提”、“沙弥”、“罗刹”、“摩诘”、“金刚”、“罗汉”等佛教人名或术语直接用于人名的就达30多种。
随着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标榜复古，旨在革新”的时代意识在唐人取名中亦有反映，如颜师古、张道古、李宣古、任希古、张蕴古等。
宋代部分文人名字呈现出龙钟老态，多以“老”、“翁”、“叟”字命名，如胡唐老、苏元老、杜莘老、孟元老，刘辰翁、王次翁、魏了翁、张山翁，陈敬叟、徐荣叟、盛明叟、范彝叟，等等。这类名字既反映了尊老敬老的时代风尚，也显示出当时人们对“老年”年龄切分划界的状况，同时也是当时文人心态的一种折射。杜甫写“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时，不过48岁；而苏轼写“老夫聊发少年狂”时，还不到40岁。
（二）晚清民国时期人名的典雅与个性
晚清民国以及现代知识界、文化界人士的取名，追求典雅与个性，显示鲜明的时代的特征。
请看以下文化名人的名字：夏衍、钱穆、吴虞、胡适、柯灵、舒芜、冯至、辜鸿铭、钱玄同、台静农、沈尹默、傅斯年、顾颉刚、顾维钧、梁漱溟、朱自清、何其芳、俞平伯、龚心湛、张恨水、林语堂、沈从文、梁实秋、晏阳初、张伯苓、陈鹤琴、俞济时、沈钧儒、吕思勉、李苦禅、黄苗子、梁宗岱、陈岱荪、饶宗颐、季羡林、叶恭绰等等。
（三）现代名字的历史阶段性很鲜明
现代社会的烟雨沧桑也可以在人名这个时代镜像里得到映现。
1949年以前，中国普通老百姓代表性的名字是：财顺、满仓、福禄、寿生等，反映出人们对富裕、丰收、幸福、长寿的企盼。
1949－1975年间的姓名，显示出与时事政治息息相关的特点，从一个具体的人名可以判断此人出生的年代。
解放、建国、南下等，出生在1949－1950年；
抗美、援朝、卫国等，出生在1951－1953年；
建设、和平、互助等，出生在1954－1957年；
跃进、超英、卫星等，出生在1958－1959年；
自力、图强、抗洪等，出生在1960－1963年；
志农、学锋、四清等，出生在1964－1965年；
至于文革、要武、红卫、卫东、永红、兴无等名字，就产生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了。
国学大师梁漱溟为两个儿子取名培宽、培恕，意在努力培养后人的“宽恕”精神，足见用心良苦。
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在“文革”中给女儿取名“沙智红”，即《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他说：“当时全国一共只有八出样板戏，我让我女儿一人就占了三出，可见我对以《红灯记》为代表的样板戏的痴迷。”
这两个取名的故事，都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作者简介】谭汝为，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天津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天津市语言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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