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头条#
换个角度读历史：再见司徒雷登
李辉
作家简介
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在《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记者。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和老人聊天》《巴金传》《李辉文集》等。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中国作协举办的首届鲁迅文学奖。2007年在《收获》开设个人专栏“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获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6年散文家”奖项。同年，《封面中国（1923—1946）》一书，被评为“2007年十大好书”之一。2010年，《传奇黄永玉》被“新浪读书”评为“2010年度文学十大好书”之一。2011年，在《收获》开设个人专栏“绝响谁听——八十年代的文化记忆”。
阅读提示
历史与历史人物，在不同的视角下讲述，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感受。
正文
时值初秋，桂花新放，走在南京郊外中山陵的树林里，或走在城里西康路一带幽静的庭院里，随处可以闻到飘浮而来的淡淡花香。
二○○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我走进西康路三十三号（原十八号）大院，伫立在原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老楼之前。这一天，历史环节中的一个虽普通却也有一点儿特别意味的日子——距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老楼的最后一任主人司徒雷登大使黯然离开这里，六十年零五十四天；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国庆大典，只剩下四天。
六十年，一个甲子。
这个大院，这座老楼，在我眼里，似乎在以它们的方式感受这一个甲子的沧桑。中国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演变，在华西方传教士及后代的独特性，他们对中国事务的介入，他们在影响中国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难以预测的命运，集中地、戏剧性地在这里最后呈现。政权更替，时代转换，司徒雷登在华生活五十年，那一天，在这个大院，戛然而止，黯然终结，使得这一次的甲子循环，于历史厚重中又多了人生况味。
一位经历特殊的美国传教士，不会因身影远去而被遗忘。
早在“文革”期间全民学习毛选“雄文四卷”的时代，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让我和许多同龄人，少年时即熟知这个美国人的名字。“总之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62］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陌生的身影，在“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成语里多了几笔滑稽。“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最后一句，节奏明快，朗朗上口，至今难忘当年我们这些初中生，在老师率领下摇头晃脑大声朗读这些句子的情景。
西康路三十三号大院，成了司徒雷登在中国的最后一站，在这里，他度过深深介入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最后三年——参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之前的马歇尔军事调解；亲历蒋介石由盛及衰乃至最终崩溃的全过程；见证解放军占领南京；本人的在华教育事业如枯叶飘落，走向终结……难道还有别的人、别的地方，比司徒雷登，比这座大院，更能浓缩时代替换之际中美关系的演变吗？
分析
开篇先写司徒雷登故居，这个历史上因毛泽东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而有名的大“反派”、“帝国主义”坏蛋，他是一名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50年，长期担任对中国现代教育影响深远的燕京大学校长，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卓越的名声。但，因领袖的一篇文章，在我们这些中学生的心目中，他有了一个小丑般的形象。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呢？走过历史的沧桑，掸去旧书上的尘埃，倾听作者娓娓道来，还原一个历史人物的真相。
走出囚禁的国际明星
抗战胜利一个多月后的重庆，迎来了一位来自北平的客人，他是美国传教士、燕京大学校务长（校长）司徒雷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在北平被日本人关押三年有余，此时，出狱不久的他从北平抵达重庆，第一次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囚禁生活。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时代》以《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为题，对此做了报道。《时代》配发一幅他的肖像照片：秃顶，眼睛大而圆，锐气逼人，但微笑又使之有了一种亲和力。照片说明很简单：“司徒雷登，一千五百次猜字游戏。”
《时代》写道：
清瘦、秃顶的司徒雷登，已有六十九岁，是享有盛誉的美国教育家，可他却有四十年没有在美国居住过，他自一九一九年以来一直担任由美国资助的中国最有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校长，最近三年半时间里，他是日本人的俘虏。上周，司徒雷登——也许是在中国最受尊敬的美国人——在重庆讲述他的经历。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占领北平后，离城区五英里的燕京大学，遂成为一块自由学习的绿洲。当时，日本人非常忌惮美国对他们进驻校园的态度。但是，他们仍命令司徒雷登悬挂傀儡政权的旗帜，并要求他对日本的军事入侵表示个人的“感谢”。司徒雷登拒绝了，他把旗帜奉还。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三年时间里，他不得不在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维持平静状态。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早上八点二十分，司徒雷登的这个自由王国被终止。
司徒雷登和另外两个人，被关押在北平一幢英国商人住宅后面的三个阴暗的小屋里，达三十九个月之久。他的狱友分别是六十六岁的北平协和医学院院长亨利·霍顿（Dr. Henry S. Houghton ），五十九岁的医学院财务总管特沃尔·鲍温 （Trevor Bowen ）。
鲍温早上七点早餐，司徒雷登和霍顿九点早餐。午餐前，司徒雷登撰写喜欢的题目：《新约》批评。午饭时，三个人轮流大声朗读英文版的《德国战争公报》。一天的高潮是“鸡尾酒小时”，此时三人聚在一起，讨论他们中午读到的一些有意思的消息。每天晚上，霍顿和司徒雷登玩猜字谜——一共猜了一千五百个夜晚。（霍顿博士写过一本关于猜字谜的书，该最有权威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三个人被分开了五天，日本人将财务总管鲍温关进一个窄小得难以躺下的竹笼里审问，威胁他，抽打他（他们想要他提供协和医学院隐匿的著名史前化石“北京人”的头盖骨，这样，他们就可以将此作为礼物敬献给天皇，但鲍温并不知道）。
今年七月，日本人签署一份释放司徒雷登的帝国敕令，指望他能劝说蒋介石委员长促成美国与日本媾和。他拒绝了，既不离开他的两位难友，也不传话。不到一个月，三人都获得了自由。
正是有了抗战期间的这番特殊经历，获得自由的司徒雷登，在中国取得胜利举国欢庆之际，也达到了自己在华五十年声望的顶峰。
据《司徒雷登日记》所述，他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下午，经辗转西安、昆明，从北平来到重庆。头一天，九月二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在美国海军停泊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标志着太平洋战争以及中国抗日战争的正式结束。九月三日，是中国的胜利日假期，重庆全城乃至全国各地，游行狂欢。为此，蒋介石特地派专机把司徒雷登从北平接来，让这位曾经与中国同患难共命运的人，也与他关系良好的人，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第二天，九月四日，重庆还将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同一个场合，也将向司徒雷登伸出热情欢迎之手。
于是，刚刚走出囚禁的他，一个传教士背景的教育家，在美国及盟国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时刻，成了重庆一颗耀眼的国际明星。
分析
引用《时代》周刊的一篇报道，直接写司徒雷登的最辉煌时刻——这是他被日本人关押了39个月之后获得的。他当校长的燕京大学在日本人占领北平到发动珍珠港偷袭的三年多时间里，一直不屈服于日本人的淫威。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被日本人关押、失去自由时，他也没有屈服，没有丧失尊严。这是一位69岁的老人，一位值得尊敬的传教士、教育家、国际明星。
在重庆与毛泽东见面
司徒雷登出现在九月四日重庆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上。他先后与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见面。他与蒋介石是老朋友，与共产党领袖则是初次见面。当天日记里，司徒雷登写道：
拜访美国大使馆的一些朋友，遇到毕格士塔夫（Bigger staff），史密斯（Smith），约翰·费正清（John Fairbank）夫人他们。跟吴文藻、张鸿钧一起进午餐。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在庆祝抗战胜利大会遇到蒋介石委员长、赫尔利将军（General Patrick Hurley）,和国府里面的许多中国朋友。同时也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这蓦然使我想起一九四○年五月一日那天初次抵达重庆的时候，也正碰上举行精神总动员日的集会，当时我冒着空袭的危险，参加过一次露天庆祝晚会，蒋介石还当众发表演讲。
在庆祝胜利的晚会现场，陪同司徒雷登与毛泽东、周恩来见面的，是中央社的记者杨富森，他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半个多世纪后，一九九九年，他在一封信中这样追忆现场细节：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八年抗战终于结束。那时我在重庆中央社当记者。在胜利的晚会上我又碰到了司徒校长。那时，他刚被释放出来，蒋介石派飞机把司徒校长接到重庆参加胜利晚会，我正好去采访消息，没想到碰到了老先生。司徒校长也很高兴，他也没有料到会碰见我，所以两人异地相逢，欣喜无已。正当我们谈话的时候，中共三位代表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也被邀请参加晚会，司徒看到了毛泽东，很想和他相会，就拉着我的手，要我陪他去见毛泽东。我是新闻记者，当然愿意作牵线人。果然，我拉着司徒校长的手，走过去和毛泽东、周恩来会面。毛泽东一见是司徒先生，也高兴极了，满脸笑容地对司徒校长说：“噢，你就是司徒先生，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此次见面之后，九月十九日，司徒雷登应邀再与毛泽东、周恩来见面。司徒雷登这一天的日记，只记载了这样一句：“与毛泽东、周恩来共进午餐。这次餐叙是龚维航跟她的丈夫乔冠华所安排的。”龚维航即龚澎，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此时担任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后来龚澎成为新中国著名的女外交家，此次为老校长和上级牵线搭桥，可谓她外交事业的“处女作”。
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回忆司徒与毛、周二人第二次见面的情景：
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特别在寓所设便宴招待司徒先生。据傅泾波回忆，中共是通过龚澎邀请司徒的。龚是战前燕大高材生，当时在重庆周恩来领导下工作。毛在宴席上一再感谢司徒对中国教育之贡献，并对燕大学生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表示称赞。毛说话带浓重的湖南腔，傅泾波经常听不懂，还多亏司徒不断为之翻译。司徒懂多种方言，粤语、沪语都能听懂。
从这一回忆看，双方的见面气氛颇为融洽，司徒雷登这位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中国通，以他的语言才能，使见面更显轻松与别致。这是他与中共领袖的最初接触，彼此之间一时的轻松与别致，仿佛也为重庆谈判的表面顺利加了一个脚注，加了一笔亮色。
毛泽东为何青睐司徒雷登？
对于司徒雷登，来自延安的中共领袖当然不会陌生——
当年，红军长征刚刚结束，正处在几乎与世隔绝、不为人知的状况时，正是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的美国人斯诺，冒险而来，成了系统采访红军和中共领袖的第一个西方记者。斯诺回到北平后，燕京大学学刊报道他的冒险之旅，还举办介绍会，展出照片。这成了毛泽东影响世界的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亮相。
燕大心理学系美籍教授夏仁德，在一二·九运动期间，他的家成了中共地下党员、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的避难所。他的学生黄华——后来的著名外交家——秘密离校投奔延安，校务会议曾讨论是否颁发文凭，夏仁德力排众议，为黄华辩护道：我在中国多年，黄华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
英国籍教授林迈可，毕业于牛津大学，抗战爆发后与白求恩同船来到中国。到燕大后住进临湖轩寓所，与司徒雷登一起生活。北平沦陷后，他用司徒雷登的专车，运走六皮箱军用器材给八路军，每次装上两个皮箱，开车到西山温泉附近的一个小庙前，在那里交到八路军手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几天，司徒雷登召开外籍教授茶话会，他用命令的口气对林迈可夫妇说：“你们两人更是非走不可！”林迈可到延安后，担任八路军通信顾问和新华社对外广播顾问，并负责播报新闻。
新西兰学生贝特兰，在燕园与黄华住同一个房间，抗战刚刚爆发，他便前往延安采访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成了毛泽东影响世界的又一次亮相。
此时他真的如同一个明星，在国共领导人之间往返穿插，频繁接触。无形中，一个教育家多了左右依傍的微妙，多了在政治舞台上博弈的资本。
上述重庆的活动，司徒雷登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也有叙述，场景大致相同，但具体时间和细节，却与日记、杨富森的回忆略有差异：
我们是九月十九日庆祝胜利的头三天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总统举行了一次外交招待会，会上我见到了许多老朋友。赫尔利大使就站在主人身旁。前不久，他坐自己的飞机专程去延安将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接了来。当毛先生在人群中看见我时，他向我问候时说，现在延安有许多我以前的学生。我笑着回答说我十分了解这件事，而且希望他们为他们学到的东西争光。过了几天，他和周恩来请我和傅泾波吃午饭，餐桌上招待事务都是由热心的青年学生担当的。我当时没有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将在马歇尔将军主持的和平谈判会议上经常同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先生打交道。
五十年代撰写回忆录时，司徒雷登已在中风之后，是在别人的协助下他才完成《在华五十年》。因此，难免记忆出现偏差，我这里且以日记的时间记载为准。
与毛、周第二次见面之后第三天，九月二十二日，司徒雷登离开重庆，飞往北平。结束了他在华生涯最辉煌、最引人注目的旅行。他不知道，他的命运将在半年之后发生转折。
分析
在开篇介绍毛泽东的著名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并引用那段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总之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之后，写司徒雷登在中国抗战刚刚胜利之后在重庆与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打交道的经过。作者用了三份材料证明毛泽东当时对司徒雷登的热情与“久仰久仰”。而且，接着引用证明，司徒雷登长期担任校长的燕京大学，为共产党做了很多事情，燕大教师斯诺最早访问延安、燕大学生黄华秘密投奔延安、燕大夏仁德教授保护中共地下党员、燕大林迈可教授用汽车给八路军运了六皮箱军用器材等等。
准备退休时接受新的使命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北平燕京大学里的临湖轩颇为热闹。这一天，是司徒雷登七十周岁生日，来自国民党、共产党双方高层的祝贺，尤其显示出他在中国政坛的重要性。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也将是他在燕京大学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此时，教育梦想的最后一章还未完全掀开就将黯然合上。
一位燕京大学的学生，后来详细描述了这一天的生日庆贺。司徒雷登虽疲惫却很兴奋：
今天是司徒雷登七十华诞，又是他被日寇拘禁重见天日之后的第一个生日。这里一大早就贺客盈门，至于贺信、贺电和礼物两三天来早已不绝于道，其中包括南京的蒋委员长和共产党的叶剑英将军送的。但晚上的生日宴会却照例规模很小，参加的都是司徒雷登最亲近的朋友，其中大部分当然是燕大的主要同僚。岁月催人，尤其三年多的牢狱折磨，老人家明显地衰老和瘦削了。过去那么贴身的一套他最喜穿的白色西服，此时看来略嫌宽松，只是谈吐和风度依然还是那样温文尔雅，热情而诚恳并充满希望和信心。那个晚上，他详细介绍了过去几个月他在美国的见闻和活动。为燕大筹募经费以及争取各方面对燕大的支持，又一次获得巨大的成功。
此时，司徒雷登做好了退休的准备，要把校长职务，交给中国学者。傅泾波多年跟随司徒雷登，是秘书，更如同儿子。晚年，他向准备撰写《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的林孟熹，讲述了生日晚会后司徒雷登与他在临湖轩庭院里的一段对话，然后由林孟熹再加发挥描写如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司徒雷登真的希望颐养天年：
宴会结束了，客人一个接一个地告辞了。老人信步走出户外，习惯地绕到屋后西北角那块大石头旁边，临湖凝望，多少往事涌上心头。忽然他察觉一个人影向他移动，那正是傅泾波。
“老先生，夜深了，该睡觉了！”傅轻轻地说。
司徒雷登仿佛没有听见，反而问傅：“菲力，真的，我真的要退休，你明白吗？”司徒雷登决定要退休，不仅因为自己年事已高，而更因为后继有人——陆志韦、洪业……都是学识才智、行政能力以及个人声誉足以担此大任的人选，他可以放心地交班。
“我明白。”傅答。
“但是退休后我还有许多事要做，主还有很多任务等待我去完成，你还愿意像过去那样帮助我吗？”
“我将一如既往，有生之年永远为主和你服务。”
“谢谢，十分谢谢。”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
生日之夜平静度过。然而，不到十天，奇峰突起。飞往南京的司徒雷登，应马歇尔之请，留下参加七月四日在美国大使馆举办的美国国庆庆祝活动。七月四日，在西康路三十三号大院里，马歇尔与司徒雷登恳谈，希望他能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一番推辞之后，司徒雷登同意了。
一位美国传教士出身的教育家，在刚刚走进古稀之年后第一次走进了政坛，生日之夜的退休愿望彻底落空。
马歇尔为什么选择司徒雷登？
马歇尔历时半年的军事调解使命，一直波澜起伏，未见成效，这是他力邀司徒雷登出山予以协助的主要原因。在此情形下，马歇尔认为，与国、共两方领导人都有良好关系的司徒雷登，是最能帮他走出军事调解困局的人。与司徒雷登谈话后的第二天，七月五日，马歇尔立即致电美国国务院，陈述他挑选司徒雷登的理由：
我需要这样一位大使人物的帮助，他能够立即在谈判双方面产生一种高度的信任感……我之所以要求他出任，是因为根据所有在中国的知情人士，无论是美国人抑或是中国人之反应，他是一位占有独一无二位置的高度受尊重的外国人，他完美无缺的人格标准以及他一生五十年在中国所作所为是西方世界最好的一个榜样。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同样信任和仰慕他。不久前为他七十寿辰在北平举行的庆祝成了一项盛大活动。他大公无私，心中只有中国和美国的利益。
后来，一九五四年，司徒雷登出版回忆录时请两位人士为他作序，一是马歇尔，一是在抗战期间曾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大陆出版《在华五十年》时，两序均未翻译发表。其中，马歇尔在序中回忆自己挑选司徒雷登的初衷，事过境迁，他仍然不后悔当年做出的这一决定，并再次表达出对司徒雷登的敬重：
我与司徒雷登博士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46年暮春之际的中国南京。他从日本监狱出来后，到美国接受疗养，此时刚刚归来。
我们讨论当前局势，他的反应令我印象深刻，因此，随后我向国务院建议，提名他任驻华大使——我当时只是担任总统特使。我采取这一行动，乃是因为司徒雷登具有的五十年在华经验，他的性格，他的人格与禀赋。有司徒雷登在我身边，我便拥有了长达五十多年的经验，且在以个人介入中国党派关系时又不带偏颇。任命他，我遂能获得他的建议，获得一种他人无法替代的巨大帮助。
在对中国性格、历史、政治复杂性诸方面的了解上，我怀疑是否还有别的人能超过司徒雷登。他的正直，高山仰止，他的意见由此而显得极为重要。
他的性格，他的丰富经验，深深吸引了我。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其实，马歇尔最初的选择并不是司徒雷登，而是曾担任过蒋介石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Wedemeyer Albert ）。但这一人选，受到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对。
自抗战爆发后，董显光一直担任国民党的中宣部副部长，专门负责蒋介石与外国记者的联络和宣传工作，后来他在《蒋介石》一书中，写到马歇尔改变大使人选的过程：
马歇尔本属意获得蒋氏信任的魏德迈作为赫尔利的继承人。他在一个非正式的新闻会上宣布了计划中的对魏德迈的任命。有人把消息透露给周恩来和共产党的合作者。他们立即用最强烈的言辞向马歇尔进言：魏德迈将不会被他们接受。于是马歇尔致电华盛顿给副国务卿艾奇逊，要求撤回任命魏德迈的建议。经过与周恩来磋商可以接受的替代人选之后，马歇尔终于任命了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博士是一位按良心办事并受到高度尊敬的教育家，并无共产党的污点，但他对共产党的权力政治知之甚鲜。
关于此事，魏德迈本人回忆如下：
六月初，我被副国务卿艾奇逊叫到国务院他的办公室。他把马歇尔致总统的电文给我看，内称有关任命魏德迈为驻华大使消息的泄露，令他在与共产党人的微妙谈判中相当尴尬。他们抗议对我的任命，原因是我不会在他们与国民党人之间保持公正。因为我在战争年代与委员长关系密切，也因为战争结束后我立即采取迅速之步骤以保证国民党军队到达华北的关键地点。
艾奇逊说他感到抱歉，但我的大使任命必须撤销。我回答说一开始我并不想担任大使，只是由于马歇尔的迫切要求才同意接受任命。我告诉艾奇逊，我不喜欢这种观念，即共产党人有权决定由谁来出任美国政府的责任职位的任命。
面对中共的激烈反对，试图缓和敌对情绪，让国共两方拉到一起继续谈判的马歇尔，最终选择了司徒雷登。在董显光看来，这一次关于驻华大使人选的确定，获胜的是中共：“由于司徒雷登的任命，将魏德迈这样一个有坚强意志的人排除在美国大使馆之外，实乃中共之真正胜利。”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失败的是马歇尔，或者是蒋介石，但潜台词不言而喻。
分析
以上的所有材料都显示：司徒雷登是跟中共没有任何私怨、也从未交恶的一个品德高尚、深孚众望的人。但他首先是教育家、传教士，而不是一名政治人，他对政治其实不太明白。
广受欢迎的新任大使
司徒雷登就任大使，中共方面和民间报纸的反应，的确颇为兴奋。
中共代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人纷纷发表讲话，表示：对司徒雷登博士极其尊敬，并热烈欢迎其任命。
其中邓颖超在上海答各报记者和各界人士提问时这样说：“司徒雷登先生生长在中国，对中国情形很熟悉，对我们一直有很良好的友谊，而且正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在努力，所以对于他的出任驻华大使热烈欢迎，同时也寄予极大的希望。” 中国民主同盟罗隆基说：“司徒雷登本身就是中美文化优点的荟萃，是中美文化沟通的象征。”教育家陶行知表示：“美国这一行动……不但能增进中美友谊与相互的谅解，而且也可以帮助中国，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
上海《文汇报》于七月十一日发表社论认为：“在今天的北美朝野人士中，没有另一个比他更适宜于担任驻华使节这一重要任务的了。他考虑中国问题，关心中国命运，我们或者可以说，要比任何其他一个美国友人更为亲切。以这样一个人物出任驻华大使，在中美邦交已经受到严重考验的今天，无论对美对华，都应该是有利的……司徒雷登以宗教徒的热忱、教育家的精神，来出任国共之间的调处工作，为马歇尔特使的强力助手，这对于中国人民制止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的艰巨工作，必有相当的贡献。”
蔓延全中国的乐观情绪，在《时代》周刊上也得到了体现。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时代》周刊报道了司徒雷登就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消息。这条报道，题为《对外关系：如此快乐》，字里行间，对司徒雷登的高度评价与期待，对中国未来局势所持的乐观情绪，与中国民间媒体的积极反应几乎完全相同——
在华的美国人中间，最有能力可以向担负棘手使命的马歇尔将军提出建议并使之感到欣慰的，没有别人，只能是消瘦、年迈的传教士司徒雷登。在七十年生涯中，敏锐、富有创见的司徒雷登，是最年长、最睿智的老中国通之一，他对中国的思想、生活习惯、语言、当权者了如指掌，远超过了大部分中国人。
司徒雷登获得的这一价值无法估量的教育，始于一九○五年，当时他新婚宴尔，被委派为南方长老会传教士，从美国返回他的出生地中国。这位传教士的后代子承父业。在南京神学院，他讲授了七年的《新约全书》，之后，他找到真正适合他的、担任由美国资助的中国最有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校长。
作为在华最优秀的美国教育家，司徒雷登深入中国访问，远离中国政治，与各种倾向的人都有往来，广受爱戴。尤为重要的是，他与蒋介石、蒋夫人、宋子文院长、共产党谈判代表周恩来（一些共产党的延安领导人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关系都不错，并获信任。
战争结束后，司徒雷登计划恢复燕京大学，然后，他可以退休，结束在华生涯。但是，上个月，马歇尔将军开诚布公地敦促蒋和周恩来继续进行停战谈判。他拜会司徒雷登，请他劝说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几天后，老中国通司徒雷登帮助西方人马歇尔成功地获得了他所期待的停战。同时，这也让马歇尔做出了一个决定。
对于中国，这一任命意味着新的联合的希望，他们以前所未有的一致，欢迎司徒雷登的新“面孔”和杜鲁门明智而出色的选择。对司徒雷登而言，这是他的公众服务生涯的一个激动人心的高峰。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更需要这位美国传教士校长。
来了，司徒雷登。
他来了，从燕园启程，来到南京，走进西康路落成不久的美国大使馆。在世人的欢迎、注目、期待下，这位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在走过四十多年的教育行程后，走进了一个全然陌生的领域。“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舍我其谁”的兴奋，面对内战困局的忐忑不安……不同心绪，不同感觉，杂陈于胸。
告别燕园，行前司徒雷登向燕京大学校委会递交了请辞校长函。他说，他不能拒绝使命。他说，他还想回到燕园。七月十二日的辞函中写道：
你们谅已知悉我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任命了，请允许我立即向你们保证，我之所以接受此项任命，完全是出于我确信此举目前最符合我为之奉献终身的燕京大学本身和其他有关方面利益。
我既已被召唤来帮助解决困难，那我是不能拒绝的。
我希望能在一年或更短的时间里，可以从我的新职务上引退，重返我今天离开的地方。
未来局势发展谁都无法预料。司徒雷登所设想、所期待的一切，都将落空。一年，两年，他都没有从新职务上引退，他更没有机会重返燕园了。
与他相关的历史画面，则将在后面的叙述中渐次展开——
就任大使刚满三年后，司徒雷登离开南京，为他送行的是一篇由中共领袖毛泽东亲笔撰写的雄文《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日他黯然回到华盛顿，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同年，十一月三十日早晨，他严重中风，第二年出院后住进傅泾波家中疗养；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向杜鲁门总统去信辞去驻华大使。十二月十一日杜鲁门复信同意；一九五二年燕京大学解散；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九日，司徒雷登去世，此前，他一直住在傅泾波家中，与这位中国人相依为命……
来了，司徒雷登！——别了，司徒雷登！——不同内涵、不同主题的场面，来去之间，交叉替换，一个人的兴衰起落，由此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成为永远的话题。
换个角度读历史
关于历史人物，如何以严密的材料加以分析，还原历史真实，是一名严谨学者最主要的任务。对于一位长期被我们所误解的、曾对中国文化和教育产生过卓越影响的、品德高尚的著名人物，对他的重新认识可以有多种角度，并且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对历史的叙述。但对作为严谨学者的李辉来说，只有一种角度：真实。他从美国著名的新闻杂志《时代》周刊的特殊角度，找到了一种合适的叙事方式，对中国现代史进行“纪传体”式重新梳理，为那个被淹没已久的时代、为那些被误解、被诬蔑、被歪曲的人物，重新立传，并让那些被抽象为简单的正面/反面、进步/落后标签压在历史灰尘底下的事实，重新焕发光彩。除了这篇写司徒雷登的文章之外，李辉还写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四大家族”代表人宋子文等人。所有这些人物，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都是被嘲讽的漫画式可笑人物。但在李辉的笔下，他们还原了血肉与个性。例如，看起来颟顸可笑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实际上是满腹经纶的前清秀才，写得一手好字和文章，并且品性正派，无论侵华日寇怎么利诱都绝不出山做傀儡，恼羞成怒的日本特务最后使用卑鄙手段暗杀了他。而“四大家族”中的宋子文，其实是一名严谨的、有丰富的西方知识背景的银行家。他们的个性各异，人生也大有不同。因为材料丰富、逻辑严密、结论严谨，李辉在《收获》杂志上开设的文史专栏“封面中国”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
换个角度读历史，就如同前面的换个角度看神话一样，会令人耳目一新。
延伸阅读
李辉散文集《封面中国》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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