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气韵”之说，始自六朝南齐人物画家谢赫的《古画品录》。谢赫提出“画有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采，经营位置，转移模写。从此，六法之首的“气韵生动”成为中国画根本性审美标准。谢赫是人物画家，人物画之“韵”来自于所谓魏晋风度，也即当时的人伦鉴赏标准，指一个人的情调、个性有清远、通达、放旷之美，而这种美流注于人的形相之间，从形相中可以看得出来，把这种神形相融的韵，在绘画上表现出来，即是“气韵”的“韵”。
女画家卢芳国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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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以后，原来作为人物画背景的山水景物终于成为绘画的主要表现对象山水画勃兴，产生了唐末荆浩的《画山水录》，荆浩将谢赫的“六法”分析、整理，提出六要——气、韵、思、景、笔、墨“六法”之“气韵”与“六要”之“气、韵”实际上打通了人物画与山水画的界限，以人物画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山水画的价值标准，或者说以山水画的价值标准来深化人物画的价值标准荆浩《画山水录》：“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仪不俗”当代学者伍蠡甫在《中国画论研究》一书中解释：气——画家有度物取真的认识力或审美水平，它便随着笔墨的运使而指导着创作全程——这个贯彻始终的“心”力或精神力量，称为“气”；韵——风韵、韵致的表现，时常是隐约的、暗示的，并非和盘托出。
中国诗歌、音乐、书法、雕塑等皆讲究“韵”。当代学者刘承华先生在其《中国音乐的神韵》一书中指出，“韵”是中国艺术最高之美，相对于“意境”，它更加贴近中国艺术的美学特质和审美范畴。中国古琴的音迹是抛物线型的，这种抛物线型的音迹不可分析、解剖，其运行轨迹牵引着你去追寻、去探究、去捕捉，但又总是捕捉不到，若有若无，若即若离。正是在这种追寻、探究和捕捉中获得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
女画家卢芳国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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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华先生关于古琴音迹的论述使我们想到了中国书画的“线条”。“线条”是中国画的主要表现手法，但是“线条”里有“气”有“韵”，线条运行过程中的方圆粗细、浓淡燥湿、转折顿挫、中锋侧锋等等讲究中都暗含“阴阳”互补之道，虽然我们通常认为“线条”对应于水墨画中的“笔”（用笔），但从广义上讲，以毛笔或其他工具运墨、用墨时，还是构成“线条”，因为一块块的“墨”连袂一气就是朦胧起伏的线条，因此是谓“笔中有墨，墨中有笔”。“线条”如同音乐中的抛物线音迹一样本身就有“韵”——通向玄远，同时这种以水墨构成的线条本身在色相表现上又颇具“气韵”——通过运笔的各种讲究，再加上中国画坚持以水墨为正宗，以“墨”的色相以示玄远、深微，三种条件加起来，我们可得出结论：中国画在艺术精神上是以“韵”为旨归的。因为“韵”通向“抛物线”（线条）所指引的玄远之境，韵是气的依归。
女画家卢芳国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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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认为“气韵”难求，有发于墨者，有发于笔者，有发于意者，有发于无意者。“气韵”生动效果的取得，有难易程度上的区别，而且它还要求一幅作品的方方面面皆不得马虎，按照“一画”理论，“一画落纸，众画随之”，如果“一画落纸”，中间在用笔、用墨、物象、布局、题款、用章任何一方面，一个局部出了问题，也就破坏了整幅作品的“气韵生动”的格局。最要命的是创作主体在起笔绘写之前，并没有掌握那“一画之洪规”，那么他下笔以后，一笔不到，笔笔皆不到，则无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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