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上映的韩国电影《韩公主》，延续了韩国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批判性，以未成年少女的侵害案件作为切入点，反映出韩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性的麻木和社会道德的缺失。
主人公韩宫菊是一名年仅17岁的学生，她喜爱音乐，渴望在舞台上唱歌。却因为意外而转学，从前乐观的韩宫菊变得沉默、敏感。转学后，宫菊结识了活泼开朗的恩熙，朋友的热心逐渐打开了宫菊封闭的内心。借住的老师妈妈也让她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笑容重新回到了她的脸上。
生活总在我们尝试爬起来的时候再次给予重击，痛苦的过去并没有因此放过这个可怜的女孩，朋友好心上传到网络的影像资料，暴露了宫菊小心翼翼隐藏的身影，当平静的生活再次被打破，尝试求助无果后，韩宫菊再次陷入了绝望。而这一次，她没有了坚持下去的力量，在客车远去的光影里，纵身跳入了滚滚流逝的汉江。
影片里面，导演采用了倒叙和插叙的拍摄手法，用一幕幕零碎的片段，在现实与回忆两条主线并行的模式中，拼凑出了“韩公主”所遭遇的痛苦经历。现实中的种种都如同记忆的开关，随时能让她记起过去，在现实与过往的影像重叠下，她为生存所做出的种种努力，都化为了泡影，诺大的世间，却没有了女孩的容身之地。
韩国的现实主义电影大多具有鲜明的核心指向性，完整的情节里都隐藏着强烈的情感意向，人物逆造是电影成功与否的关键，在这部影片里面，我将从“麻烦规主义”、“利己主义”和“逃避现实主义”三种类型来分析主人公所面对的人群众生相，以及隐含在个体背后的社会性问题。
麻烦规避主义者：拯救者递出的刀子
影片开始，韩宫菊被一群面带漠视和鄙夷的老师围在中间，她蜷坐在椅子上，紧张的握着双手，如同一个犯错的女孩在面临着审判，尽管心里努力想着“我没错”，可是说出来时却是那样的有气无力。她的书包从老师手里一个个传递着，“嘭”地扔到了她身边，本是受害者的韩宫菊，却成了急于被老师们甩掉的包袱。
- 郑校长帮韩宫菊联系到仁川中学就读，并在她无处容身的时候，让她住在了自己的家里与妈妈做伴，时刻关注着案子的进展，保护着韩宫菊的生活不被打扰，伤害事件发生后，郑校长是最先让宫菊感受到安慰的人。表面上他是善良助人的好老师，可当宫菊走投无路给他打电话求助的时候，宫菊说：“我怎么办啊老师、我害怕老师”，而郑老师的回答是：“老师也没办法、打电话吧”。
另一部韩国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熔炉》里，面对受到校长和其他老师侵害的聋哑学生，仁浩老师勇敢的站出来，他象一堵墙挡在前面，尽自己的力量保护着弱小的孩子。而这部影片里的郑校长更像是沙子筑起的篱笆，稍大一些的风雨，他就颓然溃散了。
- 郑校长了解真相，清楚韩宫菊的无辜，却也是把宫菊推入绝望漩涡的帮凶，他与其他老师一样，害怕给自己带来麻烦，帮韩宫菊转学，收留她住在家里，既是解决麻烦的方式，也是一种心怀愧疚的补偿。他曾对宫菊说过，犯错的人不一定就是有罪的，受侵害的事实说出去也不好听。 这就是周围人的认知，被侵害是错，忍受屈辱活下来是错，对世间存有希望更是错。
爸爸在欺骗宫菊签下谅解书之后，借着醉酒告诉了我们答案：在韩国，要有能力才行，法律，也是为有钱有靠山的人所立的。家庭的贫穷就是原罪，父母的绝情就是剥夺希望的刀子，这就是她面对的韩国，无法解脱的现实。
- 宫菊在仁川认识了恩熙，她试着敞开心扉来接纳新朋友，欢笑又出现在了脸上，也许一直这样，她还能做回从前快乐的“韩公主”。
- 宫菊唱歌的视频被同学传到网络，她预感到灾难将再次降临。不出所料，施暴者的父母闯入课堂，推搡着宫菊，逼迫她签下谅解书，责骂她是贪钱的坏女孩。她们叫嚣的理由，竟然是孩子过生日没有喝到海带汤。
- 宫菊再次陷入绝望，她把电话打给了恩熙，此时恩熙正看着宫菊和闺蜜被侮辱的影像，镜头游移在不断震动的手机身上，恩熙犹疑着没有接电话，她的犹豫切断了宫菊仅有的一丝活下来的念头。
朋友们曾嘲笑宫菊的梦想，只是能游完25米。她们哪里知道，宫菊是想到花玉的下场，才努力的学游泳，就是害怕有一天承受不住压力走上同样的路。可就像朋友说的，25米，就算游到了，也是池壁。那是人心的壁垒，是周围人给宫菊设定的障碍，施暴者逍遥法外，受害者被视为不洁，当挣扎求生的念头被现实一次次扑灭时，等待宫菊的好像只有绝路可走了。
利己主义者，自私心理下的趋利性选择
- 在出租房，东允为了自保，骗宫菊喝掉下了药的饮料，一场悲剧就此发生。被害人趴在地上，一双双腿在镜头中依次出现，宫菊的痛哭和频繁进出的双腿形成强烈的对比，导演没有直接描述受辱的过程，可就是这一闪而过的瞬间，让我的心突然揪起，有一种跌落谷底的痛。
43个人，43个恶魔，屋外的男人轮流戴着头套，房间里遭受着折磨的宫菊渴望着被救赎，她记住了这个屈辱的数字，其中有她为之出头的东允。更加讽刺的是，当晚东允的爸爸回来，面对被欺辱的宫菊和花玉，他带着儿子离开，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事后却要求宫菊原谅同为加害者的东允。
乔尔·范伯格在他的“心理学利己主义”一文中，对心理学利己主义作了这样的描述：“任何人最终所能欲求或寻求的（作为目的自身的）东西只能是他自己的个人利益。”
面对民浩的威胁，在人与畜生之间，东允果断的选择了后者，这跟他的爸爸如出一辙。在利己主义者的字典里面，任何行为的动机都是源于对他们个人利益的欲求满足，除此之外，他们所体现于外的温情也不过是虚假的伪装，戴上头套，内心的恶就被无限的放大，那才是真实的东允。
- 警局里，面对着警察的逼问，孤独无援的宫菊流泪哀求：“我想离开这。”警察说：这可是有一个人死了，这小丫头让这儿都跟着丢脸 。他们眼里的真相是什么？或许除了宫菊没有人会在乎，就像警长跟老师妈妈说的话：她朋友跳河了，没做错事为什么自杀啊。
宫菊又一次离开了曾经寄于希望的“家”，警长追出来要求她签下对东允的谅解书，宫菊不解的问道：“接受道歉的我，为什么要逃走啊？”宫菊不明白，做错事的人可以理直气壮，而受伤的自己却只能一次又一次小心翼翼的躲避，是人性的沦丧还是正义的缺失，没有人知道。
当年轰动一时的“彭宇案”，延伸出一个很奇葩的产业“碰瓷”。我们不知道网络热传的“不是你撞的，你干吗去扶”这句话的真伪，但从判决书上可以看出，法官关于事实认定的常理推断存在着疑义，第一个下车碰撞的可能性就大，没有选择去抓撞人者而是扶老人就是有问题，这种逻辑不应该成为专业人士的判断依据。
在年轻人与老人之间，法官选择了依据常识，在弱女孩与施暴者背后的权势之间，警察选择了后者，强与弱的区分在这里似乎是盖棺定论的事情。可是事实不是旁观者的臆想，它需要法律用严格的证据链来佐证，作为执法者，保持公正的心态处理案件，才有可能找出表象背后隐藏的真相。
逃避现实主义者，把救赎变为深渊的“亲情之刃”。
全球有名的“家庭治疗师”萨提亚女士曾提出：一个人和他的原生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有可能影响他的一生。
- 韩宫菊费尽心思才找到母亲，却被误会是爸爸派来要钱，为了所谓再婚的不易，更换掉手机号码，与女儿断绝联系。当她狠心的说出：“不要再来找我”，这是母亲给予主人公亲情的切割和心灵的打击。
- 由于花玉的自杀，宫菊在警局接受调查，当她在呵斥中无助的颤抖，爸爸却杳无踪影。而他之后的出场，却是收下了施暴者父母的钱，用廉价的亲情来欺骗女儿签下谅解书。在桑拿房寄宿的晚上，宫菊救助于爸爸，耳边传来的是对方不耐烦的声音，伴着KTV里欢快的歌声。一个十七岁的少女，面对接二连三的心灵的痛击，她还能怎么办呢？
整部影片都让我们无法放下沉重的心情，好像在宫菊的世界里面处处都立着一座座难以逾越的高墙，每当她奋力挣扎着想求得一线生机，总有一张无形的双手将她重重的压下去，如同她在游泳池里那么努力的学着浮起来，可在她露出水面的瞬间里，总有刻骨的冷漠又把她孱弱的身躯按回到水下。
“宫菊啊，为什么那么努力地学游泳啊？”
“想重新开始！”
电影结局，韩公主跳下了水流滚滚的汉江，在游了一小段之后影片落下了帷幕，视线里也许恰好是短短的25米，既是对于冷漠群体的讽刺，也充满了对现实无奈的解释。当耳边连续响起呼喊“韩宫菊”的声音，又像是某种希望悄悄的诞生，这种点到即止的手法，给观众更大的想象空间，让我们去思考该怎样打破人性里自私的壁垒，如何让悲剧不再继续上演，我想这才是影片所传达出来的意义。
我是 ，喜欢码字的情感创作者，如果这篇文章能给你带来一丝情感的共鸣，那就是我最大的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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