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韩国爆出了一个名为“N号房事件”的大新闻。
N号房事件是指2018年下半年到2020年3月在Telegram发生的大规模网络传播、销售性犯罪视频的事件。受害者包括大量未成年人，加害者最少有1万人。
这些加害人通过网络搜集被害人的信息资料，然后用信息泄露等手段胁迫被害人上传隐私照片，包括但不限于裸照等等。不仅如此，许多加害人甚至还对受害人在线下进行了侵犯，并且将侵犯视频上传至N号房，供用户观看。许多受害人还是未成年人。
令人感到意外和震惊的是，N号房的用户高达27万人次。
不少人看到这条新闻，都会嫌弃地想——“为什么要关注这种猎奇的、没什么价值的新闻呢。”“这种事情在韩国经常发生……”
没有人喜欢传播负能量，但当韩国的一个大规模公共事件被揭露时，我们作为普通人应该去了解与正视社会阴暗面的存在。并且从本质去思考与剖析——它为什么会存在？怎样的价值观应该被宣扬？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性教育？怎样才不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N号房事件的恐怖之处
N号房事件的恐怖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大规模的，可能发生在韩国任何一个普通人身上的事件。也就是说，以加害者高达万人来计算，在韩国，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加害者，每一个人也都有可能是受害人。
在网络上，已经蔓延开了一种“观看者无罪”论——不少的观看用户拒绝公开身份，并且表示自己只是观看视频，并没有做出实质的施暴行为。对此，我的看法是，“观看者”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有潜在的反社会人格了，这一点将在后续的本因分析中详细阐明。
当新闻播出，媒体一致的呼声是——“女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这当然不可否认，但，无论女生有多小心，如何避免从四面八方侵袭来的恶意呢？受害者无罪，受害者也不应该因为“没有保护好自己”而受指责，韩国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社会中能滋生出这样的人渣与败类？
固化的阶层与难以撼动的财阀
在有关韩国的众多资料当中，无法越过的一点就是“韩国的财阀”，无论是2018年朴槿惠的下台，还是2019年崔雪莉的自杀事件，似乎都与韩国的财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韩国的财阀有多强大，阶级固化有多严重？
根据韩国调研机构ceoscore数据，2017年韩国前10大企业的销售额为6778亿美元，占韩国整体GDP的44.2%，这个数字在日本是24.6%，美国是11.8%，中国则更低。仅三星一家企业的销售额，就占了 GDP 的 14.6% 。
财阀拥有劳动力、原材料、技术、产品的定价权，并且不断开拓海外市场，而中小企业受到挤压，不断倒闭，使得就业越来越困难。这种经济结构导致韩国经济进入国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萎缩、就业低迷的恶性循环，中产阶层流失，收入两极分化加剧。人们迫切要求实现经济民主化改革，对特权阶层持批判态度，这也是韩国一些媒体和人士10年来一直执着于调查张紫妍案的原因。（王晓玲）
正如电影《寄生虫》中讽刺的一样，韩国已经是一个完全阶级固化的社会，普通人基本没有办法实现阶级跨越。
贫穷的人就如同寄生虫一样在这“发达国家”的狭缝里生存，没有翻身的机会，更没有向上爬、自我实现的可能。——“上流社会纸醉金迷，下流社会就是地狱。”《寄生虫》里的别墅，不就是韩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吗？财阀经济之下，小生产者或者创业者的空间逼仄，雯光的老公创业失败，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躲避追杀而到了地下——背后是急剧变迁的韩国社会关系的扭曲，寄生关系是一种非正式的充满矛盾和张力的社会关系。全球化叙事之下，贫富分化、阶层对立、穷人的无望和艰辛被遗忘掉或者过滤掉了。（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孙兴杰）
固化的阶级，“寄生”与“被寄生”的关系，恰恰是脆弱且有害的。
固化的阶层与难以撼动的财阀
在有关韩国的众多资料当中，无法越过的一点就是“韩国的财阀”，无论是2018年朴槿惠的下台，还是2019年崔雪莉的自杀事件，似乎都与韩国的财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韩国的财阀有多强大，阶级固化有多严重？
根据韩国调研机构ceoscore数据，2017年韩国前10大企业的销售额为6778亿美元，占韩国整体GDP的44.2%，这个数字在日本是24.6%，美国是11.8%，中国则更低。仅三星一家企业的销售额，就占了 GDP 的 14.6% 。
财阀拥有劳动力、原材料、技术、产品的定价权，并且不断开拓海外市场，而中小企业受到挤压，不断倒闭，使得就业越来越困难。这种经济结构导致韩国经济进入国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萎缩、就业低迷的恶性循环，中产阶层流失，收入两极分化加剧。人们迫切要求实现经济民主化改革，对特权阶层持批判态度，这也是韩国一些媒体和人士10年来一直执着于调查张紫妍案的原因。（王晓玲）
正如电影《寄生虫》中讽刺的一样，韩国已经是一个完全阶级固化的社会，普通人基本没有办法实现阶级跨越。贫穷的人就如同寄生虫一样在这“发达国家”的狭缝里生存，没有翻身的机会，更没有向上爬、自我实现的可能。——“上流社会纸醉金迷，下流社会就是地狱。”
《寄生虫》里的别墅，不就是韩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吗？财阀经济之下，小生产者或者创业者的空间逼仄，雯光的老公创业失败，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躲避追杀而到了地下——背后是急剧变迁的韩国社会关系的扭曲，寄生关系是一种非正式的充满矛盾和张力的社会关系。全球化叙事之下，贫富分化、阶层对立、穷人的无望和艰辛被遗忘掉或者过滤掉了。（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孙兴杰）
固化的阶级，“寄生”与“被寄生”的关系，恰恰是脆弱且有害的。
性别对立与厌女情结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台词。当金智英在学校被男生骚扰与侵犯时，爸爸却不假思索地指责了金智英——“如果不是你穿得那么暴露，别人怎么会去骚扰你呢？”
——2019年，一名短道速滑女选手称长期遭受教练的殴打和性暴力。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针对五个球类项目运动员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女运动员中的37.7%曾遭受过性骚扰和性暴力，“ME TOO运动”随即掀起高潮。韩国媒体以及人权组织、女性团体指出，
遭到性骚扰的女性大多选择沉默，而施害者却并不刻意隐藏自己的行为。调查显示，遭性侵害者中只有4.4%选择告发，而在侵犯场景中，餐厅聚餐占50.2%，训练场占46.1%，都是公开场合。从各种报道来看，对女性的侮辱和暴力广泛存在于各个阶层和场域，且被韩国社会所默许。在韩国，传统文化影响依然强大，男尊女卑、重男轻女观念严重。在现代化过程中，平等、人权、民主等价值观在观念领域得到普及，但在日常生活中，内化于韩国人文化心理的男性特权意识的影响依然存在。据统计，韩国成年男性的家庭劳动时间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最短，职场劳动与家庭劳动时间总和也只处于中等水平。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韩国经济进入持续低迷期以来，韩国年轻人面临的竞争日益激烈。受就业难的影响，年轻人进入“社会成年”的年龄不断延后，长期处于低收入和雇佣不稳定状态，被称作“ 88万韩元世代”（大学毕业生平均月薪只有88万韩元，约等于5000多元人民币，仅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所需），甚至“三抛弃世代 ”（不得不无限期推迟甚至放弃恋爱、结婚、生子）。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成为阶层身份较父母出现下滑的第一代人。对男性年轻人而言，身边学业成就更加优秀、经济活动参与欲望日益高涨的女性带来了竞争压力，男性年轻人中逐渐出现了憎恶女性的现象。“维护女权”的声音高涨，更使年轻男性感到了相对的被剥夺感。（以上内容节选自《韩国女性话题背后的阶层矛盾与社会分裂》，作者王晓玲）
也正是这种“厌女”的情结出现，诱导了“N号房事件”的发生。
结语
在昨天，我在群里刷到了“韩国N号房事件”的新闻，这件事让我感到了很深层的恐惧与不安。总得再强调一次——我并不想传播负能量。这条新闻爆出时，不少人会简单地评论“好变态”，或“人性本恶”，但我认为很多事情并不能简单地从“本恶”去入手分析。
通过剖析“为何韩国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万人施暴事件”，我们明白，
保持正直、追求真理、拒绝诱惑——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正是因为不简单，它才在这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更显可贵。正是因为它的存在如此地阴暗，我们才要正视它、用一道光照耀着社会阴暗的角落，不仅是为了避免我们自身落入“N号房间”，也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生活在阳光当中。我们始终要谨记一点——尽管我们生活在光明之中，但这份光明，是因为很多默默无闻的人照亮了黑暗，也是因为更多的人坚守着这一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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