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生活於戰國的動亂時代，社會的混亂使他肩負起了平定天下的使命，他曾疾呼“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懷著這種使命感，他繼承孔子學說，周遊列國，希望將自己的“仁政”主張施於政治，以期改變現狀。當時的孟子已久負盛名，各國國君都樂於接見他，但大多卻不願意施行“仁者無敵”的仁政，反過來紛紛修兵重斂、極欲稱霸，對待老百姓大多暴虐無道，他們接待孟子這樣的學究，不過是要個好名聲罷了。孟子的學說被當時的世人評論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無法付諸具體的政治實踐。
孟子在齊國不甚得志，在聽說宋王偃要行仁政之後，便來到了宋國。在此他告訴戴不勝要多推薦賢士，並答戴盈之問，還曾與滕國世子論性善說。清康熙《商丘縣誌·聖蹟》載：“孟子嘗在宋與戴不勝論薛居州，與戴盈之論什一之賦、關市之徵。”在孟子看來，宋王偃左右賢人大概不多；既不能使宋王偃為善，孟子也就在接受饋贈七十鎰後離開了。由此，結束了他的宋國之旅。
仁者無敵傳宋國 將行王政乃誆言
對於宋國來說，公元前318年是極具轉折意義的一年，就在這年，宋君子偃開始稱王，稱為“宋康王”。由此，在諸雄爭霸戰國，周天子的權威完全喪盡的時候，宋國國君仿效其他諸侯國，自行廢除自己的公國爵位，稱王取得了和天子一樣的爵位，“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史記·宋微子世家》）。大約就在此時，對宋國變革滿懷期望的孟子帶著自己的徒弟來到了宋國，這從孟子高足弟子萬章的問話中可以確定適宋時間：“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滕文公下》）
在萬章的詢問中，他擔心宋國是個小國，如果推行王政，是不是會惹得與之為鄰的齊國、楚國討厭它繼而討伐，如果這樣又應該怎麼辦呢？孟子對於萬章的詢問耐心解答，他舉了幾個例子證明“仁者無敵”，一是商湯征討葛國等諸侯的例子，二是周王征討攸國、於國等諸侯的例子，從而說明諸侯如果實行王政，則不僅會得到本國人民的擁護，還會得到暴君所在國人民的擁護，如此四海歸心當然會戰無不勝。最後說明“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意即只怕宋君不推行王政，如果真能推行王政，普天之下民眾都會抬頭盼望，要擁護這樣的人來做君主；齊國、楚國雖然強大，又有什麼可怕的呢？
孟子與宋王偃同時，關於宋王偃，史書說是一個暴君，而這裡說他“將行王政”，兩種說法可謂截然相反，這又是為什麼呢？有學者據此便說宋王偃並非暴君，事實真相又如何？宋王偃行桀政，不僅《戰國策》《史記》有記載“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就連與偃同時、同國的莊子也有類似的說法，“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他把宋王視為兇猛的驪龍。因此，《史記》等書的記載相互印映是可信的。《孟子》中萬章說宋國“將”行王政，並不等於宋國已經實行仁政。從《史記》“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的記載來看，宋王偃是一個頗具政治野心的人。最初他可能出於一些目的曾宣佈要推行仁政，所以萬章才會有宋國“將行王政”的說法。而且接下來孟子師徒在宋國的所見所聞，也說明宋王偃確實沒有施行仁政。
誰與為善善王心 一傅眾咻難之善
在宋國，孟子先見到了宋王偃的近臣戴不勝。宋國能否推行仁政，關鍵在於宋王，所以見到戴不勝，孟子開門見山就談起了他對宋王的看法，希望戴不勝能將他們之間的談話轉告宋王。孟子對戴不勝說：“子欲子之王之善與？”（《孟子·滕文公下》）如果想讓宋王心向善道，就必須對宋王身邊的人進行大的調整，宋王之所以未能實行仁政，是因為宋王身邊的賢臣太少。
孟子舉例說，這就好比一個楚國大夫想讓他的兒子學說齊國話，雖然找來了齊國人教他，然而身邊卻有許多楚國人在不停地吵鬧打擾（“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即成語“一傅眾咻”），在這樣的環境下，即使天天用鞭子抽打他，逼他說齊國話，也是學不好的；相反，把他帶到齊國首都臨淄莊街、嶽裡這樣的鬧市住上幾年，在這樣的環境下，即使天天用鞭子抽打他，想讓他說楚國話，他也只會說齊國話。所以，一個人的行為和品行與他周邊的環境以及他所接觸到的人有著非常緊密的關係。宋王身邊的人若都是無德無才之人，雖然有一個人稱善士的薛居州，然而即使薛居州住到王宮，天天陪伴在宋王身邊，也禁不住左右宵小之輩的干擾和破壞，畢竟孤掌難鳴、勢單力薄。所以宋王如果真心向善，要行仁政，當務之急是選用賢人、逐除奸佞。
孟子通過一番剖析，指出士人除了讓君主接受自己的主張，追求至善，更重要的是要為君主創造一個善的環境，讓善人善事圍繞在君主身邊，對君主施加影響，這是一個具體的治國方法。同時，孟子也清醒地看到，宋王偃是“不善”的，且身邊的賢臣能士很少，他已感到在宋國實行仁政恐怕很難。
何待來年再減稅 不若不做偷雞賊
宋王偃不斷對外用兵，鉅額的花費都要由百姓來負擔，因此宋國當時稅賦較高。當宋大夫戴盈之前來拜見時，孟子與他談了實行仁政在稅收方面應當注意的問題。孟子主張治理國家，在經濟上要減輕稅收，田稅實行十分抽一的稅率，市場和關卡的徵稅要取消。戴盈之聽後對孟子說，十分抽一的稅率、取消市場和關卡的徵稅雖然有道理，但是今年還很難完全做到，我們現在先減輕一些，到明年再完全實行，這樣可以嗎？
孟子聽後知道是戴盈之在找藉口推託，但他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又舉了個例子。他說，現在有個人每天偷鄰居一隻雞，有人告訴他說：“這不是有德之人的行為。”那人說：“那就先減少一點吧，我把每天偷一隻雞改成每月偷一隻雞，等到明年，再徹底洗手不幹。”（“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即成語“月攘一雞”）孟子認為戴盈之以及宋國的君臣明知自己的行為不對，卻推三阻四不下決心馬上改正，與這個明知偷雞有錯卻不立即金盆洗手的偷雞賊沒有本質的區別。孟子這個時候把戴盈之以及宋國的君臣比作偷雞賊，可想而知他的憤怒之情，而此時孟子已對宋國君臣失望至極，他的心裡萌生了離開宋國的想法。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由孟子在宋國的所見、所聞、所感可知，他在這裡的“仁政”推廣之旅並不理想。從開始對宋國實行仁政的極高期望值“齊楚雖大，何畏焉”，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再到“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的極度失望，可以知道宋王偃行仁政的想法並沒實施。宋王偃當時的主觀目的是統一天下，行仁政不過是他的手段，其真實目的並不是造福百姓而是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正是由於宋王的動機不純，加之身邊佞臣太多，他始終沒能由“不善”而“之善”。據此可以說，《孟子》中的記載與《史記》等書的記載沒有矛盾，因為孟子從來沒有說宋王就是一個仁義之君。
馬學慶，河南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寧陵縣商務局局長，寧陵縣史志辦主任，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會員、中國范仲淹研究會理事、鄭州大學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員、河南省范仲淹研究會理事兼副秘書長、商丘市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兼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商丘市民間文藝家協會副秘書長、商丘市散文學會副會長、商丘市優秀中青年科技專家。其專著有《范仲淹與商丘》《古宋七子》《尋蹤梁園》《大明名賢呂坤》《寧陵通史》《厚重寧陵》《古葛探源》《己吾考略》《老堅決》等。
全國哀悼！
202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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