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古城北門拱辰門
在我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儒家思想處於獨尊地位，孔子是儒家學派的至聖先師。每逢帝王祭祀孔子時，旁邊總會有一位儒者陪著享祭，他同樣擁有崇高尊號“亞聖”。顯然，在儒家學派中，他的地位僅次於孔子，這位大學者便是孟子。孟子與孔子並稱中華“雙聖”，不管在做人還是在治國之道上，都極力推行“仁政”，以為“仁者無敵”。孟子在兩千多年前就喊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治國原則，做人要做一個“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更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沒有規矩無以成方圓”的至理名言，這些散發著智慧光芒的思想，至今映照著社會的發展。
亞聖孟子之於宋國也是情緣頗深。他曾因長期居住宋國，而被認為是流寓於此的宋國人。清康熙《商丘縣誌·聖蹟》載：“孟子嘗在宋也，當為流寓之首。”並指出因孔孟在宋國有諸多遺蹤，所以將其列於人物志之首：“而孔孟之過化，不可忘也。因著其所自出，及遊宋之概，以先人物諸篇”。孟子為什麼會寓居宋國？他在這裡有哪些故事，又有哪些遺蹤？從本期開始將講述孟子與商丘的不解情緣。
孟子首提性善說 肇始宋國成體系
在商丘古城的北門外，曾有一座規模不小的性善祠，這是一處有著特別意義的祭祀之處，因為祠裡祭祀的是“亞聖”孟子。孟子，是戰國時期的鄒國（今山東鄒城市）人，為什麼在商丘會有一處祭祀孟子的專祠，且不叫“孟子祠”而稱“性善祠”呢？因為這裡曾是孟子適宋時的居所與講學之地，他在這裡還會見了滕文公。更重要的是，孟子在這裡著書立說，提出了對中華文明進程有著深刻意義的“性善論”，因此這裡是“性善論”的誕生地。秦漢及其以後，後人將此處作為祭祀孟子之所，又因是首次提出“性善”學說之處，便稱“性善祠”。明清時期，由商丘孟氏後人管理，又稱孟家祠堂，並曾在此辦性善書院。
孟子和孔子一樣，也曾周遊列國，極力說服諸侯採納他的政治主張，以實現其拯救天下“捨我其誰”的遠大報負。然而當是時，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競相侵奪，先王之道，陵遲墮廢。孟子曾去齊、梁、魯、鄒、滕、薛、宋等國，最終其學說卻未被諸侯採納而無法付諸具體的政治實踐。但他以“性善論”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卻使其成為孔子之後的儒學集大成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貢獻可謂巨大。而孟子最初談到“性善”是他在周遊列國居宋時，具體地點即是在性善祠處。
大約在公元前318年，在齊國的孟子感到不能施展抱負，聞聽宋國將行“仁政”，於是離齊之宋。此時，滕國世子（即後來的滕文公）在去楚國訪問的時候途徑宋國，聽說孟子在宋國講學時，拜見孟子請教治國之道，孟子向其闡述“性善”之說。《孟子·滕文公上》載：“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處孟子言人皆有善性，此善性當充而用之；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以此勉勵滕國世子。從中我們看出，孟子所言性善，根於人之大本，即生之謂性，源於“天道”，其“仁義之道”皆發自於“性善”，較孔子又進了一步。
滕國世子釋疑惑 治理善國傳美談
在孟子與滕國世子的談話中，孟子的性善論以及他對“人皆可為堯舜”的肯定，給滕國世子以強烈的震撼，也使他看到了自己以及自己國家的希望。只要自己努力不懈，認真向善，不僅自己可以成為堯舜那樣的聖人，而且滕國也會因此而治理得井井有條，滕國雖小，其他國家也不敢小視。雖然孟子的思想讓滕國世子對自己和自己的國家信心倍增，然而他對此還是心存疑惑，所以在滕國世子從楚國返回滕國的途中，又特意在宋國停下來，再次向孟子請教。清康熙《商丘縣誌·聖蹟》載：“今郡城北門，有性善祠故址，相傳為（滕）文公見孟子處。”
對於滕國世子第二次在宋國拜見孟子的情形，《孟子·滕文公上》載：“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就在當時，孟子看出了他的疑慮。他開門見山並充滿熱情地對滕國世子說：“世子懷疑我的話嗎？天下的真理只有這麼一個。就如齊國勇士成覸對齊景公所說：‘他是個男子漢，我也是男子漢，我為什麼怕他呢?’又像孔子的得意弟子顏淵所說：‘舜是什麼樣的人，我也是什麼樣的人，有作為的人都應該如此。’人與人沒有太大的差別，只要自己肯努力，世間的事沒有做不成的。滕國雖小，但是若把土地截長補短，拼成正方形，每邊之長也將近五十里，還是可以治理成一個好國家的。”
滕國世子在宋國與孟子兩次相見，孟子的鼓勵和教誨，讓他對將滕國治理成為善國充滿了信心。以致於在父親死了以後當遵循何種禮儀操辦喪事，都要向孟子請教：“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孟子·滕文公上》）世子嗣位成為滕文公後，又禮聘孟子到滕國講學指導，滕國由此制定一套新的治國方略：效法先王，施行仁政，改善教育，改革土地賦稅制度等等，新措施的實施得到人民的擁護。生產發展，百姓安定，滕國的政治形象樹立了起來。由此，孟子居宋結緣滕文公論“性善”成為千古佳話。
天賦性善源四心 仁義禮智發四端
孟子在宋國講學，與滕國世子“道性善”“稱堯舜”，這兩方面實際就是孟子思想中的兩條綱，那就是“性善論”與“行仁政”，二者關係密切。孟子最早在商丘性善祠處“道性善”，此乃“性善論”肇始之地，因此這裡在孟子思想史中佔有重要地位。孟子在此“稱堯舜”，就是宣揚唐堯虞舜的“王道”政治而反對霸道，即“仁政”（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的善良本性是“不忍人之政”的仁政基礎，二者關係是密不可分的。孟子把孔子的“德治”主張發展為“仁政”學說，所以“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他對待人和社會溫柔敦厚的作風，曾被胡適戲稱為“媽媽政策”。
孟子“性善論”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那就是“四心”和“四端”。他肯定人性生來是向“善”的，“善”的表現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從道德觀念講，就是“仁義禮智”四端：“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這四個善端“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不是外加的，而是自己所固有的。孟子從天賦性善論的“四心”推導出天賦道德論的“四端”，進而再推導出“不忍人之政”（仁政），從而形成他哲學思想的基礎，建立了哲學與倫理學、認識論與道德修養相統一的學說。
孟子的“性善論”是對孔子學說的理論完善，較孔子仁學更進一步。孔子的仁學是先設一個“天道”下落到“正心”，然後由此“正心”向外發展，形成一個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孟子的“性善論”則將“仁義禮智”的善端歸諸於“心”，由“內”在之心性向“外”付諸行為展開，使學說建立在“心性”之上，使儒家道德人性得以完全確立，也形成了以“性善”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從而在中華思想文明史上寫下濃濃的一筆，也讓孟子與商丘性善祠的情緣在歷史進程中熠熠生輝。
馬學慶，河南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寧陵縣商務局局長，寧陵縣史志辦主任，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會員、中國范仲淹研究會理事、鄭州大學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員、河南省范仲淹研究會理事兼副秘書長、商丘市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兼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商丘市民間文藝家協會副秘書長、商丘市散文學會副會長、商丘市優秀中青年科技專家。其專著有《范仲淹與商丘》《古宋七子》《尋蹤梁園》《大明名賢呂坤》《寧陵通史》《厚重寧陵》《古葛探源》《己吾考略》《老堅決》等
全國哀悼！
202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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