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
智慧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是儒學人格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道德又是儒家所追尋的終極目標。所以秦始皇也成為第一個到泰山“封禪”的帝王。在此之後，“封禪大典”逐漸演變成為最高級別的國家禮儀，而除了祭祀天地外，還先後加入了狩獵、遊覽、儀仗巡遊、歌舞表演等形式，以至封禪大典的規模成了一個國家強盛與否的標誌。漢武帝時期是儒家思想的一次“大換血”時期。雖然儒家因此而一躍成為眾家之首，並長期主宰我國傳統思想，但儒學也從此成為了帝王的愚民之學。君權神授，就是把皇帝的權力放在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質疑。人治，同樣是一種順應現實需要而產生的儒家學說。所謂“內聖外王”，實際上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即先“內聖”，而後“外王”。其實，這和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一個道理。由此來看，孝悌是君子立身的根本，也是奉行儒家思想的重要前提。這裡所提到的“道”，實際上指的就是一種社會高度的規則和秩序，同時包含道德和行為兩個層面，因為道德思想和行為舉止實際上都是由文化決定的。
從公元221年秦始皇稱始皇帝開始，到1912年清帝溥儀下詔退位，我國君主專制政體一共延續了兩千一百三十二年。在我國古代，最大的數字單位就是“萬”，但它是虛指，表示“多”和“長”的意思，比如萬壽無疆、萬國來朝等。墓葬制度逐漸形成後，所有規格和名稱有了具體規定，比如只有皇族的墓葬可以稱為陵；文臣武將的墓葬稱為冢，不為官的知識分子可以稱為墓；農民、乞丐和奴隸等底層人民的墓葬，則只能稱之為墳。此外，墓葬的規定，也存在一定的例外現象。比如，我國特有的兩位聖人，即文聖孔子和武聖關羽，他們的墓葬被稱為“林”。
在“知行合一”這個觀點提出以前，儒家弟子都必須以道德規範為行為標準，需要按照這個標準不斷規範自己的行為。可以說，在儒學發展進程中，這一觀點的提出具有劃時代意義，而“知行合一”的儒家新思想也因此大受歡迎。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對此表示，科舉考試沒有年齡限制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有效促成了人民的崇文思想，讓很多優秀人才修習孔孟之道，不斷為國家提供棟樑之才，促進國家穩定和發展；但另一方面，由於對當官發財的嚮往，很多人痴迷於讀書考試，最後落得“讀死書”、“死讀書”和“讀書死”的悲慘境地。
人治，同樣是一種順應現實需要而產生的儒家學說。這一學說建立在“德治”的基礎之上，其核心思想是注重那些道德高尚的人，讓他們掌握一定的權力，甚至居於統治地位，進而促使整個社會的道德進步，以達到天下大治的局面。但梁漱溟教授曾經指出，從“德治”到“人治”的思想學術轉變，實際上是從“制度權力”向“個人權力”的轉變。子思在他的著述中具體闡述了“中庸之道”，其中一個重要思想就是“致中和”。子思認為，人只有在找準自己的合理定位之後，才能做出正確合理的行為，即“靜”時“中”，“動”時“和”。
佛家（釋迦摩尼）
佛家認為，世間萬物都在“因緣聚合”中。所謂“因緣聚合”，就是說在人世間的萬事萬物中，任何事情的產生都會有原因，任何一個原因又必然會產生結果，而一個結果可能又是另外一個或幾個其他結果的原因，如此往復，生生不止。這就是佛家所說的“因果循環，善惡相報”，而這個過程就是“因緣聚合”。人想要得到期望的結果，遵循大道是唯一的選擇，否則就會失去，就會迷茫，就會產生痛苦，這就是“集諦”。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度人和自度——小乘佛教只求自度，極少度人；大乘佛教則在自度的同時竭力度人，以度人為功德，並認為這也是自度的一種。實際上，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區別，是一種宗教意識上的境界高低。
“受”是一個吸收和消化的過程，可以解釋為心領神會。例如，我們把東西吃到了嘴裡，色香味都不是目的，目的是吸收食物的營養。但在實際生活和修習過程中，這個道理卻經常被忽視，因此佛家認為需要加以修煉。第五因緣，六入。“六入”是可以為我們提供外界感知的器官，即眼睛、耳朵、鼻子、舌頭、皮膚和神經意識，這六種器官也將我們和塵世間的一切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色、聲、香、味、觸、法，佛家稱之為“六塵”。
道家
“天”、“地”在《易經》中被譯為“陰”、“陽”，世間萬物都是由陰陽變化促生而來。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陰陽變化又被分為四個部分，即少陰、太陰、少陽、太陽，這是一個循環的整體，也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繫辭傳》被認為是《十翼》中思想境界最高的。它首先介紹了卦爻的意義和排序；緊接著又用數學的方式闡述了爻辭意義的形成和排序經過，將《易經》分為察言、觀變、制器和占卜四個部分；最後綜合說明，指出《易經》是道德全書，是闡述大道大理的著作。
按照道家的說法，世人之所以有苦惱，就是因為有慾望卻又無法達成，所以要求人們捨棄慾望，因為慾望是永無止境的。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慾望也是人類社會進步和生產力發展的驅動力。關於違反規律，道家也有相關闡述，比如：“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在這裡，道家將“無為”上升到“無執”，實際上也就是從適應規律內部變化到適應規律外部變化的過程。“無為之治”出自《道德經》第二章：“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就是“無為之治”。北京大學哲學(宗教)系教授湯一介先生指出，想要了解道家關於“無為之治”的思想，首先就需要弄清“無為”的含義。道家將世間萬物都納入“道”中，力圖發現並遵循其運行的規律——這似乎跟“無為”的說法沒有什麼聯繫。所以在道家思想中，“無為”應該是“無違”的意思，即不違背事物運行的各種規律，而“無為之治”，就是按照事物本身的運行規律行事，不使自己有所違背。這樣的能力可能並不容易獲得，但首先必須要有這樣的意識，然後才能逐步培養出這種能力。
在當時的社會，主要的罪行有三種，分別為昏、墨、賊、殺，其中昏指的是沽名釣譽，也就是沒有高尚的德行，卻通過欺騙的手段獲得別人尊敬；墨是針對官員而言的，是指貪汙腐敗，無視法度，現在人們用的“貪墨”一詞就源於這裡；賊就是亂臣賊子，包括對主人和國家的不忠者，以及毀壞民生的統治者，三國時期劉備說的“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中的“賊”，就是這個意思；殺，就是殺人。我國古代人民的思想意識受到儒家和佛家影響很深，一方面村中有威望的老人多數為孔孟傳人，禮法觀念強烈；另一方面人們也相信輪迴和墮入畜生道的佛家思想，所以才用浸豬籠的方式對犯人施用詛咒性懲處。此外，也有學者認為，浸豬籠這種刑罰的出現是由於取材方便——我國古代先民早有養豬的習慣，豬籠也是家中常備的物品，因此浸豬籠的刑罰很容易執行。
孝文化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肖蔚雲先生指出，孝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根本，我們對長輩和宗祖懷有敬畏之心，就會對他們的文化懷有敬畏之心，因此也就會繼承他們的傳統文化，而這也正是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數千年來薪火相傳的重要原因所在。
我國傳統文化中關於孝的解讀包含兩點，一是對長輩的尊敬，比如對父母的尊敬、贍養，祭祀祖先時的虔誠等；二是對傳宗接代的重視，即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我國傳統文化認為，一個人不守孝道的行為有三種，首先是一味迎合父母所好，最終將其陷於不仁不義；其次是家中貧窮，父母老邁，卻仍然不想辦法謀生；最後就是不娶妻生子，延續祖宗的香火。在《論語》一書中，孔子曾不止一次地闡釋“君臣父子”這一觀念，總的來說他的解釋是：“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各守其道，天下治也。”反之，臣子和子女也要遵守自己的職責，如果對聖人之言、父母之命不加遵從，也是破壞社會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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