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
这是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场白，用来作为《围城》的解说词却又是这样贴切。
《围城》中钱钟书用他尖刀一样的笔，为我们刻画出了抗战初期以方鸿渐为主的海归知识分子群像，通过主人公方鸿渐“归国-归家-赴任-成家”这一线索展开情节，揭示了众人教育，事业和婚姻所遭遇的困境。
在嬉笑怒骂中剖析人性，在讽刺辛辣中追求深刻。由此我们看到的是人间百态，由此我们感受到了人心万变，这一切好似虚构，却又宛如现实，仿佛一部《新儒林外史》。
读完全书，我们不禁要问，接受西式教育洗礼，留学生就能成为海归精英吗？
唯文凭论：形式大于内容的的伪精英分子
从19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近代留学教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无数国人通过各种渠道走出国门，在大时代里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纵观留学史，民国留学生群体整体的思想水平是积极向上的，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知识分子，日后成为了推动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中不乏各行各业的精英，比如留美的钱学森，闻一多，顾维钧等人；留英的钱钟书，徐志摩，费孝通等人；留德的季羡林，叶企孙，赵九章等人，堪称史上最豪华的留学生阵容。
钱钟书
但是，大时代洪流里是鱼龙混杂的。庞大的留学生群体里仍然存在许多动机不纯，空有留学之名而无留学之实的伪精英分子，钱钟书的《围城》就刻画了这样一群人。
主人公方鸿渐是士绅贵族之家的公子哥，在光耀门楣的使命下，拿着岳父的一大笔钱出国留学。可他的游学生活却让人大跌眼镜，只见他游，不见他学。
书中说他“到了欧洲，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第四年春天，他看银行里只剩四百多镑，就计划夏天回国。”
欧洲求学四年，换了三个大学，方鸿渐把心思都用到了吃喝玩乐上，本来就骄奢淫逸的他逃脱了封建家长制的牢笼，更显得无法无天。
在花天酒地里醉生梦死的方大少爷，最后竟然毕不了业，千方百计买了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才长舒一口气，算是给了家人一个交代。
这张文凭就是方鸿渐的命根子，就相当于开路符。有了他，不仅给家里人增光增彩，还可以摇身一变为留学精英，一路畅通，成为大家争抢的人才。
和方鸿渐一样心理的人当然不在少数，国内倘若“混不下去”，就花点银子去国外“游学一番”，捞个文凭回来，土鳖一变而为海龟，称为“镀金”。
方鸿渐（陈道明饰）
回国以后的方鸿渐其实内心并不安宁，众人都以为他勤学四年，一定是一个学贯中西，通达古今的大博士，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是一个空名。因此别人请他去演讲，他只好大谈“鸦片”和“梅毒”的文明史，真正把他四年所学的“精华”悉数讲解了给了满堂师生。
但那些有女儿要嫁他的人，忘不了他的演讲；猜想他在外国花天酒地，若为女儿嫁他的事，到西湖月下老人祠去求签，难保不是第四签：“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这种青年做不得女婿，便陆续借口时局不靖，婚事缓议，向方家把女儿的照相、庚帖要了回去。
这种精英知识分子文中还有一位韩学愈，他的行为比方鸿渐更为可耻。
方鸿渐知道“克莱登大学”的文凭是假的以后，没有掩饰，向苏文纨等人承认自己作假。可是韩学愈却拿着假文凭招摇撞骗，堂而皇之地当上了三闾大学的教授。
钱钟书用“反英雄”的手法塑造人物，就是为了批判方鸿渐这类空有文凭，毫无能力的伪知识分子，更是为了批判“唯文凭论”这种社会评价标准。并非接受西式教育的洗礼，留学生就能成为海归精英。
如果动机不纯，抱着享乐主义的态度，只为混得一纸外国文凭，这样的留学生就会成为虚有其表的伪知识精英。如果这种伪知识精英招摇撞骗，把文凭当成升官符，还受到众人追捧，让“唯文文凭论”盛行其道，那么真正的知识分子精英还如何产生呢！
唯西方论：极度自以为是的优越感
大时代背景下，留学生群体的兴起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这种潮流可以追溯到晚清的“留美幼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后，自由和民主的浪潮席卷全国，全盘西化的论调不绝于耳。
大批知识分子带着对西方文明的憧憬，求学海外，想要用西方文明作为药引来医治满目疮痍的中国。
可惜，有的人学到了西方文明的精髓，有的人只学到了皮毛。学到精髓的人用他的知识救国救民，学到皮毛的人只会目空一切，以外自己是接受了高级文明洗礼的贵族，享受着自以为是的优越感。
第一批留美幼童
《围城》中有一批这种学到西方皮毛而唯西方论的人，让我们大开眼界的同时，更让我们觉得可笑可悲。
苏文纨作为书中出场的第一个人物，钱钟书描写她“戴太阳眼镜、身上摊本小说，衣服极斯文讲究。
这是典型的“新派知识女性”形象，新潮时髦，盛气凌人。作为留法博士，外加书香门第，苏文纨身上有一种畸形的高贵感，同船的“管家婆子”苏太太只不过寒碜一些，她言行中便止不住的鄙夷不屑。
还有被称为“中国新哲学创始人”的褚慎明，言必称西方哲学，也学斯宾诺莎改名。为了表示对西方哲学的拜服，竟然不远万里挨个给外国哲学家写信。并以回信作为炫耀的资本，自以为高贵的背后是卑躬屈膝的奴态和极度的自卑。
“你跟罗素很熟？”“还够得上朋友，承他瞧得起，请我帮他解答许多问题。”天知道褚慎明并没吹牛，罗素确问过他什么时候到英国、有什么计划、茶里要搁几块糖这一类非他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方先生，你对数理逻辑用过功没有？”
钱钟书对这些人物不留情面地嘲讽，实际上延续了新文化运动之后，文艺界批判国民性的写作传统。
借由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作者批判了那些嘴上标榜自由民主，盲目崇拜的高贵知识分子精英。之所以形成这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与其自身的性格因素有关，也与大时代环境下的社会心理有关。说明了并非接受西式教育的洗礼，留学生就能成为海归精英。
如果丢失自身文化的精华，又以学习到西方文化的皮毛而高人一等，这样的留学生依然是肤浅的伪知识分子精英。如果这种伪知识分子精英惺惺作态，把皮毛当做凤尾，我们还要迫于淫威，捧他们的臭脚，那么真正的知识分子精英还如何产生呢！
归国轮船上的苏文纨（李媛媛饰）
海归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如果我们真的以为围城只是象征婚姻的的话，其实是人为地削减了书的内涵。实际上“人生万事都是围城”，他存在于人生的每个阶段，更可以具象化为方鸿渐这种海归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又沐浴了欧风美雨的方鸿渐，从国外回到国内，从家庭走向社会，又回到家庭，终究还是成为了赵辛楣说的那种“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的人。
归国轮船的舱房是围城，三闾大学是围城，婚姻也是围城。方鸿渐每次奋不顾身冲进一个围城，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后，继续努力的结果是冲进另一座围城。只能和郭沫若笔下的爱牟，郁达夫笔下的“他”一样陷入精神的困境，无路可走。
方鸿渐和孙柔嘉
留学生这种永远在徘徊，无路可走的精神困境根源于自身的留学动机不端。
方鸿渐如果苦读四年，取得货真价实的文凭和成就，可能就不会四处碰壁，苦苦等待别人的救援；苏文纨如果立志为文，真的学贯中西，可能就不会弃文从商，沦为发国难财的小丑......
有些人无路可走的同时，有些人却步履如飞。不同的留学动机决定了各自不同的命运，并非接受西式教育的洗礼，留学生就能成为海归精英。
《围城》通过批判伪知识分子精英，还原了近代留学史上一群特殊人物，以其饱含的深刻思想和哲学韵味流传于世，在反映历史的同时，映照现实，当之无愧为《新儒林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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