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中的小外甥
今年年初，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
與2017年相比，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減少了200萬。“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 政策均未能扭轉低迷的生育趨勢。
不想生，也不敢生
“多個人添雙筷子”這句話時不時還被掛在嘴邊，但這個年代早已遠去。隨著經濟的發展，住房、教育、醫療直接成本高企，使它們成為了抑制生育行為的“三座大山”。
其中，買房是頭等大事，將來的子女教育、醫療等都與買房密不可分。自1998年房改以來，房價總體保持大幅上漲，給家庭撫養孩子和為子女結婚購房帶來了很大壓力。房價快速攀升，居民債務壓力快速上升，2004到2017年房貸收入比從17%增至了44%。
教育成本也在明顯攀升，特別是公立幼兒園供給嚴重不足。1997到2017年中國公立幼兒園在讀人數比例從 95%降至 44%，很多人沒辦法只能選擇昂貴的私立幼兒園就讀。根據新浪教育《2017中國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抽樣統計，學前教育階段教育支出佔家庭年收入的 26%，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階段佔 21%，大學階段佔 29%。
在這個“奶粉貴、看病貴、入托貴、擇校貴、補習貴”的時代，養孩子到底需要花多少錢？有人算了一筆賬，從懷孕的那一刻到小孩大學畢業，全部按照較低標準來計算的話，在上海養大一個孩子起碼要54萬，當然這還不包括未來買房子的錢。
以上涉及的是直接成本，還有很大部分原因來源於機會成本。張五常1985年在反對人口控制的時候就提出過，隨著時間的市場價值提高，增加了父母生育的“機會成本”，使他們自動節育，這是最理想的節育辦法。
不過，現下的機會成本高更多來自於勞動參與率較高的女性群體就業權益保障不夠。生育、看護、培養孩子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通常會導致女性勞動市場工作時間的減少，甚至中斷。 女性需要更多平衡職場和家庭，而已婚未育女性在職場更易遭受性別歧視，現有研究表明每生育一個孩子會使女性工資率降低1%—18%。
女性生育機會成本對家庭生育決策和國家生育率產生著重要影響。一方面，女性參與勞動為家庭帶來收入效應，有利於生育。但另一方面，在性別歧視程度較高的情況下，女性勞動參與率越高，生育的機會成本越大，女性越不願意生育。
此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加里·貝克爾的“孩子數量質量替代理論”從家庭效用角度出發，認為對孩子質量的追求導致的機會成本上升，也是家庭選擇減少孩子數量的主要因素。
長期的人口控制政策導致了家庭規模的“小型化”。數據顯示，從1953到2010年，實際共同居住的中國家庭戶規模從 4.36人下降到 3.10人。80後90後作為生育主力，面臨著贍養4位老人的壓力，在生育問題上因經濟成本、時間成本等想生不敢生，養老負擔重對生育意願形成明顯擠壓。
“剩女”“剩男”危機
在人口性別結構方面（聯合國設定出生人口性別比的正常值為103-107，女性=100），90後、00後男女性別失衡非常嚴重，出生人口性別比一度超過 120。1982 年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為 107.6，1990年則超過110，2000年接近118，之後長期超過120。嚴重失衡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導致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預。
2011年，《國家人口發展“十二五”規劃》提出2015年的出生人口性別比目標為115，這是中國首次把控制人口出生性別比納入國家規劃。2018年總人口性別比為104.64（以女性為100），男性比女性多了3164萬人。這個數據意味著，還是有3000多萬的男性面臨著“打光棍”的風險，尤其是農村、偏遠地區，仍存在大量的“剩男”。
雖然當下人們關注更多的似乎還是“剩女”，但“剩男”也面臨著危機。從城鄉分佈看，“剩男”超過一半在農村，2015年農村 30 歲以上男性未婚率為 5.7%，超過城市的 4.3%和建制鎮的3.6%。從受教育程度看，鄉村“剩男”超過 90%為低學歷者。此外，還有因學習深造推遲進入婚姻市場的研究生學歷男性，未婚率高達 9%。
在中國，通常的婚配模式就是“嫁高娶低”，如果同齡適婚女性短缺，男性的擇偶對象就會向年齡低的女性轉移，拉大了男女婚齡差距。同時，擇偶地區範圍也在流動擴大， 城市男性找農村女性，富裕地區的男性找欠發達地區女性，“剩男”最後沉積在欠發達地區的文化水平低、收入較少的階層上。
早在2010年，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就對全國28個省份共計369個行政村進行了調查，發佈了《百村性別失衡與社會穩定調查技術報告》。報告顯示，2013年後，中國每年適婚男性過剩人口在10%以上，平均每年約有120萬男性找不到初婚對象。
與此同時，育齡婦女規模已見頂下滑。恆大研究院的數據顯示，2030年20到35歲主力育齡婦女規模將比 2017年減少31%，其中20到35歲生育旺盛期婦女將減少44%。2016年，中國總和生育率為1.62，在全球位居倒數，不僅遠低於2.45的全球平均水平 (2.45)，還低於1.67的高收入經濟體水平。與墨西哥、巴西、馬來西亞、俄羅斯等人均GDP相近的國家相比，中國總和生育率仍然偏低。
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依靠龐大的人口紅利和市場規模，快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早在2012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就出現了多年增長後的首次下降，2018年這一數字則同比減少了470萬。
而老齡化加速，帶來社會的消費傾向較高，使得家庭儲蓄率下降，由此導致投資增速下行，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財政壓力大。比如東北養老就出現了問題，人口外流嚴重，老齡化程度高，且養老保險結餘已經告負。
2016年，全國養老金收不抵支的省份增至7個，分別為黑龍江、遼寧、河北、吉林、內蒙古、湖北、青海，東三省全在名單之中。其中，2016年黑龍江的撫養比是全國最低，在黑龍江平均每1.3個人就要撫養一個老人。
從中國文化來看，生育孩子對於以家庭為本位的許多中國人來說有著特殊意義。日本經濟評論家、管理大師大前研一在其新書《低慾望社會》裡敏銳捕捉到了日本年輕世代的普遍心理和生活態度，不願意結婚、也不願意生孩子，即便有這種想法和意願，也由於各種原因不太容易實現。
中國的年輕人與他們不乏相似之處，這是一個能讓人輕易生存、免於飢寒的時代，但也是一個被生存壓力所驅動的時代。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楊露 [email protected]
編輯 | 譚保羅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GIN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