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落的戰境。
一
語言文字的發明，是人類的一大進步。
有語言，人類才有明晰的概念，然後一個人的思想，能夠傳遞給另一個人，從而將個人的行為，化作團體的行為。
但語言作為載體，所能覆蓋的空間太狹，所能停留的時間太短，於是又有文字，賦語言以形，刻在竹石上，寫在紙帛上，一下子把人類千年的時空聯結在一起。
中國文字的出現，頗具氣勢。
西漢劉安，漢高祖劉邦之孫，封淮南王，招賓客術士數千人，編成鉅著《淮南鴻烈》，又稱《淮南子》。
《淮南子·本經訓》記載了中國文字出世的景象。“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天上掉下來米粟，鬼神驚懼而夜哭。
雖是傳說，但可見文字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力量。
文字的力量有多大？
孔子修訂《春秋》，修辭正名，微言大義，孟子稱，“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後人稱《春秋》，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意思是：得到一個字的表揚比得到華麗的衣服還要光榮，受到一個字的貶損比受斧鉞之刑還要難受。
先秦那些殺伐不斷的諸侯，竟然也怕《春秋》的筆。文字的力量，在2000多年前，就被先賢運用到了極致。
孔子所處的時代，先秦，是一個群星璀璨的古典時代。
如果將諸子百家用一幅圖描繪出來，一定可以媲美西方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拉斐爾所作的傳世名作《雅典學院》。
那種思想的盛世，在中國歷史上可謂是絕無僅有。人們都愛大唐盛世，我則更懷念先秦氣象。
《易傳》說，“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兩千多年後，成為清華大學的校訓。
孔子的“三軍可多帥也，匹夫不可奪其志”，孟子的“吾善養浩然之氣”，荀子的剛健理性，韓非的冷峻深刻，莊子的遺世絕俗，朱子的一毛不拔，墨子的苦行兼愛……
無論哪一家，都充滿了生命的溫度和力量。
現代作家許知遠，曾回憶北大的課堂，說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歷史老師，講完竹林七賢，留下一句話，便飄然而去。
“中國通史我只講到魏晉，下節課開始換一位老師講。因為中國歷史到此以後就變得非常無趣，我只關心有趣的地方。”
這位歷史老師不俗，但我不認同他的觀點。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文體興衰之中，隱藏著文字生生不息的秘密。
文者，傳情也，陳實也。一文體的興盛，必有一種精神在背後與之相符。這一精神懈怠了，文體也比跟著凋零。迨至它不能傳情，不能載道，又不能陳實時，那終會為時代所厭棄。
一種文體，當它不能再承載時代的情感和吶喊，一定有另一個取代它。
但從孔子時代傳下來的文字的溫度與力量，薪火相傳，抑或間斷，但在人們心中從未熄滅。
每個時代都有兼具溫度和力量的文字，它們在悄悄地生長。
二
疫情之初，2月9日，深圳首批援鄂醫療隊13名醫護人員馳援武漢方艙醫院；5天后，第二批醫療隊整軍出發，目標是湖北荊州。
深圳也有記者隨“軍”出發，到達湖北後，他們從一線發回的戰“疫”日記，令所有人動容。
“回到正常的生活，這個夢想微小而真誠，就如我們的醫護，平凡而偉大。”（深圳衛視隋嘯《披荊斬棘|戰疫日記3·監利》）
寥寥數語，平靜而剋制，近乎素描，卻讓人淚流滿面。
不知不覺間就成了他們日記忠實的粉絲。除了追他們的“戰疫日記”，還每天追武漢作家方方的封城日記。
方方，本名汪芳，1974年高中畢業後，在武漢當過裝卸工。在漢水邊扛麻包，每個有一百多斤。
恢復高考後，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她的命運因文學和那個時代的轉折而改變。
1982年畢業後分配至湖北電視臺，曾做過電視劇編劇、電視專題片撰稿人。
1982年，27歲的方方發表處女作《當我拉起板車》，詩裡寫道，“我的車上裝著的，是我龐大的、沉重的祖國”。
1987年，方方發表小說《風景》，被譽為拉開了新寫實主義的序幕。
小說裡的世界，是11平米板房，是蠻橫的父親愚昧的母親和瑣碎的生活。
武漢江風灌入板房，生活沒有粉飾的油彩，只有刺眼的真實。
2012年10月末，根據方方長篇小說《萬箭穿心》改編的同名電影上映。它講述了武漢漢口一個平凡女人的半生，我是因這部電影開始讀方方的小說的。
《風景》、《落日》、《奔跑的火光》……江風一直吹，這就是方方。
疫情開始後，她困在武漢城中，開始寫封城日記。
久違的犀利，從文字中流淌而出，更多人借她的日記，關注武漢的現狀。
有人喜歡，亦有人討厭，方方說笑罵隨人。
她想起了那個遠去的夢。她說，時代的一粒灰，落到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
無論是隋嘯，還是方方，都讓我更加明白文字的溫度與力量來自哪裡。
平靜且溫暖，才是文字應有的溫度。文字，因愛和剋制而帶著作者內心的溫度。
文字的力量來自於真實和思想，任何空洞的雜質都會令它失色。
泰戈爾在詩中說，
你靠什麼謀生，我不感興趣。
我只想知道，你渴望什麼，你是否有勇氣追逐心中的渴望。
你的年齡，我不感興趣。
我只想知道，你是否願意冒險，哪怕看起來像傻瓜的危險。
為了愛，為了夢想，為了生命的奇遇。
——《觸摸自己》
我在心中這樣回答：我願意再傻一次，為了那曾被遺落的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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