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可能是文人的共同喜好，通过文章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亦或是批评社会上不平的现象，这都是常见的，除此以外，古时候还有一种特殊的职业，那就是为皇帝知制诰（起草诏书等），当然，现代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文秘什么的。颜之推在勉学之后，提到了写文章，在这一篇里，着重论述了两件事，第一是写文章的人，第二是写文章这件事。我们分开来看。
颜之推认为，文章最初来自于《五经》，最初的作用是用来颁布朝廷法令、军中号令，用于彰显统治者的仁政，至于用写文章来陶冶情操，或者用来表述这样那样的事，就是文人发扬起来的，当写文章脱离里政治的桎梏，就意味着文章有了自己的生命，也有了自己的思想，文章才正式能称为文章。写文章对于人生来说，其实是一件乐事，没事的时候学习一下写文章，其实也是很好的行为。
写文章是好事，但是写文章的人，不一定是好人。古今中外很多文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有的文人甚至有一些为人所不齿的癖好，这也是难于避免的。文士风流，其实某一方面体现出来的是文人的轻薄。文人如此，帝王也不例外。对于写文章，如果想博得多数人的喝彩，一般都得写的文采斐然，但如此发展下去，就会让文章流于表面的华丽，忽视了文章的内在，导致表面华美，而言之无物的情况出现。遗憾的是，很多人都走向了这个道路，一篇文章写下来，通篇都是华丽的辞藻堆砌，偶尔出现一两句闪光之处为人称道，，那更是以此大做文章，自我陶醉，忘乎所以，这是值得警惕的。
颜之推认为写文章在某些方面其实也是天赋所以，毕竟不排除有个别人是真的不是这个材料，随便怎么去教导，都写不出几句话，这种人还是不要勉强的好，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或许就有这个意思。不过我倒是觉得，正常情况下，只要有心，迟早还是能写出足够漂亮的文章的。颜之推还提到，写文章的人，一定要先过亲友这一关，如果他们都觉得差强人意，就不要轻易发表，以免引起耻笑，关于这一点呢，我觉得写文之初是可以的，但慢慢磨练以后，也不必要每一篇都需要得到他们的首肯，毕竟写文章是自己的事，看或不看是别人的事。
不过，写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场，这是一定要注意的，人云亦云最后的结局只能是泯然众人，过于张扬则容易引火烧身。这其中的度，需要自己慢慢去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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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
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覆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压；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悔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纪，大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
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负世议，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俦，有盛名而免过患者，时复闻之，但其损败居多耳。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
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吾见世人，至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詅痴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誂撆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妇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
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裁，知可施行，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执笔为文者，何可胜言。然至于宏丽精华，不过数十篇耳。但使不失体裁，辞意可观，便称才士；要须动俗盖世，亦俟河之清乎！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也；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以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绝无恶声，一旦屈膝而事人，岂以存亡而改虑？陈孔璋居袁裁书，则呼操为豺狼；在魏制檄，则目绍为蛇虺。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然亦文之巨患也，当务从容消息之。
或问扬雄曰：“吾子少而好赋？”雄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余窃非之曰：虞舜歌《南风》之诗，周公作《鸱鸮》之咏，吉甫、史克《雅》、《颂》之美者，未闻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自卫返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诗》证之。扬雄安敢忽之也？若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但知变之而已，又未知雄自为壮夫何如也？著《剧秦美新》，妄投于阁，周章怖慴，不达天命，童子之为耳。桓谭以胜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叹息。此人直以晓算术，解阴阳，故著《太玄经》，数子为所惑耳；其遗言馀行，孙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圣之清尘？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酱瓿而已。
齐世有席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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