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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供奉元右丞相拜住画像海云寺之一
关于海云禅师与元代“临济正宗”的考证
《元史•列传•第二十三》记载：
“晋王即位，铁失等伏诛。诏有司备仪卫，百官耄宿前导，舆拜住画像于海云寺，大作佛事，观者万数，无不叹息泣下。”
站在潼关城墙上，远望从四面八方会聚来的山峰，波涛汹涌的黄河似发怒的雄狮，一个敏感的灵魂触景生情：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写出此千古词章《山坡羊·潼关怀古》的元朝文学家张养浩，在海云禅寺拜谒元代中兴丞相拜住画像后，百感交集，扼腕伤心，留下真情感念的诗篇《东平王拜住丞相画像》：
“孤忠自倚了澄清，笑视群奸不足争。
壮志未酬还中彼，披图老泪雨如倾。”
海云禅寺在今天北京什么位置？
海云禅师是谁？
本期先从海云禅师的考证开始。
首都博物馆馆藏的海云禅师像（网络）
今天，略知元史的人一般都知道，元世祖忽必烈尊藏传佛教萨迦派宗师八思巴为“国师“。
《元史.本纪.世祖》记载，蒙哥汗宪宗三年（1253年），八思巴被忽必烈召至潜邸，为忽必烈、察必夫妇等二十五人授佛戒。中统元年（1260年），世祖尊八思巴为“国师”。
其实在八思巴之前，忽必烈曾向汉传佛教临济宗第十六代宗师海云禅师行菩萨弟子礼，尊为“国师“，可惜海云禅师在忽必烈登大位称汗之前的1257年圆寂，故此后少为人知。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追封 海云禅师法号碑（网络图片）
编纂于元仁宗时期的《析津志》记载：
“国师塔至今九十四年，珠砌宝冠。世祖皇帝壬寅年间（1242年），在潜邸中，闻海云宗师道业，遣使召至北庭，问以佛法，师对有契，以珠络宝冠、西域无缝僧衣赐之，乃号‘燕国大师’。宝冠迄今本寺收贮，永为山门之宝。”
又记
“国师宝塔，塔去寺西南可十武。本朝丁巳年（蒙哥汗七年，即1257）四月四日，“国师”海云示寂，建塔于此，初赠‘燕赵佑圣安国大禅师’，‘光天镇国大士’。
《元一统志》记载：
“我国初，中和章公首主是山，初太师木华黎国王领兵平河东，取岚州得僧，中观沼公及弟子印简，即海云禅师北见太祖皇帝于行宫，奏对称旨，呼之曰“小长老”，继命居燕之庆寿寺，赐以固安新城武清之地，房山栗园煤坑之利，并京师之房舍，奉旨为“国师”，统领诸路僧尼教门事。”
建大都之时，城墙西南角因为有海云禅师舍利塔，弃直取曲，绕舍利塔所在的大庆寿寺而建。《析津志》记载：
”至元四年（1267年），城京师有司定基正直师塔，敕命远三十步许环而筑之。”
到了蒙古第八个大汗，元朝第四个皇帝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时期，又重修了海云禅师塔，再次封赠禅师，立碑为纪。《析津志》《元史本纪.仁宗》均有记载：延祐元年（元仁宗年号，1314年）春三月，下诏加赠“光天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佑圣国师”，重修其塔，敕翰林承旨程钜夫撰塔铭，立于左。
本文带您寻觅忽必烈的汉传佛教“国师”——海云大禅师。
寻找供奉元右丞相拜住画像的海云寺之一
关于海云禅师与元代“临济正宗”的考证
首都博物馆馆藏的海云禅师画像（网络图片）
蒙哥汗七年（1257），海云禅师“趣画天风海涛飞云之状于（山西大同）华严西壁，诘朝而逝，年五十六。还葬庆寿之西南隅，赐谥佛日圆明大宗师。诸大弟子分舍利葬秦赵者，为塔七……”可知其舍利塔共有八座，分别建在燕京（今北京西城区）大庆寿寺、竹林寺，易州（今河北易县）兴国寺，镇州（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临济寺，昌平（今北京昌平区）开元寺，山西云中（今山西大同）华严寺、龙宫寺，兴安（《元史•地理志》载上都路兴州包括兴安、宜兴两县，今河北承德滦河镇西南）永庆寺。这些记载海云禅师生平的舍利塔碑文多已不存。
目前可见记载海云禅师生平的碑石有四方：
一是其生前乙卯年（1252年）所立的《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道行碑》（“西堂”为退隐不再担任住持之意，“道行”尚未圆寂之意），碑文由燕京编修所次二官王万庆（熊岳县人，今辽宁营口一东南部；“黄华老人”王庭筠侄子）撰，海云禅师的弟子可菴智朗立，地点在大庆寿寺，现存北京法源寺佛学院；
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拓片（王万庆撰文）
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拓片（王万庆撰文）
二是其圆寂第二年1258年所立的《大禅师遗行碑》，碑文由王万庆撰，海云禅师的弟子可菴智朗立，地点在大庆寿寺；
三是元仁宗元贞元年（1295）赵孟頫撰写的《临济正宗碑》，立于临济宗祖庭临济寺；
四是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所立的《海云印简和尚塔碑记》，敕翰林承旨程钜夫撰塔铭，地点在大庆寿寺。
从这些碑文可知，海云禅师是金元时期的大德高僧，深受金、元皇室的敬重，是禅宗五宗（五宗为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临济宗、曹洞宗，宋以后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皆失传，曹洞宗法脉远不及临济兴盛）之临济宗十七代宗师，对于临济宗在金元时期的兴盛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海云禅师受金和蒙古敕封，先后领燕京、金元全国释教，影响了金元时期的佛教政策。
据《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海云大禅师碑》《海云大禅师遗行碑》《海云印简和尚塔碑记》《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道行碑》，以及《临济正宗碑》的记载，其基本生平如下：
海云禅师，生于金朝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圆寂于蒙古宪宗七年（即蒙哥汗七年，南宋保祐五年，1257年），俗姓宋，法名印简，道号海云，山西岚谷宁远（今山西岚县）人。7岁出家，从中观沼禅师受业；8岁削发，11岁受金朝卫绍王（即完颜永济）恩准破例受具足戒；13岁时随师到凤州（即金真定，今河北正定）广惠寺（北距临济寺三百米左右），升座说法，传为奇闻；金宣宗慕其名，遣使赐以“通玄广惠大师”称号；18岁时，太师国王木华黎统领伐金，率军攻岚城，城破后海云师徒被执，成吉思汗谴使令 “存济无令欺辱”，并问候中观沼大禅师及其弟子海云“老长老好！” “小长老好！”，此后天下皆以“小长老”称海云。师徒向太师国王木华黎献“安民之策”而受到尊崇。太师国王木华黎奉成吉思汗诏，大加恩赐，延居兴安香泉院，分别赐中观沼大禅师 “慈云正觉大师”，海云“寂照英悟大师”，所需皆官给（《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
海云19岁时，师父中观沼大禅师圆寂，独自前往燕京大庆寿寺，参礼拜于中和璋禅师门下，掌寺书记，一年后便付以衣钵，住持大庆寿寺。甲午年（太宗窝阔台汗六年，1234年），海云禅师受真定府五路兵马大元帅史天泽所请住持临济寺。
关于海云禅师在临济宗师中的序脉，住持大庆寿寺的年代也有争议。
关于海云禅师在临济宗正宗的脉序，有的记载为第十六代祖师，有的记载为十七代祖师。程文海《雪楼集•海云简和尚塔碑》：“达摩以禅宗倡南海，上六传为大鉴，又五传为临济，又十六传而为父佛日圆明海云大宗师”按此应为十七代；赵孟頫《临济正宗碑》碑文记载：“五祖演传天目齐，齐传懒牧和，和传竹林宝，宝传竹林安，安传海西堂容庵，容庵传中和璋（归云宣也出此法脉），璋传海云大宗师印简”，按此序，海云禅师为临济宗第十二代祖师。
历代在今北京建都都城位置示意图（网络图片）
关于海云禅师住持大庆寿寺的序脉，碑文记载其接续中和璋衣钵为住持，明代嘉靖四年（1525年）大兴隆寺（明代在大庆寿寺旧址重建后的寺名，也称“双塔大庆寿寺”、“双塔寺”）住持真鉴、满常重修大兴隆寺塔院（位于今北京市丰台区瓦窑村庆寿寺塔院，与代的大元庆寿不在一个地点，已改是其下院），所立的《大兴隆塔院历代住山题名塔》记载，开山住持为玄冥禅师，第二代住持为玄悟（玉）禅师，第三代住持为虚明（教）亨禅师，第四代住持为舜（有记载为德顺）禅师，第五代住持为朗禅师，第六代主持为中和璋禅师，即海云禅师的师父，第七代住持为白涧禅师，第八代住持为归云宣禅师,即中和璋禅师的师弟，海云禅师的师叔，第九代住持为海云禅师，其弟子可菴知朗为第十五代住持，其再传弟子西云子安（可菴知朗弟子）为第二十三代住持。
他不惮辛苦，以振兴临济为己任，历主名刹，为禅宗在云燕之地的兴盛殚精竭虑，是继万松行秀（曹洞宗，曾参学于潭拓寺、庆寿寺、万寿寺）之后燕京著名的禅宗领袖。海云禅师先后住持了燕京庆寿寺、竹林寺，易州（今河北易县）兴国寺，兴安（今承德）永庆寺，昌平（今北京昌平）开元寺、真定（今河北正定）临济寺、云中(今山西大同)龙宫寺、华严寺等诸名刹，弟子达千余人。此外由于海云禅师重兴真定临济寺，时人称之为“临济中兴名匠”；元世祖忽必烈嘉许海云主持“燕京普济院”修建，赐其法号海云为寺额。
除了复兴临济宗，尤其是云燕地区的临济宗影响力，海云禅师对于元代的佛教、道教僧道谱牒管理政策也有贡献。
据《海云禅师碑》及《佛祖历代通载》：“乙未年（1235年），朝廷遣札忽（也译作忽都护）侍读选诗经僧道。”这是蒙古窝阔台汗廷首次颁行的“僧道试经制度”，通俗说，就是出家人经过佛经考试合格后，方可发给度牒成为官方认可的僧人。这一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以僧道儒免役、避役者众”，“公（耶律楚材）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选试，至是始行之。”蒙古汗停对佛道的试经制度，是唐宋以来僧道须经过试经、特恩或进纳途径，取得官方认可合法僧道身份度牒制度的延续，是汉法对于僧道治理之法，实际就是僧道的户籍管理方法，所不同的是独留“试经通者许居寺观”，意图取消 “特恩”和“进纳”两种特殊方式。
首都博物馆馆藏——海云禅师戴过的僧帽（网络图片）
这一年是海云禅师住持临济寺次年，当时汉传佛教僧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汗廷的僧道试经政策，是“以识字者可为僧，不识字者悉令还俗。”
“僧道试经”政策在僧人中引起了较大的恐慌和反响。万松秀行（曹洞宗）老人叹曰：“自国朝革命以来，沙门久废讲席，看读殊少” (《佛祖历代通载》) ，担心僧众难以通过试经之考。“乃同禅教诸老宿并差官，请海云董其事。”即请求备受蒙古汗廷尊崇的海云禅师与汗廷沟通，争取更为宽松的汉传佛教僧道政策。
海云禅师与汗廷关于僧道试经制度的辩论记载如下：
“丞相厦里以忽都护大官人之言问之曰：‘今奉(原碑字残下同)旨差官试经，以为识字者可为僧，其不识字者悉令还俗……’。师曰：‘若今了知此事，深知佛法，应知世法。即是佛法，道情岂异人情哉。古之人亦有负贩屠钓者立大功名于当世，载在史策，千载而下，凛凛然如有生气。且僧之作用，本去尘俗，不尚世学，以悟为期……建法幢、立宗旨、转大法轮，当世岂宜与僧士同科。国家宜以却邪，从俭养民，兴修万善，敬奉三宝，了知报应，以答上天佑助之恩，永延国祚可也。我等沙门之用舍何足……丞相以是言白于大官人，大官人从而闻。由是，虽承考试，无复退落。寻有诏肯，悉依圣祖皇帝存济，听僧道如故。’”
海云禅师说服了汗廷，虽然推行了“经试”，但并没有强令未通过“经试”的僧人还俗。海云禅师的这一弘举，保护了大量的僧道，影响深远。元朝建立前的乙丑年十一月《通制条格》出台前，圣旨明确“僧道年五十以上者，任便修行；五十以下行清高者，亚依例试经受戒，许为僧道。”显然僧道管理制度还是有所放宽，不再是“一刀切”的“通过经试方可为僧道”。
海云禅师的一生，深受金元朝廷的崇敬，屡受封赠。
先是成吉思汗称其“小长老”，认可了其在云燕地区佛教界的地位，赐以“达里罕”，免赋役，伐金统帅太师国王木华黎赐其“寂照英悟大师”之号。
“岁在辛卯（窝阔台汗三年，1231年），合罕皇帝（即窝阔台）闻师（海云禅师）之名，特遣使臣阿先脱忽怜赐以‘达里罕’（蒙古语，‘称心自在’之意）”；窝阔台汗应该是再次重申、确认其父成吉思汗给予的政策和尊号。
“丁酉年（1237年），太祖皇帝二皇后以‘光天镇国大士’号奉”师（海云禅师）。” 程钜夫《海云禅师塔铭碑》‘皇太后尤深敬礼，累号燕赵国大禅师、佑圣安国大禅师、光天镇国大士’(程海文《雪楼集》)。
“贵由汗二年(1247)，定宗颁诏，命师统僧，赐白金万两” (《佛祖历代通载》)，此为蒙元帝国命僧官主持全国佛教事务之始。
“辛亥年(1251)，蒙哥皇帝即位，颁降诏恩，显遇优渥，命师复领天下僧众……给以银章。” 确立了海云禅师在佛教中的领袖地位。
“世祖皇帝壬寅年间（1242年），在潜邸中，闻海云宗师道业，遣使召至北庭，问以佛法，师对有契，以珠络宝冠、西域无缝僧衣赐之，乃号‘燕国大师’。” 1242、1252年两次屈尊于海云禅师住持之临济寺，问佛问治；建元后遵之以“国师”，是除了尊藏传佛教八思巴为“国师”以外，唯一有记载尊汉传佛教宗师为“国师者”。
现存北京法源寺的海云禅师碑碑顶（网络图片）
海云禅师圆寂后，尊崇、封赠依然不减。
“本朝（元朝）丁巳年（蒙哥汗七年，即1257年）四月四日，国师 海云示寂，建塔于此，初赠‘燕赵佑圣安国大禅师’，‘光天镇国大士’。”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城京师有司定基正直师塔，敕命远三十步许环而筑之。” “今天子即位之廿一年（即位年代为1260年，建元为1271年，二十一年即1291年），至正甲午（1294年，此处两个时间推算有误）二月廿七日，有旨以大庆寿禅寺赐皇太子作功德院。”
“延祐元年（元仁宗年号，1314年）春三月，下诏加赠‘光天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佑圣国师’，重修其塔，敕翰林承旨程钜夫撰塔铭。”
此等殊荣，金元以来，诸刹高僧少有。其原因既有金元朝廷统治者对佛教的尊崇与偏爱，也有统治的需求。据记载，成吉思汗遣使给太师国王木华黎的圣旨为：“道与摩花理，尔使人来说底老长老、小长老实是告天的人，好与衣粮养活着，叫做头儿，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剌阿谁休欺负，交达里罕行者。”显然这是蒙古语的直译，“摩花理”是蒙古语对音译，即成吉思汗“四杰”之一，左万户，太师国王“木华黎”，时成吉思汗统军“西征”花剌子模，木华黎伐金统领，署理汉地事务；称呼中观沼、海云 “大长老、小长老”，实际是认可二人在汉地佛教界的领袖地位；“达里罕”是蒙古语dargan,亦译作“答剌罕”，意为“自由自在”，有此称号者享受免除赋役。
民国时期金元大庆寿寺双塔，左九层为海云禅师灵塔
成吉思汗的这种定位，后续逐步得到验证，宪宗蒙哥汗时期诏令其“统云燕僧”，继而“复领天下僧事”，世祖忽必烈更是将其尊崇为“国师”。
即使其去世后，元廷也还在利用其在临济宗的影响力，统领汉地的僧道事务。
而这一切背后的政治考量，还与南宋“五山十刹”为禅寺之传禅中心，以此控制整个佛教丛林的枢纽。显然蒙元帝国在治理金、宋故地时承袭了“以禅宗统领佛教丛林”的思想。
从表象或直接的因素分析，禅宗被尊崇，也与窝阔台汗时期的中书令耶律楚材和元世祖时期的刘秉忠有一定的渊源。
《元史•太宗本纪》载：“太宗二年（1231年）八月始立中书省，以耶律楚材（1190-1244年，本辽金贵族，接受汉文化熏染较深）为中书令。” 耶律楚材“青年时期学佛于万松行秀，号湛然居士”，万松行秀是海云禅师之前禅宗的代表性宗师。耶律楚材曾为临济宗大庆寿寺而上疏——《为庆寿寺化万僧疏》。也是因为耶律楚材的力谏，窝阔台汗开始接受中原儒家文化，《元史•太宗本纪》载：“太宗六年（1234年），敕修孔子庙及浑天仪。八年（1236年）正月于国都和林（即哈剌和林）修万安宫，三月复修孔子庙及司天台，立编修所于燕京，立经籍所于平阳。”
刘秉忠（1216-1274年），字仲晦，法名子聪（僧子聪），自号藏春散人，谥文贞。顺德路邢台县（今河北省邢台县）人。为僧期间，他不仅接受了海云弟子可庵朗的衣钵，还担任过燕京大庆寿寺的第十八代住持，明嘉靖四年（1525年）《大兴隆塔院历代住山题名碑》记载：“第十八代（住持）藏春聪”， “藏春”为其自号，“聪”为其法名“子聪”。源于海云禅师生前的推荐，至元元年（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令其还俗，后诏令其营建大都城于燕京，《顺天府志》记载：“至元四年（1267年）新作大都，二师之塔适当城基，势必迁徙以遂其直。有旨勿迁，俾曲其城以避之。”除了世祖忽必烈对禅宗“国师”海云禅师的崇奉，必有刘秉忠的作用。
总之是海云禅师成就了临济宗，其影响力如日中天。海云禅师圆寂后，宪宗蒙哥汗曾一度诏令南无国师和少林寺长老雪庭福裕“主领全国释教”，但很快有复归临济宗海云禅师一脉。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年（1266年）四月，敕僧道祈福于中都寺观，诏以僧机为总统，居庆寿寺。”此“僧机”即，继僧子聪刘秉忠掌大庆寿寺第十九代住持的“佛智晦机”，统汉地僧道，虞集《道园录卷四十九》有《晦机禅师塔铭》。元成宗铁穆耳大德九年，诏令海云禅师的再传弟子（徒孙）西云子安住持大庆寿寺，赐佛号“佛光慈照明极净慧大禅师”，并将高丽国王进献的藏经一部计5048卷藏于寺，尽显佛光，赐官荣禄大夫、大司徒，领临济宗事，显然此时的影响力已有所下降。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赐海云禅师再传弟子西云子安禅师（大庆寿寺第二十三代住持）“临济正宗之印”，敕立碑为纪，赵孟頫撰《临济正宗之碑》文。赵孟頫《临济正宗之碑》后云：“元贞元年（1295），成宗有诏，迎西云（海云再传弟子）大宗师住大都大庆寿寺。今皇帝钦承祖武，刻玉为印，以赐西云……领临济一宗事。仍诏立碑临济院，命臣孟頫为文。”文中的“今皇帝”，《畿辅通志》据程文海《雪楼集•大庆寿寺藏经碑》记载为元仁宗。以此可判断，赵孟頫所书之碑，应立于元仁宗皇庆（1312－1313）年间，时为元中叶。
北京西长安街路北的庆寿寺双塔 (1909年，网络图片)
元末元惠宗给予大庆寿住持凤严（岩）大禅师及庆寿寺的礼遇更高。
光绪版《顺天府志•卷二•寺观•庆寿寺》载：“一日上御龙福宫光天殿，翰林学士承旨臣老童进奏曰：‘大庆寿禅寺昔世祖皇帝赐裕宗皇帝（真金）为之功德主，今本寺住持僧臣显仪具疏，请皇太子主是山功德。’制曰可。仍命太师脱脱公提调寺事。并敕翰林院颁旨。”即元惠宗同意大庆寿寺住持显仪禅师（即凤严禅师，凤严为其号，显仪为法名）的请疏，把大庆寿寺赐为太子爱㷕识里达剌的功德院，即太子为寺院的功德主。
这恩遇，来自于大庆寿寺住持凤严（岩）大禅师事前与丞相脱脱的商议，并得到认同与支持。
光绪版《顺天府志•卷二•寺观•庆寿寺》载：“至至正十三年（即元惠宗1353年）六月诏册皇子为皇太子，上以副祖宗付托之，重固天下之本，下以属四海之望，开太平之治也。先是前太师中书右丞相脱脱公诣寺修齐，今住持长老凤严大禅师，仪公相克，从容论寺之兴建本末，与夫裕宗皇帝（即真金）功德之由，请援前朝故事，大师悦从之。”此记载可知，请求太子为大庆寿寺功德主是住持长老凤严大禅师提议的。
大庆寿寺成为太子爱㷕识里达剌的功德院后，得到了一系列的实惠：一是得到了元惠宗的 “大功德主”御书以镇山门，二是免了寺田的税赋，三是住持宣授‘佛慧净智妙圆普照大禅师’，主临济一宗，赐金襕袈裟，近奉德音，特拜荣禄大夫，大司徒，授以银章，秩规一品。
在元廷的支持下，海云印简一系被树为“临济正宗”，临济宗在元代成为汉传佛教最有势力的一派，由是临济宗愈扩而大，在禅宗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
唐代，佛教禅宗经达摩祖师传至六祖慧能，已逐步奠定在佛教传播中的主流地位。嗣后发展衍生出五个流派：临济宗、沩仰宗、云门宗、曹洞宗、法眼宗；至石霜楚圆门下，临济宗又分黄龙（传与江西南昌黄龙山的慧南大师）、杨岐（传与江西宜春杨岐山的方会大师）两派，即佛教是所称“五家七宗”。临济宗创于唐大中八年（854年），初祖为“义玄法师”，以“三亥”（三原则）“三要”（三要点）“四料简”（四简别）为要旨，禅风以“单刀直入，机锋峭峻”著称，常以“棒打口喝促醒悟”，谓之“当头棒喝”。因义玄法师（即真定，今河北正定）在镇州金滹沱河畔建临济寺，以寺而名，称“临济宗”。
北京门头沟潭拓寺海云禅师塔（网络资料图片）
宋以后，禅宗其他宗派渐式微，“惟临济一宗大用大机，震荡无际。久盛于今”（黄宗羲编《明文海》），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临济宗传播广泛，佛理芜杂，有人提出“临济正宗”概念，以正佛理。
宋后期至元初，临济宗分为南北两大传承系统。
北方以海云禅师为代表，其悟境宏阔，说法圆融，受到包括大批蒙古皇室、贵族的信众崇奉，从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崇敬有加，请其出面掌管汉传佛教事务，元朝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更是追从受了菩萨戒，成为其正式弟子。
南方以中峰明本为代表（比海云禅师早，与海云禅师同时代者为天如惟则禅师），因参学天目山高峰原妙禅师，也称天目中峰和尚，元仁宗为太子时尊禅师为“法慧禅师”，即位后赐号“佛慈圆照广慧禅师”，赠金襕袈裟；元英宗赐金襕僧伽黎衣；禅师圆寂后，被称为“江南古佛”，元文宗又追谥 “智觉禅师”，塔号“法云”；元惠宗初年，追封禅师为“普应国师”，敕令将禅师三十卷语录与文集收入佛教大藏经中。（《佛教藏•第七十三册八一三•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天目明本禅师是临济宗的宗师，既弘扬单提向上，直指人心的禅宗，又时时推举净土法门，常曰：“禅者净土之禅，净土者禅之净土”，著有《怀净土诗》一百零八首。中峰明本禅师（1263-1323年）弘法年代较早，主要在金及元早期，其圆寂时，万松行秀才出生，承其衣钵者为天如惟则禅师（1286-1354年），住持苏州狮子林正宗禅寺。
然而元代之后，蒙元朝廷敕奉的以海云大禅师为代表的临济正宗系统不被承认。
明廷更是另起炉灶，以义玄禅师从希运禅师学法，希运禅师得奉于新百丈山之淮海禅师正传，希运禅师在江西宜丰黄檗山驻锡宣扬禅宗新法，义玄师弟常观也在江西宜丰五峰山开法堂，虽未创宗派，然门裔不衰，故而敕封黄檗山为临济祖庭。有明代《重修岘山寺记》碑文为证，其碑文记载为“临济正宗派”“海、义、广、福、慧、成、定、圆、明、清、净、通、□、□、□、祖、续、洪、昌”（□为阙字，即临济宗师排行）。
故而蒙元之后，海云禅师的嗣法弟子的事迹多不见于史。但是海云禅师的圣名播于僧俗两届，后来诸多与临济宗有渊源的佛寺冠以“海云”之名，甚至是其它宗派的佛寺也尊崇其名，以“海云”为寺之名，今可见如广东番禺区员岗与陈村之间雪峰山海云寺（原址重建，又称隆兴寺、金瓯寺、雪峰寺），其寺创于南明永历二年（1648年），开山住持天然和尚即是禅宗曹洞宗第34代传人，其师为33代传人道独大禅师。
海云禅师灵塔石棺中的钧窑香炉（网络图片）
海云大禅师，是临济宗的大宗师，成就了北方临济宗在金元时期的兴盛，以蒙元汗廷汉传佛教“国师”之名辉耀于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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