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树厅扎同知听完花氏的倾诉，认为妇女能够将自己难以见人的事情向人倾诉，应该是真情，再加上花氏哭得可怜，使他动了恻隐之心，但想到终究不能够听一面之词，便提所有的人证到堂对质。
扎同知先是让史凤书与花氏对质，但见两个人一见面，花氏的神色就变得凄然起来，时而滔滔不绝，时而低声哭泣，时而又银牙紧咬，再历数与史风书定情之由，奸宿之实，曾经有何山盟海誓，又有过什么爱恨情仇，以及他妒杀徐二之始末，日期及细节，“口讲指画，情景如绘”。然后说:“你前天晚上对我说，知道我丈夫要回来，如果他不同意我与你奸好，也把他煮了，我们就可以成为长久夫妻了。当时我没有答应，你顿时就变了脸，逼迫我还你这些年送给我的银钱衣饰，你奸占了我多年，送人的东西还想要回，本来就是小人，我万万没有想到你比小人还小人，居然到官府诬告我！”
史风书本来以为前来与花氏对质，这个女人必然会理屈，没有想到花氏会讲奸情及仇杀，而且是描述得历历如绘，只好跪地膝行，向着扎同知喊冤，却也指不出令人相信的事实，而且刚刚说到某事，便被花氏反驳，且所讲细节及事情，如数家珍，使人有若不是亲身经历根本编造不出来的感受。史凤书此时是“心乱气涌，体战汗流”，既不能够辩解，又不能够矢口否认，恐惧与急怒之态汇合，更是让人厌恶。
扎同知见史凤书的“形神丧沮”，便认为他是理屈词穷，喝令左右衙役对其用刑。在棍棒之下，史凤书虽然如杀猪一般号叫，但只要是涉及谋杀人之事就绝对不承认，有关一些调戏的事，他认为无关紧要，也就承认了，毕竟他曾经调戏过花氏。有些承认，有些不承认，这就使扎同知更加将信将疑了。按照规定，用刑不得二度，扎同知只好停止审讯，传令退堂。回到内宅，扎同知的心情仍然不能够平静，一个柔弱女子，与一个彪形之男，堂上对质，女的是哀痛哭，男的是面红耳赤。女子哭得梨花带雨，让人生怜，而男子吞吞吐吐，让人生厌。女的叙事如黄莺悲啼，男的辩解如驴鸣犬吠。彼此优劣自在，显然女的占上风。然而，真情何在？男的已经被用了刑，承认了一些微末情节，却死不承认杀人煮尸之事。女的没有用刑，将杀人煮尸之事却说得如此入微，而事涉奸情却也毫不隐晦。看来他们二人都有真情未露，不拿出些手段，当然得不到实情。扎同知思来想去，设计明日如何审讯，却也不知不觉地睡去。第二天，日上三竿，扎同知还未从内宅出来，捕役们捉来的人证已经齐集衙门外等候。无可奈何，刑房书吏只好托扎同知亲信家人去催。家人也不好催促，只好先找同知夫人问询。夫人得知，到房间查看，见扎同知根本就没有在床上，而是伏案假寐，便拿了一件大衣给他披上，却不想惊醒了他。扎同知一看，天将正午了，便头也不梳地走出内宅，传令升堂。夫人与家人见了想要他梳洗用餐之后再升堂，哪里拦得住。
扎同知入座以后，传令带花氏到堂，不由分说地让衙役给她上了拶指。花氏情知不妙，只好哀哀痛哭。衙役们收紧拶指，十指连心，刺骨的疼痛，使花氏的脸都扭曲了。说也奇怪，如果是男人的脸扭曲了，总是令人不快，而女人的脸扭曲了，却有不少说法。如商纣王之妃妲己，其发狠的时候，让纣王魂不守舍；越国西施，在犯病的时候，让所有的人都生怜爱。因此有“狠妲己，病西施”之说。花氏忍着疼痛，抵死也不改原供，其痛态娇婉，让扎同知也没有了主意。不能够说扎同知怜香惜玉，却不得不承认花氏有超人的忍受力。
扎同知令人将花氏带下去，便提讯保长及四邻。他们证实了花氏曾经遭人轮奸，被赤条条绑在梯子上，放在院门前，若不是村民发现得早，必然丧命。因为花氏抵死不讲是谁轮奸，保长也无法报案，并不是保长与四邻故意隐瞒。这些情节与花氏陈述大致相同，但扎同知忽略了一个重要情节，就是具体的时间，亦可见扎同知办事糊涂。
扎同知再次提讯花氏，让其交代轮奸之人。花氏此时坚称就是史凤书与徐大所为，因为保长与四邻都知道此事，并不知道具体何人所为，花氏的供词就成为可以采信的证据。
扎同知命人将徐大带来，却不想徐大不见踪影了。原来徐大已经加入了土匪的队伍，这天土匪头招集人马跨界去打劫，徐大不敢不去，所以连告状的事也不管了，匆匆地离去。三年以后，徐大被官军擒获，就地正法，这乃是后话。
人徐大跑了，按理说等于是撤诉，完全可以不审理了，而如今扎同知也是骑虎难下，已经审理，就不得不弄个水落石出，所以再次提审史凤书。这次就不打板子了，直接大刑伺候，上了夹棍。衙役们一边收紧夹棍，扎同知一边询问。
此案的关键是在于徐二骨殖埋在何处？杀人凶刀藏在何方？这是重要证据。所以扎同知选择这些为突破口进行讯问。现在也就怪不得别人了，谁叫史凤书偷听得太仔细了呢！在疼痛难忍的情况下，史凤书供出凶样骨殖与凶刀都有着落了。扎同知当即签票，让捕役们押解史凤书前往取证。
扎同知再提讯赵鹏等人，证实王祥云确实自腊月以后就没有回到赵家。提讯王祥云的姐姐、姐夫，所供也说明四月初王祥云并没有在家，而花氏被人轮奸，其姐姐如何医救的事情却讲得很详细。所有的供词都有利于花氏，似乎花氏所讲都是真情，如果取到骨殖及凶刀，史凤书杀人就可以成为铁案。
捕役们押解史凤书来到王祥云家，拆毁了烟筒，找到凶刀。再押解到东沙滩，那里荒草丛生，茫茫一片，如何寻找？捕役们动了私刑，逼迫史凤书交代。史凤书无奈，只好乱说，结果挖了几十处，最终也没有找到骨殖。怕扎同知等得不耐烦，捕役们也不敢太耽搁，就带着凶刀，押解史凤书回衙门。
扎同知再次审讯，又动用大刑。史凤书此时保命要紧，就承认是自己杀人煮尸，并且签字画押，扎同知也就可以拟罪上报了。
按照定例，犯人要押解到省城复审。这可是史凤书翻盘的好机会，所以在省里官员审讯时，他便翻供，将自己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清王朝死罪的审理程序是:州县衙门拟定了死刑后，上报到按察使，由按察使核实罪行和罪名是否相当。一般地方官在拟罪之后，就要将犯人押解到省城，于是就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由按察使重新审讯的案件；二是按察使指派省里“谳局”重新审理的案件；三是按察使指派在省的现任官或候补官员重新审理的案件。这三种情况都称之为“过堂”。因此“过堂”是复审，而不是初审。如果地方官拟罪以后，犯人还没有押送到省城，按察使可以就近委派该地上司知府来“过堂”，可以省去押解犯人到省的环节。按照规定，如果“过堂”复审，犯人翻供，就要发回原审重新问拟。
史风书翻供，省里官员“过堂”之后，发回原审重新问拟。这还了得，如果原审官员办错案，轻则革职，重则交刑部拿问，这可是事关身家性命的事。扎同知如何肯承担错误，所以再用大刑伺候，在重刑之下，史风书只得恢复原供，一一认罪。扎同知也要自认倒霉，因为他要去打通关节，想办法让省里别再驳回来。果然有效，史风书再到省里翻供，省里的官员便以“反复无常”为名，再来一次大刑伺候。直到此时，史凤书算是活明白了，官官相护是一张难以撞破的网，自己是网中的一只小鸟，如何挣扎呢？只有任人宰割，也就不再翻供了。既然认罪，就要伏法。案件申报刑部，批复下来，将史凤书斩立决。在临刑前，史凤书感慨地说道:“吾不料狸猫被鼠噬死也！”也就是说万万没有想到我这个狸猫，被一只老鼠给咬死了。其实他应该明白害人终害己的道理，怀有自私自利之心的人，在利己的心理下去害人在自私的前提下去挖掘别人的隐私，终究不会有好结果的。此案最终结果是可以确定王祥云无罪，所以其被释放回家。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花氏乃是有罪之人，因为她因奸致死人命，事后没有报官，还不能够逃脱同谋之嫌。如果是同谋，就要被处斩。即便是不算同谋，其帮助史凤书煮尸，也应该算作“加功”，是属于出力之人，按律至少是杖一百、流三千里。无论如何，花氏都难免重罪。不过扎同知怜惜花氏，也就想到为其脱去重罪，毕竟花氏曾经遭受过轮奸，也是受害者。按照律例规定，妇女犯罪，大部分是可以收赎的，奸罪却不在收赎之列，所以判决将花氏交官媒发卖。
王祥云杀奸，却让妻子承担罪责，也于心不忍。自己是当事人，不能够到官去把妻子买回来，只好请姐夫叶成万出头，托了许多人，花了白银120两，把花氏买了回来。
历经磨难，夫妻重新聚首，感情应该更加融洽，应该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但让这样狠毒的女人过上幸福生活，人们是很难接受的，所以时人设计了一个神鬼报应的结局。那就是花氏后来得了病，两腿间长满了毒疮，溃烂后脓血不止，其痛苦让人难以忍受，而花氏喃喃与鬼语，时而自己从腿上抓下一块肉，说是给史凤书的；时而又从腿上抓下一块肉，说是给徐二的。就这样将双腿的肉全都抓下来，最终是饱受痛苦而死，认为是鬼报应。实际上，花氏的事情在当时已经是远近皆知，王祥云将其买回来，在众口铄金的情况下，很难再在当地住下去。当时人们都在闯关东，而王祥云夫妇却逆而行之，进入关内，曾将此事说给人听，才被好事者加工成为奇案，在《清稗类钞·狱讼类》有“王祥云杀徐二案”，因此流传甚广，成为许多小说的素材。查阅档案，在核对小说者言，发现部分内容是真实的，而时间顺序及部分情节是编造的，尤其是神鬼报应之说，更是无中生有。从此案发生及审理过程，可以看到清朝末年的吏治腐败，官员的不作为及妄加推断，导致此案所涉及的人都没有说实话，最终在错误的证据下作出合乎法律的正确裁断，最终是扩大了错误。
以本案所涉及的赵鹏赵财主来说，王祥云明明在半个月前还在他家，却讲其于去年腊月就没有回来，为了证实自己正确，还请50余人为证。在当时民众的眼里，就是法不责众，因此人数越多，官府越是无可奈何，殊不知赵财主凭借家财，请人作证。官府只是慑于民威，根本不敢开展调查，也不想去调查，因为这毕竟与官员自身的利益无关。
扎同知提讯保长及四邻为证，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使人避祸犹恐不及，因此导致事情切己的便一概不知，不切己的则添油加醋，所做的证词，可信度本来就值得怀疑，因为村里的小孩子都知道花氏与徐二通奸，骂王祥云是乌龟，他们岂能够不知？特别是花氏，一个年轻的女子，能够做到临危不乱，不能够说是女中豪杰，也称得上女中枭雄。她能够从容地处理死尸，也能够事先算计到万一事发，如何解除嫌疑。明明知道丈夫是杀奸畏罪潜逃，却大张旗鼓地寻找丈夫，还告到官府，这就排除丈夫能够出现在杀人现场的可能。身受别人的凌辱，明明知道轮奸她的人是谁，却能够隐忍不言，若非有什么短处在人手中，这样一个女子能够善罢甘休，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大凡女子都害羞，不愿意将奸情之事讲出，花氏却能够不顾羞耻，将自己编造的奸情娓娓道来，也不得不佩服其胆量与智慧，更佩服其抓住了别人希望窥测人们隐私的弱点，在满足别人的窥测欲的同时，使人们相信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不过，其为了解脱丈夫之罪，挺身而出，也确实令人感动。
王祥云可以说算不上是大丈夫，杀人而畏罪潜逃，事发则将所有责任推到妻子身上。当然了，推到妻子身上，是花氏事先教导的，但畏罪潜逃则难逃其责。按照《大清律例》规定:“凡妻妾与人奸通，而本夫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若止杀死奸夫者，奸妇依和奸律断罪，当官嫁卖，身价入官。”对于王祥云来说，如果花氏承认有奸，最多也就判杖一百、徒三年。若是到官投首，要减三等，便是杖七十、徒一年半了，有可能会同意收赎，也花不了多少银子。这里不得不说当时的人们法律意识的淡薄，而官员也不能够严格执法，更没有将法律进行普及。当然，如果细致分析下去，还有许多值得引以为戒的内容。
史凤书以为自己是个猫，就可以随便捉老鼠。他图奸不成，窥人隐私，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挺身作证，没有想到被花氏反咬一口，最后落得身首异处。于法律上讲，其是冤屈的；就情理而言，其是咎由自取。这正是:
画虎不成反类犬，害人难遂却害己。
古人认为“无奸不成杀”，而明清法律设有“杀死奸夫”之条，特别是清代，先后增删修并了72条例，则可见因奸被杀案件的频发率，亦可见这种案件判决的难度不过，此案则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使这个并不新鲜的案件，变得扑朔迷离，导致真正的罪犯却逃离法网，无辜者（就犯罪而言）却身首异处。因爱成仇而杀人，因杀成恨而悔过。巧言如簧，心狠手辣，却又情有可原；破镜重圆，言归于好，竟然节外生枝；探人隐私，图谋害人，却不想自己反丢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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