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李世民率军征讨高句丽，关于这场战争的战果，史书在歼敌人数、获得人口、缴获物资以及己方伤亡等方面均有很明确的记载，唯独在占领高句丽的土地方面，虽然也有所记载，但含混不清，给人的感觉，唐太宗在战争中占领的高句丽的土地，在战后都放弃了，唐朝寸土未获。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本文进行详细分析。
一、唐朝在战争中占领的高句丽的土地
在贞观十九年（645）的战争中，唐军先后占领了高句丽10座城池，累计获得高句丽6万户、18万口，“克其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合一十城。凡获户六万、口十有八万”（《全唐文》卷7“班师诏”）。
在这10座城池中，唐太宗比较重视的有3座：盖牟城、辽东城、白岩城。3座城池的具体位置如下：
辽东城、盖牟城、白岩城
现对这3座城池具体介绍如下：
（一）辽东城
这3座城池中，以辽东城最为重要。
辽东城，就是当年汉朝管理辽东地区的辽东郡郡治襄平城。
汉辽东郡襄平城
在隋唐时期，辽东城是高句丽辽水防线上最重要的一个据点。当时，中原王朝与高句丽隔辽水对峙，中原王朝在进攻高句丽时，陆路发动的进攻，必须要渡过辽水、经过辽东城。
隋大业八年（612），隋炀帝第一次亲征高句丽，重点进攻的就是辽东城，“诸军乘胜进围辽东城，即汉之襄平城也”（《资治通鉴》），最后未能攻克。
大业九年（613），隋炀帝第二次亲征高句丽，再次重点进攻辽东城，“帝命诸将攻辽东，听以便宜从事”（《资治通鉴》），最后还是未能攻克。
大业十年（614），隋炀帝第三次亲征高句丽，虽然因高句丽主动求和而未发生大规模战斗，但是，当时隋炀帝驻扎在怀远镇，“车驾次怀远镇”（《资治通鉴》），看地图可知，怀远镇与辽东城隔辽水相望，可见，按照隋炀帝的计划，隋军仍然要进攻辽东城。
辽东城与怀远镇
可见，当时的中原王朝，以辽水以西的营州（柳城郡）为依托，向东进攻高句丽，最主要的通道必须要经过辽东城，关于这一点，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第5卷“河东河北区”中也做了类似的分析：
营州正东通辽东道，亦东北出塞交通之最主要干道，故隋唐两代伐高句丽，大军主力多取渝关至营州柳城线。
而根据严耕望先生考证，该条路线的具体行程如下：
自柳城（营州）东行，约180里或200里至汝罗守捉，又约120里至巫闾守捉，又约230-250里渡过辽水，又约150里至辽东城。
讨伐高句丽主道（南道）
正因为如此，贞观十九年（645）四月，李世勣在采取声东击西策略从北道渡过辽水后（关于这一点下文详述），没有就近进攻北面的新城，而是南下进攻辽东城。只有攻克了辽东城，唐军进攻整个辽东地区的大门才算是打开。
（二）盖牟城
盖牟城在辽东城东北、新城东南，是连接辽水防线两大据点的关键城池。
盖牟城
关于辽东城的战略地位，上面已经详细分析了，这里说一说新城。
根据严耕望先生考证，隋唐时期，自营州东行，除了正东走辽东城这一主道之外，另有一条偏道：
由营州先向北至通定镇，渡辽水至玄菟故城，再至新城。
讨伐高句丽偏道（北道）
这条路，隋军和唐军也都走过。
隋大业八年（612），隋军在北线攻克了高句丽设置在辽水以西的据点武历逻，并在此设立了辽东郡和通定镇。
大业九年（613），隋炀帝在以主力进攻辽东城的同时，派出左光禄大夫王仁恭出扶余道，从北道渡辽水，进攻新城，“左光禄大夫王仁恭出扶馀道。仁恭进军至新城，高丽兵数万拒战，仁恭帅劲骑一千击破之，高丽婴城固守”（《资治通鉴》）。
唐贞观十九年（645），李世勣也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虚张声势，造成自己要通过怀远镇从南线主道进攻的假象，实际上趁机从北道渡过了辽水，“李世勣军发柳城，多张形势，若出怀远镇者，而潜师北趣甬道，出高丽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济辽水，至玄菟”（《资治通鉴》）
综合以上分析，高句丽在辽水上，共有2个主要据点，一是南面的辽东城，扼守南线主道；一是北面的新城，扼守北线偏道。而盖牟城，就位于辽东城和新城这2大据点之间，是联络2大据点的城池。正因为如此，贞观十九年（645）四月李世勣渡过辽水后，在南下进攻辽东城的途中，先要攻克盖牟城。
（三）白岩城（又作“白崖城”）
看地图可知，白岩城位于辽东城东北，距离辽东城很近，且该城地势险要，“其城因山临水，四面险绝”（《旧唐书》东夷传）。就像一根刺卡在辽东城旁边，不拿下白岩城，辽东城就始终会受到威胁。
白岩城（白崖城）
由于上述三城的重要性，唐太宗在占据三城后，设立都督府和州，并留兵驻守。
二、唐朝对辽东城、盖牟城、白岩城的管理
（一）贞观十九年（645）都督府和州的设置
贞观十九年（645）四月戊戌朔（初一日），李世勣从北道渡过辽水，四月壬寅（初五日）向新城虚晃一枪，此后，迅速挥军南下，于四月壬子（十五日）开始进攻盖牟城，经十多天战斗，四月癸亥（二十六日）攻克盖牟城，“获二万余口，粮十余万石”（《资治通鉴》），此后，唐太宗于六月己亥（初三日），在此设置盖州。
攻克盖牟城之后，李世勣继续南下，与太宗会合，进攻辽东城，于五月甲申（十七日），攻克辽东城，“所杀万余人，得胜兵万余人，男女四万口”（《资治通鉴》），另缴获“粮五十万石”（《新唐书》东夷传），并在此设置辽州。
此后，五月乙未（二十八日），唐军进攻白岩城，六月丁酉（初一日），白岩城主孙代音（又作“孙伐音”）率部投降，“获士女一万，胜兵二千四百”（《旧唐书》东夷传），在此设置岩州，以孙代音为岩州刺史。
这样，唐朝在辽水以东就有了3个州——辽州、盖州、岩州。
为了有效管理这3个州，唐朝又设置了辽州都督府，史书没有明确记载辽州都督府的设置情况和管辖范围，但是，根据贞观十九年（645）唐朝辽东地区的实际情况，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辽州都督府管辖的就是辽州、盖州、岩州3州。
（二）辽州都督
对于辽州都督的人选，史书也没有明确记载，我根据《册府元龟》及两唐书韦挺传的记载，推测辽州都督可能是韦挺。
韦挺剧照
据《册府元龟》卷453记载：
韦挺为太常卿，先运粮河北，既失支度，令除名从军。会李（世）勣击破盖牟城，诏挺统兵镇守。城去大军百有馀里，与高丽新城邻接。高丽大兵，或鼓噪至其城下，挺素无威略，不堪其忧，乃贻书於道术人公孙常，置词怨望。常以他罪自杀，於其囊中得挺所与常书。太宗诏挺问之，对多不以实。太宗尤责让之，乃以宿经驱策，不忍加诛，授朝散大夫，守象州刺史，病卒。（两唐书韦挺传略同）
据此看，韦挺，在贞观十九年（645）前原本担任太常卿（正三品），颇受太宗重用，但因运粮出现重大失误，被太宗处罚，免官除名，以白衣（平民）身份从军效力，“依议除名，仍令白衣散从”（《旧唐书》韦挺传）。李世勣攻克盖牟城之后，太宗命令韦挺率军镇守。太宗此举的目的是什么呢？史书认为是太宗还是想要重新启用韦挺，所以给了韦挺这个机会，“示渐用之也”（《旧唐书》韦挺传）。
但是，韦挺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盖牟城距离高句丽的新城很近，这一点上文已经做过分析了，但距离唐军主力较远，高句丽军时常鼓噪杀到盖牟城下，“
日夜战斗，鼓噪之声不绝”（《旧唐书》韦挺传）。韦挺不是打仗的材料，不堪其忧，就在与术士公孙常的书信中发牢骚。结果，公孙常因其他的事情（结合两唐书张亮传来看，是贞观二十年（646）张亮谋反案）自尽，韦挺给他写的书信被揭发了出来，太宗召韦挺询问，韦挺又遮遮掩掩，不说实话。太宗于是大怒，把韦挺贬为朝散大夫（从五品下的散官）、象州刺史（正四品下的职事官）。那么，如何通过这段记载判断出韦挺是辽州都督呢？
通过上述记载可见，韦挺开始时是以白衣（平民）身份从军，后来太宗命令韦挺率军镇守盖牟城，再后来因事被贬为象州刺史。那么，韦挺是以什么身份率军镇守盖牟城的呢？还是以白衣身份吗？
我认为不是。如果还是平民身份，如何统率唐军？更为关键的是，对于韦挺最后出任象州刺史，《旧唐书》韦挺传用了“谪”，《新唐书》韦挺传用了“贬”，可见都认为是贬官。这就说明，韦挺在被贬为象州刺史之前，必然是担任官职的，而且官职还要比象州刺史（正四品下的职事官）要高。
再结合韦挺率军驻守盖牟城的情况来判断，韦挺可能的官职无非两个：一是盖州刺史，守土有责；一是辽州都督，因盖牟城比较重要， 且频繁遭到高句丽军进攻，因此以州都督身份驻守盖牟城。
但盖州人口只有2万口，按照当时唐军占领的高句丽10城的户口比例推算（6万户、18万口），大约3口1户，因此盖州约有7000户，而根据唐朝规定，不满2万户的州均为下州，刺史为正四品下，可见盖州是下州，盖州刺史的品阶是正四品下，与象州刺史一样。既然都是下州，都地处边远地区（盖州位于北方边境地区，象州位于岭南道、南方边远地区），那如果韦挺是由盖州刺史转为象州刺史，只能算是平调，谈不上贬谪。
综合以上分析，我认为，韦挺当时担任的应该是辽州都督，根据唐朝规定，都督府分上中下三种，即便是下都督府，其都督也是从三品，韦挺由从三品的辽州都督转为正四品下的象州刺史，是典型的贬谪。
三、贞观二十年（646）唐朝对辽东地区行政机构的调整
行文至此，唐朝在辽东地区的行政机构的设立和管理情况都还算清晰，但是，贞观二十年（646）闰三月，唐朝在辽东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使得情况复杂了起来。
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二十年（646）闰三月戊戌（初六日），“罢辽州都督府及岩州”。
当时，辽州都督府是唐朝在辽东地区设立的最高级别的行政机构。乍一看来，这不就说明唐太宗撤销了唐朝在辽东地区设置的行政机构了吗？是不是同时意味着唐朝放弃了其在贞观十九年（645）占领的高句丽的土地了呢？
我认为不是。这只是唐朝对辽东地区行政机构的一次局部调整，唐朝并未放弃原辽州都督府管辖的土地。
（一）细读史料
《资治通鉴》的说法是“罢辽州都督府及岩州”，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只撤销辽州都督府，还是把辽州都督府下辖的3个州（辽州、盖州、岩州）都撤销了？
其实，后面“及岩州”三字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如果“罢辽州都督府”指的是将都督府下辖的3个州一并撤销，那么，史书只记载“罢辽州都督府 ”即可，何必画蛇添足再加上“及岩州”呢？史书明确加上“及岩州”，本身就说明，前面的“罢辽州都督府”仅仅是指辽州都督府本身，不涉及其下辖的州。
也就是说，调整前，唐朝在辽东地区有辽州都督府和辽州、盖州、岩州；调整后，唐朝撤销了辽州都督府和岩州，只保留了辽州和盖州。
那么，唐朝为什么要对辽东地区的行政单位进行调整呢？
（二）唐朝调整辽东地区行政单位的原因
太宗设置辽州都督府以及辽盖岩三州发生在贞观十九年（645）五六月间，当时正是太宗亲率大军进攻高句丽的时候，上述地区都有大量的人口，在这里设置行政单位进行管理，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贞观十九年（645）九月太宗班师，同时迁走了辽盖岩三州人口7万口，“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资治通鉴》），请大家注意，上面已经提到，根据唐军占据这三州后掌握的人口数据，当时，辽州有4万口，盖州有2万口，岩州有1万口，合计就是7万口，也就是说，辽盖岩三州人口基本被迁光了。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在辽东地区保留辽州都督府已毫无必要。从单纯的军事角度看，如果保留辽州都督府，那么，辽州都督府就独立于辽水以西的营州都督府，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自己对战高句丽，营州都督府最多起到配合作用，但辽州都督府自己管辖的人口又基本被迁走了，辽州都督府基本成为了军镇，在没有后勤保障和后方支援的情况下，单纯的军镇很难持久。
但如果撤销辽州都督府，那么，其下辖的辽盖岩三州就可以就近划归辽水以西的营州都督府管辖，而营州都督府有人口，有驻军，有储备（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当时“北输粟营州”，可见营州是当时唐朝北方边境地区的重要储备基地），还有内附的奚、契丹、靺鞨等部助战，可以持久作战。
因此，单纯从军事角度看，贞观十九年（645）九月太宗班师之时，就应该撤销辽州都督府，将辽盖岩三州划归营州都督府管辖。
但是，为什么太宗一直拖到贞观二十年（646）闰三月才撤销辽州都督府呢？
我认为，辽州都督府，应该是太宗专门给韦挺留的。上面已经分析过了，韦挺因为河北运粮出现重大失误被免官除名，以白衣（平民）身份跟随太宗征讨高句丽。后来，太宗让韦挺以辽州都督的身份率军驻守盖牟城，其用意就是“
示渐用之也”（《旧唐书》韦挺传），也就是说，太宗要明确向韦挺表达出他要重新启用韦挺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太宗贞观十九年（645）五六月间授予韦挺辽州都督，让他率军驻守盖牟城，九月班师时就把辽州都督府给撤了，那太宗重新启用韦挺的这层用意就表达不出来了，或者就大打折扣了。我认为，正因为有这层考虑，太宗仍然保留了辽州都督府。但是，贞观二十年（646）三月，发生了张亮谋反事件，牵出了术士公孙常：
又有公孙常者，颇擅文辞，自言有黄白之术，尤与（张）亮善。亮谓曰：“吾尝闻图谶‘有弓长之君当别都’，虽有此言，实不愿闻之。”常又言亮名应图录，亮大悦。（《旧唐书》张亮传）
张亮
而公孙常又与韦挺私交甚密，韦挺给公孙常写信发牢骚被揭发了出来，因此，通过公孙常又牵出了韦挺：
挺不堪其忧，且不平于失职，素与术士公孙常善，乃与常书以叙所怀。会常以他事被拘，自缢而死，索其囊中，得挺书，论城中危蹙，兼有叹怅之辞。（《旧唐书》韦挺传）
而韦挺在回答太宗询问的时候又遮遮掩掩，不说实话，“太宗诏（韦）挺问之，对多不以实”（《册府元龟》卷453），最终太宗大怒，把韦挺贬官为象州刺史（位于岭南道）。
张亮被处决发生在贞观二十年（646）三月己丑（二十七日），因此，韦挺被牵连大致也就在这前后。
而就在不到十天后，闰三月戊戌（初六日），唐朝撤销辽州都督府。
我认为，这两件事情必然是有关联的。韦挺被贬官为象州刺史，辽州都督府已失去继续存在的任何意义，因此，在韦挺贬官后不久就被撤销了。
至于岩州，很可能是被连带一并调整的。从地图上看，白岩城距离辽东城很近，同时，白岩城只有1万人口（同期的辽东城有4万人口），据此推测白岩城应该不大。太宗之所以在白岩城设置岩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白岩城城主孙代音（孙伐音）率部归降而给予的褒奖。因此，当太宗班师、人口迁走以后，岩州实际上也已经没有了单独存在的必要。贞观二十年（646）闰三月，在撤销辽州都督府的同时，一并撤销了岩州。
这样，到贞观二十年（646）闰三月之后，唐朝在辽东地区的行政机构就精简为辽州和盖州2个州了，从地理位置上看，辽盖二州应该是划归营州都督府管辖。
四、从此后唐朝历次对高句丽战争看唐朝对辽东土地的占领
上面对史料进行了细读，可以看出贞观十九年（645）后，唐朝在辽东地区是占据着一部分土地的（辽州和盖州）。
那么，自贞观十九年（645）之后，唐朝是否持续占据着辽盖二州的土地呢？
我通过对贞观十九年（645）以后唐朝对高句丽的历次战争进行分析，发现自贞观十九年（645）之后，唐军进攻高句丽时，再也没有在辽东城、盖牟城、白岩城发生战斗，前面已经分析了，辽东城，位于唐军陆路从营州进攻高句丽的主道上，在这里再未发生战斗，明确说明，贞观十九年（645）之后，唐军对辽东城、盖牟城、白岩城等处的占领是巩固的、持久的。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贞观二十一年（647）李世勣进攻高句丽
贞观二十一年（647）五月，李世勣出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军进攻高句丽，“以太子詹事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孙贰朗等副之，将兵三千人，因营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入”，“李世勣军既渡辽，历南苏等数城，高丽多背城拒战，世勣击破其兵，焚其罗郭而还”（《资治通鉴》）。
李世勣
可见，这一次李世勣率军直接进攻新城一带，攻击了南苏城等地，看地图可知，李世勣攻击的都是北面的城池，并未攻击南面的辽东城等处。
贞观二十一年李世勣征讨高句丽
（二）永徽六年（655）程名振、苏定方进攻高句丽
永徽六年（655）五月，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部进攻高句丽，“率兵破高丽于贵端水，焚其新城，杀获甚众”（《旧唐书》程名振传）
可见，交战地点还是北面的新城。
（三）乾封元年（666）契苾何力救援泉男生
乾封元年（666），高句丽国内发生分裂，泉盖苏文的几个儿子发生内斗，长子泉男生被他的弟弟泉男建、泉男产夺权，被迫逃往国内城，并向唐朝求救。唐高宗任命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救援泉男生。
当时高句丽军如何布防的呢？“高丽有众十五万，屯于辽水，又引靺鞨数万据南苏城”（《旧唐书》契苾何力传）。
又看到了南苏城，看地图可知，南苏城位于高句丽北部地区，与新城邻接，既然高句丽把数万靺鞨兵布置在北面的南苏城，据此推断，高句丽的主力也必然布置在北面，大概率是以北面的新城为依托。
（四）乾封二年（667）李勣进攻高句丽
乾封元年（666）十二月，唐高宗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贞观二十三年（649）六月起，为避唐太宗讳，李世勣改名为李勣），李勣率军首先进攻的就是高句丽的新城，并于乾封二年（667）九月攻克新城。
在攻打新城之前，李勣分析战场形势的时候指出：
新城是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若不先图，余城未易可下。（《旧唐书》东夷传）
请大家注意，我之前已经多次强调，新城只是位于唐军进攻高句丽的偏道上，辽东城才位于主道上。可李勣却只强调新城的重要性，很显然，这说明当时辽东城已经掌握在唐军手中。
通过对以上几场战争的分析，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自贞观十九年（645）之后，唐军从陆路进攻高句丽，再也没有受阻于辽水，再也没有激战于辽东城、盖牟城、白岩城。
再回想一下，大业八年（612）隋炀帝进攻高句丽时，双方在辽水交战异常激烈，“高丽兵大至，隋兵骁勇者争赴水接战，高丽兵乘高击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众”（《资治通鉴》）。大业八年（612）和大业九年（613），隋军两次对辽东城发动大规模进攻。
同时也回想一下，贞观十九年（645）唐军进攻高句丽时，李世勣采用了声东击西的策略才渡过辽水，唐军同样对辽东城发动了猛攻。
前后对比，充分说明，自贞观十九年（645）之后，高句丽的辽水防线已被唐军撕裂，位于辽水以东的辽东城、盖牟城、白岩城，一直掌握在唐军手中。
五、通过解读《三国史记》“李勣奏报”看唐朝对辽东土地的占领
《三国史记》是高丽学者金富轼编写的一部史书，该书收录了一份被称为“李勣奏报”的资料。该资料开篇写到：
总章二年（669）二月，前司空兼太子大师（太师）英国公李勣等，奏称“奉敕高丽（高句丽）诸城，堪置都督府及州郡者，宜共（泉）男生商量准拟，奏闻件状如前。”
敕：“依奏，其州郡应须隶属，宜委辽东道安抚使兼右相刘仁轨。”
遂便稳分割，仍总隶安东都护府。
该资料的后面附上了高句丽在鸭绿水以北“堪置都督府及州郡”的城池，共分为4类32座，其中，“未降十一城”、“已降城十一”、“逃城七”、“打得城三”。
关于“李勣奏报”，已经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篇伪作，例如姜维公就曾专门写文章，认为“李勣奏报”在格式上、行文上，都不符合当时唐朝的规范，并推测这是后来新罗将领写给新罗王的，被错安到了李勣头上。
我个人认为，“李勣奏报”确有不合规范之处，文字上也有些生硬，但是，据此就将其彻底推翻，似乎缺乏充分的依据。在找到确切证据推翻它之前，我还是认为，“李勣奏报”可能未必是原件，而是金富轼根据残存的相关资料整理而成，里面可能有失真之处，但不至于完全是伪造的，还是可以拿来作为参考的。
从上面的开篇部分来看，该奏报大致作于总章二年（669）二月，也就是总章元年（668）九月唐军攻灭高句丽后不久。奏报的目的是整理出可以设置都督府和州郡的高句丽城池，“堪置都督府及州郡”，在后面附的32座城池中，有一类“未降十一城”，具体包括以下城池：
鸭绿水以北，未降十一城：
北扶余城州，本；
节城，本；
丰夫城，本；
新城州，本[或云]；
（禾兆）城（桃城？），本；
大豆山城，本；
辽东城州，本；
屋城州；
白石城；
多伐岳州；
安市城，旧[或云]。
下面进行解读：
（一）何为“未降”
很多人仅仅根据字面意思理解，认为“未降”，意思就是没有向唐朝投降。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李勣奏报”开篇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奏报的目的就是整理出可以设置都督府和州郡的城池，因此，奏报列出的必然都是“
堪置都督府及州郡”的城池，还没投降的城池列出来干嘛？第二，在“未降”城之列的11座城池，有5座已经设置了州：北扶余城州、新城州、辽东城州、屋城州、多伐岳州。要知道，当时唐朝并未完成在高句丽全境设置都督府和州郡的工作，整个4类32座城池中，已经设置州的一共才6座（显然是在高句丽灭亡之前，唐朝在与高句丽的历次战争过程中单独设置的），其中5座归入“未降”城（另外1座是归入“已降”城的国内州）。
请注意，“州”是唐朝的行政单位，高句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州”，史书说高句丽有州县六十余城，那是当时人比照着唐朝的情况说的，因为这样易于理解。实际上高句丽有自己的行政单位，想要细究的话，可以仔细研究上面引文里面的本、本等文字，这些就是高句丽自己对相关城池的称呼，里面必然含有高句丽自己的行政单位名称。
因此，在这份名单中，凡是已经设置了“州”的，必然是已经被唐朝控制了的高句丽城池，怎么可能还没投降呢？
第三，归在“未降”城之列的，有北扶余城和新城，这两处城池是史有明载被唐军拿下的城池：
新城：乾封二年（667）九月“辛未，李勣拔高丽之新城，使契苾何力守之”。（《资治通鉴》）
北扶余城：总章元年（668）二月，“壬午，李勣等拔高丽扶余城”。（《资治通鉴》）
可见，所谓“未降”，必然不是“没有投降”的意思。
那是何意呢？
我们还是来看新城和北扶余城。
新城：遂攻之，城人师夫仇等缚城主开门降。（《资治通鉴》）
北扶余城：与高丽战，大破之，杀获万馀人，遂拔扶余城。扶余川中四十馀城皆望风请服。（《资治通鉴》）
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特点，这些城不是主动投降的，而是在与唐军交战战败后，被迫投降的。因此，所谓的“未降”，其准确含义是：在唐军进攻前，未主动投降。
作为对比，我们来看看“已降”城池，我不一一列举，举出其中的4座城池：木底城、南苏城、甘勿主城（哥勿城）、国内州。
据《新唐书》泉男生传记载：（泉男生）举哥勿、南苏、旨岩等城以降。
据《泉男生墓志》记载：公率国内等六城十余万户，书籍辕门；又有术底（木底）等三城，希风共欤。
可见，木底城、南苏城、甘勿主城（哥勿城）、国内州4城，是在泉男生的带领下，主动向唐朝投降。
据此看，所谓的“已降”，其准确含义是：在唐军进攻前，已主动投降。
（二）辽东城州和白石城
搞清楚“未降”的确切含义之后，我们再看看归入这一类的11座城池的名单。
在未降城之中，有辽东城州和白石城，辽东城州，很明显就是在辽东城设置的辽州，白石城，则应该是唐朝史书记载的白岩城。
“李勣奏报”把辽东城州和白石城归入与新城州、北扶余城州是一类的未主动投降的城池，是合理的。在贞观十九年（645），这两座城也是在唐军进攻之后才投降的：
辽东城：焚其楼雉，并为煨烬，合城男子，面缚军门。（《全唐文》卷7“克高丽辽东城诏”）。
白岩城（白石城）：李世勣攻白岩城西南，上（唐太宗）临其西北。城主孙代音潜遣腹心请降。（《资治通鉴》）
请大家注意，前面已经说了，自贞观十九年（645）之后，唐军进攻高句丽的历次战争，都没有打过辽东城和白岩城，但是，“李勣奏报”却明确将辽东城州和白石城（白岩城）列入已被唐军控制、可以设置都督府和州郡的城池，充分说明，自贞观十九年（645）开始，唐军就已经控制了辽东城和白岩城。
再请大家注意，根据我前面的分析，贞观二十年（646）闰三月，唐朝撤销了岩州，但保留了辽州，我们来看“李勣奏报”，提到辽东城时，表述为“辽东城州 ”（设置了州），提到白石城（白岩城）时，表述为“白石城”（未设置州），二者互相印证，可谓是严丝合缝。
（三）屋城州
“李勣奏报”的未主动投降的城池中，还提到了屋城州，我看到多位学者将屋城州比对为高句丽的乌骨城，理由是乌骨山又称为屋山，因此，乌骨城可能又称为屋城。
我本人也确实在《三国史记》中查到，乌骨，有时可以写作“屋骨”。
因此，我无法反驳学者们的这一推论。
但是，我在这里提出另一种可能，请注意，仅仅是可能。
那就是，屋城州，是否可能是盖牟城州，即盖州。理由如下：
从“李勣奏报”可以看出，李勣当时负责高句丽诸城的安置，因此，高句丽城池的重新命名权也在李勣手中。
请注意，李勣的父亲名叫李盖，对于李勣而言，出于避讳考虑，需要尽量避免使用“盖”字。贞观十九年（645）时，唐太宗亲征，李勣做不了主，但总章二年（669）李勣是主帅，可以做主了。因此，我推测，李勣出于避讳的考虑，改掉了盖牟城州的“盖”字，将“盖牟”换成了“屋”。
至于换成“屋”的原因，除与“盖牟”音近之外，盖屋在古代是二十八星宿之一的危宿中的星，共有2颗，因此用“屋”替换“盖”，含义也接近。
据此推测，当时李勣可能把盖牟城州（盖州）改名为屋城州。在李勣去世后，又重新恢复为“盖牟州”。
再次强调，以上只是我的一种猜测，聊备一说。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外相关史料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之后，并未放弃已经占领的高句丽土地，唐朝在辽水以东的辽东城、盖牟城、白岩城等地，设置州，驻军镇守，一直到高句丽灭亡，上述土地连同高句丽其他土地统一划归安东都护府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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