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徘徊，南北往復，細說古代王朝都城位置變化的原因

作為一個政權存在的基礎，都城對於我國封建王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既是王朝廣大疆域的神經中樞，也是一個王朝合法性的象徵。

中國歷史上，王朝都城的位置不斷變化，呈現出東西循環、南北往復的特點，那麼歷代王朝都城位置變化的原因是什麼？

殷商至隋唐的2400年裡，中國封建王朝的都城都離不開黃河流域。在這期間，黃河流域都是全國的經濟重心所在，同時也是最接近中國地理版圖中心的地區，一個政權如果能夠控制這一地區，就足以控制全國，因此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說法。

具體而言、早期統治黃河中下游絕大部分地區的夏、商、周王朝，發軔於黃河中游或下游的上端，其理想的都城當在這個地區，正如《史記：貨殖列傳》所說：“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三河就是今天晉南、豫北和洛陽地區，這裡農業起源很早，地位居中，是理想的建都所在。

秦統一六國後，王朝疆城空前擴大，選擇都城位置需要考慮的條件就複雜了。秦都咸陽所在關中地區原是秦國根據地，咸陽又是統一前都城，統一後，東方六國舊勢力還很強大，秦祚短促，還來不及考慮對都城的遷移問題。

漢高祖劉邦起於平民，建立漢朝以後都城的選擇，無疑是件大事。劉邦即位之初欲都洛陽，以後聽了婁敬、張良的意見才定都關中長安的。婁張兩人意見歸納起來為：

一是經濟條件。關中土地膏腰，沃野千里，為天府之國，萬一山東有亂，關中的物資足以供應順流而下的王師。

二是形勝條件。關中被山帶河，有四塞之固，左崤函，右隴蜀，三面可守，獨一面東制諸侯，可進可退，可攻可守。

三是交通條件。地居上游，猶高屋建築，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

歷史證明，漢朝建都關中長安的決定是正確的。婁、張抓住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即帝國建立之初，中央與山東諸侯之間、統一與分裂勢力之間的矛盾問題，主張建都關中，主要著眼於東制諸侯，以後平定山東異姓、同姓諸侯的叛亂。武帝時降服匈奴，控制西域地區，都與建都長安便於經營西北和制服山東、既利於制內，又便於御外有關。

隋唐時期形勢與西漢相似，關中平原仍是沃野之地，隋唐政權建立之初，都有對付山東割據勢力和防禦西北突默入侵的任務、同時隋唐統治集團起於關隴地區，長安當然是理想的建都所在。

但是長安作為全國性首都，自中唐以後漸顯露其不利的一面，首先是地理位置偏西，距離經濟最發達的黃河下游平原稍遠了些。關中平原雖說富饒，但“土地狹，所出不足以供京師，備水早，故常轉漕東南之粟”。唐代在安史之亂以前，財政收入主要依靠黃河下游平原，安史之亂後河北地區藩鎮割據，賦稅不入中央，京師所需物資大多仰給數千裡外的東南地區，長安的地理位置顯得更為偏西了。

其次是晚唐開始江南經濟開始興起，同時中原王朝的外患已經不再來自西北，而是來自東北的契丹以及後來的女真、蒙古，河北地區軍事地位日益上升，長安在制內御外方面的作用喪失。所以自五代朱全忠遷都洛陽後，長安從此再也沒有恢復過首都的地位。

洛陽在經濟、軍事兩方面不如長安，洛陽盆地狹小，不如關中平原肥沃廣袤，雖也有關河之固，然遠不及關中險要，但其長處是地居古代中國天下之中，四方交通薈萃之地。西周周公經營洛邑，作為鎮撫“東土”的大本營，就因為它“在於土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東漢光武帝劉秀定都洛陽，與他極力要控制河北有關。

曹丕捨棄了其父曹操經營了多年的鄴都，而改都洛陽，北魏孝文帝自平城南遷，也曾想都鄴城，最終定都洛陽，顯然都是著眼其地理位置，曹魏為了對付西南的蜀漢和東南的孫吳，北魏為了併吞南朝，洛陽的位置顯然優於長安。

隋唐時期建都長安，但隋煬帝、唐高宗另建洛陽為東都，經常往來於兩都間，而煬帝更居洛陽為常，成為實際上的首都。其原因是當時開了南北大運河後，自洛陽東北取道永濟渠可通達王朝東北邊境上的涿郡即幽州，東南取道通濟渠可到達富庶的江淮地區。洛陽城內的含嘉倉、城東洛水入河口的洛口倉，成為儲藏天下糧食最豐富的國家糧庫。如果西運長安，不僅還要走上千里路程，更主要的是要經過黃河的三門峽，常有覆舟之患。五代前期定都洛陽，後期定都開封，就是因為選擇其水運交通樞紐的地位。

鄴城背靠山西高原，面對經濟發達的華北大平原，地處太行山東麓南北交通大道，又是從太行山滏口陘進入華北平原的要隘，是東西、南北陸路交通的樞紐，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商湯後七遷，最後盤庚定都安陽，273年不遷都。

戰國時期魏國在鄴城附近開鑿了引漳十二渠，鄴地由此富饒。東漢以來河北地區在軍事戰略上日益重要，欲佔有黃河流域，必先控制河北，而鄴是最理想的地方。所以東漢末年鄴開始成為河北平原的政治中心，曹操都鄴，並開鑿了白溝、利漕渠，使鄴城為河北平原水運樞紐。曹丕舍鄴而都洛陽，北魏自平城南遷一度也想定都鄴城，理由是“鄴城平原千里，漕運四通”，但最後還是定都洛陽，這是因為兩個政權都想經營南方，而鄴偏在河北，就不方便了。楊堅毀鄴，從此一蹶不振，以後漳水氾濫，鄴地被沙所淹，當然不可能再度興起了。

北宋建都開封，是因為趙宋政權接受唐末以來藩鎮割據的教訓，推行強本弱枝政策，削弱地方兵權，在首都開封駐紮了數十萬禁軍以自衛，而當時江南南經濟發達已超過黃河流域，政府各部門和禁軍所儒各種給養全賴每年從江淮轉運，因此必須建都距離江淮地區較近和水運發達的開封不可，故開封替代長安、洛陽和鄴成為都城的首選，是歷史自然和人文地理形勢發展的必然。

金、元、明、清四代之所以均定都北京，有其特定的歷史地理背景。

第一，女真、蒙古、滿族入主中原都有兼顧塞外根據地和新統治區任務，因此定都地點既不能離開塞外過遠，又不能不進入中原地區，而北京的地理位置最為理想。明成祖朱棣原封燕王，北京為其藩邸，他個人勢力的根據地，他即位後當然以北京為首都。永樂以後，明一代的外患主要來自蒙古高原上的靼韃，無論從防禦或制外角度而言，北京都是首選。

第二，唐末五代以後，東南地區在全國的經濟地位日益上升，建都黃河流域的政權，無不需要從江準地區攫取物資供養。元代開鑿京杭大運河後，解決了都城燕京的漕運問題，所以元明清三代均都北京不移。

南京作為全國性政權的首都，與該政權統治集團所依靠的背景勢力有關。朱元璋以江淮集團起家因此以南京為首都。據有南方半壁江山的政權，可供選擇作為都城的地點只有兩處，一是長江中游江陵（或武昌），二是下游的揚州和南京。江陵地處江北周圍無險可恃，武昌雖處江南，但是當地長江狹窄，防守不易，且兩地離富庶的東南地區較遠；下游的揚州凸出江北，江淮平曠無險可恃，非建都之地。南京西北兩面有寬闊的長江可依，又有“鐘山龍盤、石關虎踞”之勢，所以六朝都南京300餘年。南宋建都杭州，除了貪圖其在五代以來為東南最繁華的城市外，也反映南宋政權無意恢復中原的心理。

其實，從歷代王朝都城位置的變遷，我們可以觀察出王朝建都的一般規律，從中總結出人文地理變化的特點

一、從整體上來看呈現出自西向東的態勢

在奴隸社會以及封建社會的前期，中國以漢民族建立的強大中央王朝的形象出現，其都城主要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如西安、洛陽、開封這三個早期古都皆位於此區域。黃河中下游地區氣候溫和、平原廣大，便於開發，唐代以前一直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然而經過了上千年的開發使用，加之中唐以後氣候的變遷，渭河及黃河三門峽一帶漕運十分困難，關中已失去了容納國都城市的經濟基礎，國都城址向經濟文化發展更有潛力的東部轉移已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進入封建社會中後期，中國古代都城開始逐漸東移關東地區，而後再遷徙至江南之地，最後到達幽燕地區。這種整體上自西向東的遷徙，與中國經濟重心的變遷是相一致的。都城遷徙，從根本上說就是社會生產力推動的結果。

二、從長時段來看呈現出先東西橫向遷徙，後南北向縱向變化的格局，即“前東西拉鋸，後南北抗衡”的都城格局

中國古都史一般以殷周至北宋間為前期，這一時期統一政權和統治北中國的大地區性政權的都城主要在中原地區的安陽、長安、洛陽、開封這一橫向軸線上自西向東變動遷徙，形成了“東西拉鋸”的都城格局。從南宋以後，統一政權和大地區性政權的首都離開了中原地區向南移動，中國古代都城就明顯出現了在杭州、南京、北京這一縱向軸線上南北變化的格局，“南北抗衡”成為一時期都城格局的主要特點。

中國古都史上這種“前東西拉鋸，後南北抗衡”格局的出現，與北方遊牧民族的南進所產生的巨大推力密切相關。長期以來，中原受到北方遊牧民族的騷擾，優越的中原地區對北方遊牧民族來說是一種巨大的拉力，拉動著北方遊牧民族向中原地區推進。前期進擾中原的遊牧民族主要來自西北，後期則主要轉移到東北，也出現自西向東的變動趨勢，這樣客觀上就推動了國家版圖的變遷擴張，導致了國家格局的不斷變動。在變動的國家格局推動下，中國古代都城也就出現了“先東西拉鋸，後南北抗衡”的都城變遷格局。

三、從對外交通來看，隨著封建王朝的日漸封閉而逐漸偏離對外交通要道

唐宋以前中國主要通過西北陸路，也就是著名的“絲綢之路”來進行對外交流的，而長安、洛陽正是這條“絲綢之路”的起點。唐宋以後域外海上交通有所發展，一度產生非常繁榮的海外貿易，之後逐漸形成了一條“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古代都城就此開始偏離西北的“絲綢之路”，以近海的杭州、南京為都。“海上絲綢之路”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拉動作用且客觀上推動了經濟重心南移。元代以後，中國古代的政治中心以北京所獨有，而華北平原北端的北京與兩條“絲綢之路”都偏離甚遠。這說明封建社會後期中國已經日漸封閉，對外交通已不再起拉動作用。

四、與政權統治集團發軔或依靠的地域勢力有著密切的聯繫

明朝定都南京後又遷都北京，就是典型的例子。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參加紅巾軍，轉戰於江淮地區，取南京而定天下，故而朱元璋建立明朝後，以南京為都。朱元璋死後，燕王朱棣以削藩為由，發動“靖難之役”而篡奪皇位，然而他卻不願意在南京做皇帝，於永樂十九年，下令遷都北京，改南京為留都。這是因為朱棣在北京當了多年的燕王，北京是他的根據地。相比之下，南京是建文帝舊黨之所在，且位置偏南，與他所依賴的根據地相距千里之遙。由此可以看出，統治集團的發祥地或就近的一些地區，對統治者定遷國都產生著一定的拉力。

全國性都城的選址有規律可循，那麼區域性政權的建都有何特點？事實上和其控制的地理疆域密切相關

一、凡控制黃河流域大部分土地，又欲統一南北的政權，往往定都洛陽。洛陽居於“天下之中”，建都伊、洛河畔，可以通漕四方，不僅能控制黃河流域，而且便於征伐南方，魏文帝曹丕捨棄了其父曹操經營了多年的鄴都，而遷都東漢末年以來荒蕪了30年的洛陽。北魏孝文帝元宏自平城南遷，曾一度考慮都鄴但最終定都於晉末以來荒蕪了180年之久的洛陽，均為便於南伐。

二、凡統治黃河流城東部地區的政權，往往定都於鄴。因鄴處於古代“山東”地區的中心，背靠山西高原東、南、北三面為經濟發達的黃淮海平原，居高臨下，有建瓴之勢。自戰國魏國引漳灌溉和曹操開白溝、利漕渠後，使鄴城周圍地區農業生產和水運交通十分發達。故曹操定都於鄴，而十六國時後趙、前燕和北朝的東魏、北齊據有山東之地，都以鄴為首都。

三、凡統治西南地區的政權必定都於成都。自戰國以來，成都為西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三國蜀漢、十六國成漢皆是。凡統治長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政權都以建康為都城。因建康前臨大江，南有重嶺、所謂“鐘山龍盤石頭虎露”形勢險固，進可以規度中原，退可劃江為守，同時長江為天然航道，西引荊楚東連三吳，可以控制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故孫吳自211年從京口遷都建業後，雖數度遷都中游武昌，都不久還都建業，以後東晉、宋齊、梁、陳都沿襲不改。

四、邊區少數民族在其政權建立和勢力逐漸進入中原地區的過程中，在都城選址問題上，往往表現為不斷地從邊區向內地遷移。如漢、前趙從離石遷左國城，又遷蒲子，再遷平陽，最後定都長安；前燕從大棘城遷龍城再遷薊，最後定都鄴；北魏從盛樂遷平城，又遷都洛陽。這種遷移過程也就是這個政權不斷穩定和漢化的過程。

小結

古代王朝的變遷，有著深刻的歷史、地理、經濟以及人文背景，之所以出現“東西循環、南北往復”的局面，和經濟重心的南移，遊牧民族主要入侵方向的變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封建社會後期王朝選址更是反映了其走向走向封閉的傾向。區域性都城的選址往往和其控制的地理疆域以及統治者的擴張意願有關，遊牧民族的都城則表現出不斷向內地遷移的趨勢，體現出了漢化的過程，希望讀者能從這篇文章中，發現出更多與都城相關的歷史人文規律。

相關參考文獻：《中國古都選址的基本原則》、《古都與王朝興衰》、《中國歷史上的七大古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