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六年秋，湖南永興失意文人曾靜派自己的徒弟給時任川陝總督嶽鍾琪送去了一份策反書信，在這封書信中，曾靜歷數雍正皇帝
“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利、好殺、酗酒、淫色、懷疑誅忠、好諛任佞”十大罪狀，以求讓這位岳飛後人舉起反清大旗，推翻雍正皇權。“謀父、逼母”，已成歷史疑案；“弒兄、屠弟”，也已被後世證實；“貪利、好殺”，也有著具體歷史背景之下的無可奈何；“酗酒”，即使罪名坐實，也算不得昏君表現；“懷疑誅忠、好諛任佞”，也只不過是雍正皇帝集中皇權、憎惡朋黨造成的負面輿論，並非事實。因為康熙皇帝晚年的倦於朝務、標榜仁政使得“康熙盛世”出現停滯乃至倒退狀態，雍正皇帝接過的只不過是一個虛晃的盛世，一個國庫嚴重虧空的敗落王朝。
就像《清史稿》對雍正皇帝的評價一樣，“聖祖政尚寬仁，世宗以嚴明繼之”。不可否認，為了皇權集中和大清盛世的繼續發展，雍正皇帝採取了嚴苛的施政態度，在整頓吏治、推行新政乃至諸多祖製成例改革的過程中，或有用力過猛、整治過度的表現；但其“在位十三載，日夜憂勤，毫無土木、聲色之娛”，殫精竭慮、勤政愛民，到底推動了“康熙盛世”的繼續發展，為大清鼎盛的到來奠定了絕對基礎。
但是，除了那些疑案和被誣陷的罪名外，曾靜還有雍正皇帝定了一項昏君專屬的罪名——“淫色”。如果這項罪名坐實，勢必會嚴重影響雍正皇帝的正面形象，那麼，曾靜對雍正皇帝“淫色”的罪名列舉，是不是屬實呢？
曾靜劇照
雍正皇帝對此項罪名的正面回應
對於曾靜為自己列舉的“十大罪證”，雍正皇帝曾經專門成書《大義覺迷錄》予以正面回應。對於“淫色”罪狀，雍正皇帝如此回應：
又逆書謂朕為淫色。朕在藩邸，即清心寡慾，自幼性情不好色慾。即位以後，宮人甚少。朕常自謂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遠色二字，朕實可以自信，而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
對於雍正皇帝在《大義覺迷錄》中的說辭，後世諸多學者拿出了另外的證據。雍正皇帝一生生育了10位皇子、4位公主，共計14位皇嗣，而生於雍正皇帝登基之前的子嗣就多達12位；如果按照有孕時間來計算，出生於雍正元年七月的愛新覺羅·福沛也應該算是其潛邸時所孕。也就是說，雍正皇帝居於潛邸時，就幾乎全部完成了皇嗣的生育，雍正皇帝“藩邸時，即清心寡慾”的說法自然不成立。
別忘了，雍正皇帝登基時已經45歲，已然是中年之身，早已過了生育的最佳年齡。在45歲之前完成全部的生育工作，再正常不過，又怎麼能證明雍正皇帝的“淫色”之罪呢？另外，對於皇室成員而言，繁育後世、納取妻妾本就不是一件自己能夠做主的私事，而是關乎前朝勢力分佈、皇室血脈傳承的國家大事，並不關乎“淫色” 一說。
雍正皇帝在位13年，正兒八經孕於雍正年間、生於雍正年間的皇嗣僅有一位，這就足以說明《嘯亭雜錄》對其“日夜憂勤，毫無土木、聲色之娛”的評價，乃系至允至當地所在。正如清史研究大家孟森先生所言，“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勤政如雍正皇帝，連後宮都無暇顧及，又怎會是貪圖女色的昏君！
朝鮮使臣對雍正皇帝“荒淫”形象的記載
除了反清勢力對雍正皇帝的“淫色”罪名列舉，大清國當時的藩屬國——朝鮮王朝的使臣也向自己的國君反覆彙報過雍正皇帝的“荒淫”表現。
雍正四年，朝鮮使臣回國彙報：“皇后則棄置京城，只與寵姬輩，出居圓明園，日事荒淫，左右宦妾，簸弄朝政，賂門大開，則宮禁之不嚴可知矣。”雍正十年，朝鮮使臣回國彙報：“論病之餘，語及皇帝之病，則以為下部自腰以下有同未冷之屍，不能運用雲矣。”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駕崩後，朝鮮使臣向朝鮮國君如此彙報了其駕崩之因：“雍正沉淫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運用者，久矣。年且六十，其死固宜。”
雍正皇帝劇照
根據朝鮮使臣的回報記錄，我們幾乎能夠明確得知，我們眼中熟悉的一代勤政帝王，清朝唯一一位幾無負面評價的一代明主，竟然是一個沉迷聲色，以致“自腰以下，不能運用”，乃至因此病入膏肓、猝然駕崩的荒淫昏君。
雍正皇帝一生共擁有29位有史可查的后妃，其中低於“嬪”位的低等妃嬪就多達21位，而且幾乎全部納取於雍正八年以後，也就是雍正皇帝長居圓明園期間。由此，似乎也能證明朝鮮使臣對雍正皇帝“只與寵姬輩，出居圓明園”的說法，並非虛言。
雍正皇帝圓明園行樂圖（節選）
其實，雍正皇帝之所以熱衷於居住圓明園，和其年輕時曾經中暑有著直接關係。也就是說，雍正皇帝居住圓明園的主要原因，在於避暑，而非沉迷女色。另外，根據《清實錄·世宗實錄》的記載，雍正皇帝在駕崩前三天，還是“上不豫，仍照常辦事”的狀態，又何來雍正十年便“自腰以下有同未冷之屍，不能運用”一說？
至於雍正皇帝的29位后妃中，有21位屬低等妃嬪的事實，反倒更加證明了雍正皇帝在位13年，忙於政務，疏於對後宮內政管理的正面形象。年貴妃病重之際，雍正皇帝曾將其病重之由歸結到了“朕料理政事，每日無暇，醫治事未加留心詳查，飲藥俱交大夫，以致耽擱”。對於自己最為寵愛的貴妃，雍正皇帝尚且無暇顧及，足以證明雍正皇帝對後宮妃嬪的冷落。
日本使臣對雍正皇帝負面形象的描述
時任日本使臣古澤幸吉，在其所著《燕京抄》中，曾經如此描述於北京雍和宮所見到的荒唐情景：
北京雍和宮，以雍正帝皈依喇嘛教賜名，奉有歡喜佛。或婦人裸體與鰥魚交體。或作惡鬼狀，亮身屹立，擁抱美婦人。或形似牛，其上有露出根於菩薩騎之。如是之佛像七八體。又鬼神殿中，奉有惡魔，長丈三尺餘，人身，狗面，有角，與美貌女神作穢狀。
北京雍和宮
雍正皇帝潛邸如此荒唐的雕塑形象，儼然一個成人博物館，似乎將雍正皇帝“荒淫”的負面形象坐實。甚至，清人還將雍正皇帝的好色之由聯繫到了清初時期的“莊妃色誘洪承疇”事件，認為皇太極“以彼嫡配之妃，猶復屈身婢妾，以勸承疇之降，則區區淫具之設”，才導致了他的後人荒淫成性之必然。
清朝“歡喜佛”的雕塑、擺件乃至帶有明確教學意味的工具，非常常見，乃系清朝皇室子弟成婚之前的必要教學工具，和帝王的荒淫毫無關係。再者，暫且不論孝莊太后權限洪承疇一事並未形成定論，即使這件事果真發生過，也只能證明皇太極對於漢臣招降工作的重視程度，證明其身為帝王的不拘小節、國事為重，又何來將“嫡配之妃，視為工具”一說？將皇太極的勸降，來說明雍正皇帝的荒淫本性，還能再荒唐一點嗎！
清代“歡喜佛”布幔
後記
正如國學大師南懷瑾所言，雍正皇帝乃系“歷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一代奇才，為歷代職業皇帝中絕無僅有的一人”；正如《雍正王朝》所演繹的那樣，雍正皇帝在位13年，大刀闊斧的推行新政；毫不留情的整頓吏治；為清朝鼎盛時期的到來做出了絕對不容忽視的決定性貢獻。
在位13年，將近一千萬字的硃批就足以證明雍正皇帝“以勤先天下”的正面形象，如此英主，不該揹負如此罵名；更不該被後世誤解。
參考文獻：《清史稿·世宗本紀》、《嘯亭雜錄》、《大義覺迷錄》、《燕京抄》、《清實錄·世宗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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