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六年秋，湖南永兴失意文人曾静派自己的徒弟给时任川陕总督岳钟琪送去了一份策反书信，在这封书信中，曾静历数雍正皇帝
“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利、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以求让这位岳飞后人举起反清大旗，推翻雍正皇权。“谋父、逼母”，已成历史疑案；“弑兄、屠弟”，也已被后世证实；“贪利、好杀”，也有着具体历史背景之下的无可奈何；“酗酒”，即使罪名坐实，也算不得昏君表现；“怀疑诛忠、好谀任佞”，也只不过是雍正皇帝集中皇权、憎恶朋党造成的负面舆论，并非事实。因为康熙皇帝晚年的倦于朝务、标榜仁政使得“康熙盛世”出现停滞乃至倒退状态，雍正皇帝接过的只不过是一个虚晃的盛世，一个国库严重亏空的败落王朝。
就像《清史稿》对雍正皇帝的评价一样，“圣祖政尚宽仁，世宗以严明继之”。不可否认，为了皇权集中和大清盛世的继续发展，雍正皇帝采取了严苛的施政态度，在整顿吏治、推行新政乃至诸多祖制成例改革的过程中，或有用力过猛、整治过度的表现；但其“在位十三载，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殚精竭虑、勤政爱民，到底推动了“康熙盛世”的继续发展，为大清鼎盛的到来奠定了绝对基础。
但是，除了那些疑案和被诬陷的罪名外，曾静还有雍正皇帝定了一项昏君专属的罪名——“淫色”。如果这项罪名坐实，势必会严重影响雍正皇帝的正面形象，那么，曾静对雍正皇帝“淫色”的罪名列举，是不是属实呢？
曾静剧照
雍正皇帝对此项罪名的正面回应
对于曾静为自己列举的“十大罪证”，雍正皇帝曾经专门成书《大义觉迷录》予以正面回应。对于“淫色”罪状，雍正皇帝如此回应：
又逆书谓朕为淫色。朕在藩邸，即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远色二字，朕实可以自信，而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
对于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的说辞，后世诸多学者拿出了另外的证据。雍正皇帝一生生育了10位皇子、4位公主，共计14位皇嗣，而生于雍正皇帝登基之前的子嗣就多达12位；如果按照有孕时间来计算，出生于雍正元年七月的爱新觉罗·福沛也应该算是其潜邸时所孕。也就是说，雍正皇帝居于潜邸时，就几乎全部完成了皇嗣的生育，雍正皇帝“藩邸时，即清心寡欲”的说法自然不成立。
别忘了，雍正皇帝登基时已经45岁，已然是中年之身，早已过了生育的最佳年龄。在45岁之前完成全部的生育工作，再正常不过，又怎么能证明雍正皇帝的“淫色”之罪呢？另外，对于皇室成员而言，繁育后世、纳取妻妾本就不是一件自己能够做主的私事，而是关乎前朝势力分布、皇室血脉传承的国家大事，并不关乎“淫色” 一说。
雍正皇帝在位13年，正儿八经孕于雍正年间、生于雍正年间的皇嗣仅有一位，这就足以说明《啸亭杂录》对其“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的评价，乃系至允至当地所在。正如清史研究大家孟森先生所言，“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勤政如雍正皇帝，连后宫都无暇顾及，又怎会是贪图女色的昏君！
朝鲜使臣对雍正皇帝“荒淫”形象的记载
除了反清势力对雍正皇帝的“淫色”罪名列举，大清国当时的藩属国——朝鲜王朝的使臣也向自己的国君反复汇报过雍正皇帝的“荒淫”表现。
雍正四年，朝鲜使臣回国汇报：“皇后则弃置京城，只与宠姬辈，出居圆明园，日事荒淫，左右宦妾，簸弄朝政，赂门大开，则宫禁之不严可知矣。”雍正十年，朝鲜使臣回国汇报：“论病之余，语及皇帝之病，则以为下部自腰以下有同未冷之尸，不能运用云矣。”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驾崩后，朝鲜使臣向朝鲜国君如此汇报了其驾崩之因：“雍正沉淫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年且六十，其死固宜。”
雍正皇帝剧照
根据朝鲜使臣的回报记录，我们几乎能够明确得知，我们眼中熟悉的一代勤政帝王，清朝唯一一位几无负面评价的一代明主，竟然是一个沉迷声色，以致“自腰以下，不能运用”，乃至因此病入膏肓、猝然驾崩的荒淫昏君。
雍正皇帝一生共拥有29位有史可查的后妃，其中低于“嫔”位的低等妃嫔就多达21位，而且几乎全部纳取于雍正八年以后，也就是雍正皇帝长居圆明园期间。由此，似乎也能证明朝鲜使臣对雍正皇帝“只与宠姬辈，出居圆明园”的说法，并非虚言。
雍正皇帝圆明园行乐图（节选）
其实，雍正皇帝之所以热衷于居住圆明园，和其年轻时曾经中暑有着直接关系。也就是说，雍正皇帝居住圆明园的主要原因，在于避暑，而非沉迷女色。另外，根据《清实录·世宗实录》的记载，雍正皇帝在驾崩前三天，还是“上不豫，仍照常办事”的状态，又何来雍正十年便“自腰以下有同未冷之尸，不能运用”一说？
至于雍正皇帝的29位后妃中，有21位属低等妃嫔的事实，反倒更加证明了雍正皇帝在位13年，忙于政务，疏于对后宫内政管理的正面形象。年贵妃病重之际，雍正皇帝曾将其病重之由归结到了“朕料理政事，每日无暇，医治事未加留心详查，饮药俱交大夫，以致耽搁”。对于自己最为宠爱的贵妃，雍正皇帝尚且无暇顾及，足以证明雍正皇帝对后宫妃嫔的冷落。
日本使臣对雍正皇帝负面形象的描述
时任日本使臣古泽幸吉，在其所著《燕京抄》中，曾经如此描述于北京雍和宫所见到的荒唐情景：
北京雍和宫，以雍正帝皈依喇嘛教赐名，奉有欢喜佛。或妇人裸体与鳏鱼交体。或作恶鬼状，亮身屹立，拥抱美妇人。或形似牛，其上有露出根于菩萨骑之。如是之佛像七八体。又鬼神殿中，奉有恶魔，长丈三尺余，人身，狗面，有角，与美貌女神作秽状。
北京雍和宫
雍正皇帝潜邸如此荒唐的雕塑形象，俨然一个成人博物馆，似乎将雍正皇帝“荒淫”的负面形象坐实。甚至，清人还将雍正皇帝的好色之由联系到了清初时期的“庄妃色诱洪承畴”事件，认为皇太极“以彼嫡配之妃，犹复屈身婢妾，以劝承畴之降，则区区淫具之设”，才导致了他的后人荒淫成性之必然。
清朝“欢喜佛”的雕塑、摆件乃至带有明确教学意味的工具，非常常见，乃系清朝皇室子弟成婚之前的必要教学工具，和帝王的荒淫毫无关系。再者，暂且不论孝庄太后权限洪承畴一事并未形成定论，即使这件事果真发生过，也只能证明皇太极对于汉臣招降工作的重视程度，证明其身为帝王的不拘小节、国事为重，又何来将“嫡配之妃，视为工具”一说？将皇太极的劝降，来说明雍正皇帝的荒淫本性，还能再荒唐一点吗！
清代“欢喜佛”布幔
后记
正如国学大师南怀瑾所言，雍正皇帝乃系“历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一代奇才，为历代职业皇帝中绝无仅有的一人”；正如《雍正王朝》所演绎的那样，雍正皇帝在位13年，大刀阔斧的推行新政；毫不留情的整顿吏治；为清朝鼎盛时期的到来做出了绝对不容忽视的决定性贡献。
在位13年，将近一千万字的朱批就足以证明雍正皇帝“以勤先天下”的正面形象，如此英主，不该背负如此骂名；更不该被后世误解。
参考文献：《清史稿·世宗本纪》、《啸亭杂录》、《大义觉迷录》、《燕京抄》、《清实录·世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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