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去世，咸豐帝新立。新官上任三把火，何況新帝？新帝第一把火就燒向穆彰阿。
下《罪穆彰阿、耆英詔》：穆彰阿身任大學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難其慎，同德同心，卻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偽學偽才，揣摩以逢主意。
痛罵之後，再說罪責，是“偽言熒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實在於此”。
“偽言”之一，就是“屢言林則徐柔弱病軀，不堪錄用”，“其心陰險，實不可問”。
穆彰阿執政，學漢人曹振鏞。曹振鏞歷仕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為三朝元老，有人問他為官秘訣，答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曹病死，道光帝下詔，諡曰：實心任事，外貌訥然，而獻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賴而人不知。揆諸諡法，足以當“正”字而無愧。其予諡“文正”。
以“多磕頭，少說話”為“文正”，樹立了一個做奴才的榜樣。
曹振鏞配合皇帝，為漢大臣做好奴才樣板。而穆彰阿是滿人，翰林出身，時任文華殿大學士、軍機大臣，本應圖治，卻反而學曹振鏞，令新帝失望。穆彰阿自嘉慶以來，典鄉試三，典會試五。凡複試、殿試、朝考、教習庶吉士散館考差，大考、國史、玉牒、實錄諸館等等，皆為總裁。故其門生遍於朝廷內外，號曰“穆黨”，徐繼畬便是穆彰阿的門生。
談到徐繼畬，不能不提林則徐，因為他們在官場上對立。徐任福建巡撫期間，與在家養病的林則徐發生過沖突。
衝突起因，是英國駐福州領事館代理領事金執爾為一名英國傳教士和一名教會醫生，租賃福州城內神光寺房屋，得到侯官縣令批准。林則徐突然發難，忽而出紳士公啟，以示驅逐；忽而又寫生童告白，遍城粘貼；還勸紳士捐資僱募水勇，準備動武。但徐和總督劉韻珂都覺得這樣慌里慌張準備打仗，是召敵來攻，大為失計，因此，不肯附和林的倡議。林怒而投信京中，鼓動群僚來攻，攻之者，有一學士、兩御史，一旬之內，連奉寄諭三次，先參他撫諭無方，繼而參他袒護屬員、包庇漢奸。
咸豐帝派了兩廣總督徐廣縉來調查。這位徐廣縉，是林則徐一類，動輒將“民心可用”當做口香糖來嚼。這一回，他在福州，沒有聞到“民心可用”的火藥味，從徐繼畬那一套做法裡，他沒嚼出“民心”的味道，於是，朝廷便以“毫無主見，任令滋擾”，將徐繼畬革職回京。
“民心”微妙，朝廷不敢承擔責任時，就將“民心”推到前面去，同樣，個人不敢承擔責任時，也可以躲到“民心”的下面去。輸了，拿“民心”去頂賬，沒有責任人；贏了，站出來，做“民心”的代表。徐廣縉在廣州，就做過一回“民心”代表，那是林大人夢寐以求而未能如願的。
徐廣縉任兩廣總督時，清朝已開放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准許英國派駐領事，准許英商及其家屬自由居住。寧波、上海等四所城市，都按照《南京條約》的規定開放了，唯獨廣州，因粵民抵制而未開，官員欲開，粵民激憤，放火燒了知府衙門。有兩名英人入城，亦遭粵民圍打，打死一人，打跑一人。英方遂以英人被毆為由，將兵船開進省河，佔據虎門炮臺。
時任兩廣總督的耆英，以慣用的“拖”字訣，與英方簽了“緩期二年”入城之約。徐廣縉剛來接任，英國公使文翰即照會之，要求踐約入城。於是，徐廣縉赴虎門，登上英船，曉以利害，與文翰相爭，旬日內，雷厲風行，籌銀六十餘萬兩，招募義勇十萬餘人，購置軍械以備戰。與此同時，還宣佈暫停與外商貿易，並照會法、美等國商人，一旦英方放棄入城要求，即可互市如初。貿易停了近兩個月，各國商人都蒙受了損失，紛紛開列清單，要求英方賠償，此一舉，竟使文翰“大為窘迫”。
而道光帝，卻密諭徐廣縉，為保“信譽”，要酌量日期，讓英夷“入城瞻仰”，並指示“一遊之後，不得習以為常”。而徐廣縉則不以為然，奏曰：審時度勢，婉阻之未必遽開邊畔，輕許之必至立起禍端。阻其入城而有事，則眾志成誠，尚有爪牙之可恃，許其入城有事，則人心瓦解……
他堅決不許英人“入城一遊”，面對聖旨，也不退縮，不讓步。於是，英方又將兵船開進省河，以戰爭相要挾。好個徐廣縉，居然再次單舸前往，登上英船，曉諭英夷，眾怒不可犯。加以省河兩岸，有十萬義勇，嚴陣以待，呼聲震天，英方度勢，遂“罷兵修好，自此不言入城事”。天大的事情，就這麼了了，道光帝當然很高興，他誇徐廣縉：運籌之功，不亞於斬將搴旗。將士用命，紳民一心，更有過人之智。初不料卿有此妙用，可嘉之處，筆實難宣。為此，還賞了徐廣縉雙眼花翎和世襲一等子爵。
如此天朝風光，晚清時期可謂罕見，可實際情形呢？不妨問一問，為什麼粵民不讓英人進城，還要英人按照乾隆以來的老規矩，跑到“十三行”去貿易？這樣做，除了對“十三行”有好處，此外還對誰有好處？當然是粵海關了。如前所述，粵海關在康熙年間就已設立，當時，還頒佈了“分別住行貨稅文告”：“今設立海關，徵收出洋行稅。……其外洋販來貨物及出海貿易貨物，分為行稅報單，皆投洋貨行，候出海時，洋商自赴關部納稅。”為此，還招募了十三家牙行經紀人，專營外貿和徵收關稅。
“十三行”每年以稅銀百萬餘，上交宮中，供皇室之需，成了皇室銀庫。皇帝常親自過問稅銀解交情況，如有出入，便拿粵海關監督是問。粵海關監督，雖為戶部屬員，卻為內務府所派。內務府的事情，是皇帝家裡的事，還在雍正時期，粵海關監督就單獨設立，沒由廣東巡撫兼任。專職粵海關監督從祖秉圭開始，雍正帝告誡他：“小心保住腦袋要緊。”果然，祖的腦袋出了問題，那麼有殺氣的雍正帝，也只是將他的官職拿了，沒有把他的腦袋拿了。保住他腦袋的，不是他本人，而是雍正帝。
行商們，收稅，收費，收出了“潘盧伍葉”四大家族。鴉片戰爭發動時，英人繞開廣州，跑到長江口和渤海灣去打，並非如當時那些盲目的愛國主義者們所吹噓的，是因為害怕林則徐蓋世英勇，害怕廣州“民心可用”，而是因為與“十三行”在利益上盤根錯節，關係太深，一打必損。
後來，清朝對英宣戰，派官軍南下粵省，與英軍決戰，結果一敗塗地。徐廣縉治粵，深得林則徐心法，以“十三行”制夷，對外稱“民心可用”。“十三行”要壟斷利潤，當然反對英人入城，徐廣縉要政績，也反對英人入城，他們聯手，高舉“民心可用”大旗，誓死不讓英夷進城去。
六十萬兩銀子，不是小數，沒有行商們掏腰包，他徐廣縉能讓老百姓自掏腰包買槍械去當義勇？喪權辱國之餘，他為什麼還要大動干戈，還敢不惜再戰？就皇室而言，是要維持“天子南庫”；就官場而言，還想食“規禮”而肥。英人一進城，“天子南庫”就破了，“規禮”也就收不到了。
徐廣縉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才敢不讓英人進城，加上他處理好了與朝廷、官場和“十三行”的關係，既沒有像祖秉圭那樣獨吞其利，也沒像林則徐那樣獨享其名，所以，他一發動起來，就上下同心，官民一體，同仇敵愾。英人投鼠忌器，像第一次鴉片戰爭那樣，還是不敢與粵民開戰，這就使得徐廣縉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樹立起一個“上之上者”的英雄形象。結果呢？倒黴的還是粵民自己。
英國人進不了廣州城，就跑到徐光啟的老家上海那邊去了，上海是塊處女地，沒有十三行和粵海關那些陳規陋習，一切可以從頭開始。洋人都跑了，留下十三行在廣州，被朝廷竭澤而漁，一家接一家倒閉，連世界首富都經不起敲骨吸髓，想移民到美國去了，早知如此，又何必拒絕英人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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