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7日以色列希伯萊文《話報》發表了米哈伊·阿瑟夫的文章，分析了以色列在黎巴嫩戰爭中的“得與失”。米哈伊·阿瑟夫的文章認為，黎巴嫩戰爭給了巴解組織這條“大章魚”以毀滅性的打擊。從心理上來看，巴解組織蒙受了無法彌合的創傷，因為在戰爭中，阿拉伯國家在說東道西、高談闊論，但沒有一個阿拉伯國家出來真正與巴解組織共同戰鬥。戰爭沒有雙贏，只有兩敗俱傷
倖存的巴解戰士和領導人轉移到了8個阿拉伯國家，“他們受到了類似對凱旋者的歡迎，之後又被送到幾乎是集中營的基地，在那裡過著囚犯般的日子”。黎巴嫩戰爭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巴勒斯坦人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巴勒斯坦人已經不願再忍耐了，他們已經沒有信心等到阿拉伯國家團結一致，把以色列國從地球上抹掉。現在我們可以認為，巴勒斯坦人希望同以色列達成協議，及早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但是，這場戰爭也給以色列帶來了非常惡劣的國際影響。
文章作者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他認為:這場戰爭使以色列國內團結土崩瓦解。在“加利利和平”的招牌下進行欺騙。“加利利和平計劃”的目的是使加利利對面的黎巴嫩領土不再成為巴解武裝騷擾加利利居民的出發地，這一目標在戰爭的第一週就已實現，巴解武裝已被趕到離邊界40—50公里的地方。但是軍隊沒有就此罷手，一直開進了貝魯特。當權者無視猶太人民的情感和意願，導致團結崩潰。不僅反戰人士反對這場戰爭，一般民眾也反對。一些父母發出了“還我兒子！”“讓孩子們回國！”的呼聲。
以色列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士兵和軍官起來造反。他們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拒絕執行命令，參加戰鬥。他們寧可為此受到軍紀處罰也拒絕參加戰鬥。更為可怕的是軍隊中還有許多有這種情緒而沒有付諸行動的人，反對這場戰爭及其指揮者國防部長沙龍的情緒非常廣泛。一些高級軍官聯名上書要求沙龍辭職便是這種情緒的反映。以色列軍隊佔領黎巴嫩南部40—50公里寬的地帶後仍繼續向貝魯特進軍，引起世界輿論的譴責，使世界各地猶太人更加疑惑。
他們提出為什麼還要佔領別人的領土？為什麼要打到貝魯特？為什麼要給長槍黨創造機會製造大屠殺？黎巴嫩戰爭成為催化劑，使許多人相信“猶太人是萬惡之源。黎巴嫩戰爭，包括南部的薩卜拉和夏蒂拉難民營事件，成了某些人的一個實實在在的‘發現’，觸動了世界反猶勢力的神經。於是，理所當然地在世界範圍掀起一股反對猶太人、反對以色列的運動”。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托馬斯·弗裡德曼悲傷地說:“薩卜拉和夏蒂拉大屠殺使我個人的感情發生了變化。我在貝魯特郊區見到的以色列和別人告訴我的哪個英雄以色列完全相反。”
他曾抱著“尋找一些證據證明貝京和沙龍是清白無辜的”想法進行實地採訪，但是殘酷的現實使他的靈魂哭泣，他對阿米爾·德魯裡大聲吼道:“你們怎麼能這麼幹？我一直以為你們多麼出色，現在我對人民說什麼？我對自己說什麼？”托馬斯·弗裡德曼在發出了真實的報道後，痛心地說:“我埋葬了阿米爾·德魯裡，連同以前我對猶太國家的種種幻想一起埋葬了。”以色列發動黎巴嫩戰爭引起了世界輿論的普遍譴責。一個黎巴嫩小女孩兒在以色列的空襲中受了重傷，記者拍下了這張照片。
後來這個小女孩兒身纏繃帶的照片擺到了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的辦公桌上。以色列總理貝京得悉此事後，就在他自己的書桌上擺上一張二戰時期的照片:一個猶太小孩兒，臂上戴著畫有大衛星的黃箍，舉起雙手向納粹分子投降。一個自認為受傷害的人當然很難以道德標準評價自己，也不會對自己的行動加以約束。托馬斯·弗裡德曼後來在《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一書中寫道:貝京的行為總使我想起曼哈頓白人貝恩哈德·格茨，不過貝京更厲害，他是擁有F15戰鬥機的貝恩哈德·格茨。
阿拉法特在談到貝魯特大屠殺時說“你們應該真正認識到所發生的事…這是以軍事手段對巴勒斯坦問題做最後解決的開始。以色列對我們無辜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平民進行任意的、致命的打擊的目的是什麼？他們的主要目標是通過恐怖和屠殺使黎巴嫩、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起來反對我們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扔下的每一枚炸彈都在對黎巴嫩人說:‘如果巴勒斯坦人不在你們當中，我們就不會這樣做了…要怪就怪巴勒斯坦人。這番評論簡直是一針見血，此次事件是以色列建國以來最大的汙點，把以色列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閱讀更多 茉莉聊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