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產生於七世紀的阿拉伯半島，中國舊稱回教，天方教或清真教，主要流行於亞洲、非洲，特別是西亞、北非、南亞次大陸和東南亞各地，大約在唐朝初期傳入中國。
唐帝國與阿拉伯帝國，除了在天寶十載為爭奪石國（今塔什干）發生過一次怛羅斯戰爭外，長期互通友好。唐永徽二年，大食國首次遣使來華，到長安朝見唐高宗。此後148年間，大食遣使至唐共達37次之多。在此期間有很多穆斯林商人來華。一路從陸上沿著絲綢之路，經天山南北、河西走廊，來到長安;一路從海上由波斯灣和阿拉伯海經孟加拉灣，過馬六甲海峽至南海和東海，到達廣州、泉州和揚州等口岸。當年的長安有西市，內有“波斯邸”和“胡店”，唐還設置“互市監”進行管理，可見當時的貿易的盛況。廣州為通商大埠，商客雲集；泉州也空前繁榮，出現了“市井十州人”的盛況；揚州在中唐時期已有很多的大食與波斯人從事經商和文化交流活動。唐在這些城市設置“市舶使”進行管理。八世紀中葉阿巴斯興起後，阿拉伯人從事東、西方海上貿易十分活躍，來華“蕃客”逐年增多，並有許多穆斯林留在了唐朝。由於他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俗與唐人不同，所以在城市中多聚居一地，稱為“蕃坊”。他們推舉選出有威望的人為“蕃長”，負責主持宗教活動和調解穆斯林間的民事訴訟。後來還建有禮拜寺和公共墓。
安史之亂髮生時，唐肅宗為平定叛亂收復兩京，曾借大食西城之兵二十多萬。這些士兵曾“客入長安”，從城南過涯水東下營，事後其中一部分人被準允世代居留中國。這些居留中國的番兵胡賈多是單身而來，定居後漸與當地婦女通婚。有些“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撿括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在廣州“先是土人與蠻僚雜居，婚娶相通。”蠻僚即來自大食、波斯的商賈。這批穆斯林世居中國，子孫繁衍，後代已由僑居的“蕃客”變為出生於中國本土的穆斯林。同時，大食、波斯人長年定居經商，他們在華開展商業活動，要與中國人交往，甚至要僱傭用中國人相助，相處日久，宗教思想難免滲透。總之，這種聯姻關係及其它社會關係成為傳播宗教的橋樑。
至宋代，伊斯蘭教借海上貿易的力量得到進一步發展。宋代海外貿易在通商範圍和貿易數量上都大大超過唐代。當時與華通商的十餘國中，大食居首位。南宋時與華通商國已達五十餘國，在諸國商人中，阿拉伯商人佔重要地位，他們多為伊斯蘭教信徒。當時在華的穆斯林商人已不僅限於居住在“蕃坊”之內，有的已定居於城內逐漸於中國人雜居，而且與華人通婚者和讀書應試者都比唐代多。他們不僅握有經濟實力，而且社會地位較高，影響擴大，為伊斯蘭教的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
五代北宋之際，伊斯蘭教傳入中國西北邊陲的回鶻哈拉汗朝。至明朝中期，已傳遍今新疆地區，成為維吾爾族全名信仰的宗教。此外，早在唐中期伊斯蘭教就傳入哈薩克族，元末成為全名族信仰的宗教。從宋元至明清，中國西北地區的撒拉族、東鄉族和保安族相繼接受了伊斯蘭教。
元時阿拉伯、波斯和中亞的穆斯林又一次大量入華，散居中國各地。在蒙古征服統一中國時，其主力部隊中有一支“西域親軍”，大部分是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亞人，他們在軍事上發揮了很大作用。他們當中大部分軍士，也有工匠和學士。他們隨蒙古軍東來，分駐中國中地，多數人未帶家眷，定居後同當地地婦女通婚。元時海陸貿易暢通無阻，從事各種職業的穆斯林從阿拉伯、波斯和中亞紛紛來華，留居在沿海和內地大都市。穆斯林人口急劇增加，遍及全國，故有“元時回回遍天下”之說。
穆斯林在元代的社會地位僅此於蒙古人而高於漢人和南人。他們大多數擅長經營，擁有相當的經濟實力。有的則身居高位要職，僅見於《元史》的就有賽典赤等數十人。元代對伊斯蘭教持寬容態度，在各地普遍修繕興建伊斯蘭教禮拜寺。
此外還設置回回國子學，對穆斯林進行教育，使穆斯林在科舉和學術上的聞人名士相當多，如贍思為一代名儒，薩都刺、丁鶴年為著名詩人，高克恭等畫家，也黑迭爾設計並督造北京宮闕，所馬魯丁對曆法頗有貢獻，阿老瓦西丁和亦思馬因長於製造火炮，此外還有一些回回醫藥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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