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時期，在中國文學思想發展史上是一個大轉變的時期，從重功利轉到非功利。文學思想的這種轉變，是從士人心態的轉變開始的。 拿建安時期士人的心態與兩漢全盛時士人的心態比，變化無疑是巨大的。不管這種變化對於中國士人以至對於中國文化來說是幸是不幸，只要稍為回顧一下歷史，便可以清楚地意識到，變化實在是不可避免的。中國士人從習慣於戰國時期百家爭鳴那樣一種活躍的思想環境，到習慣於定儒術於一尊、皓首窮經，畢生精力用於法古崇聖解經、嚴守成說，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同樣，從儒家經典的禁錮束縛中解脫出來，重新活躍起來，也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發展過程。前一個過程，以建立正統觀念為核心，建立起嚴格的等級制，天—→君—→臣—→民，一切不得越軌。
一，儒家正統思想的影響
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是附著在大一統政權上建立起來的；它的動搖，與大一統政權的動搖關係亦至為密切。公元105年東漢和帝死，子劉隆即位，生才百日，鄧後臨朝，與其兄鄧騭掌握朝政，開始了東漢後期外戚專權的政局。此後，外戚宦官便交替專權，直至桓靈之世而達於極致。此後，便是董卓的廢帝，群雄並起，東漢以亡。現實政治生活中君臣之義既已紊亂，正統思想當然便惶惶然無棲身之地。從鄧後臨朝以後，這種情形便史不絕書。
主政者希望復興儒學以維護大一統政權，但不管形式上採取何種措施，有何種變化，儒學的衰微卻是無法挽回了。君臣之義既已紊亂，《春秋》大義便無法曲為之說。兩漢儒學匡政的重要手段之一：以符命說災異，至此亦慢慢失去效力。安帝時孔長彥長於章句之學。儒家大一統思想既與政治格局相牴牾，五經與政權之間的關係，就開始了不知不覺的變化。它干預政權的力量，它的權威性慢慢下降了；以經學求致用的士人與政權的關係亦相應發生變化，從政權的維護者慢慢地轉變為政權的批評者。我們可以把這稱為士人與政權的疏離。無疑，一種疏離的心理正漸漸地把士人和大一統政權、和正統思想分開來。而曹丕所說的人異議，論無定檢，則進一步說明疏離意識必將導致儒學一尊地位的喪失，導致思想的重新活躍。
二，禁止列名黨籍者出任官職對當時的文學思想的衝擊
不過，這個過程並不是平和順暢進行的，其中伴隨著士人的怨憤與抗爭，和點綴於這怨憤與抗爭中的瀟灑風流與淒涼血淚。集中體現這個過程的便是禁止列名黨籍者出任官職造成的混亂與人物品評。 兩次禁止列名黨籍者出任官職，對士人心理狀態的轉變關係至大。重要的黨人開始都是以維護政權的大一統為目的的。他們忠於朝廷，忠於君主，以名節自高，為此而反對外戚和宦官，終於罹禍。黨人的重要代表人物陳蕃就是一例。他曾上疏桓帝，引《春秋》以論災變，言辭懇切，謂："願察臣前言，不棄愚忠。"而終不見察。又以拒請託而觸怒當時權傾朝野的大將軍梁冀，因救李膺而得罪宦官，最後和竇武謀誅宦官未成而被殺。就是因為他一心忠於朝廷。
另一重要黨人李膺也是一例。他懲辦奸倖，數被黜免，而無所屈折，原因也在於他的忠於朝廷。直到第二次因為禁止列名黨籍者出任官職而禍起，有人勸他逃走，他還矢忠之志不移，說："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乃詣獄，而終被拷死。他們雖滿腔忠憤，被瀟灑風流之舉世榮名，而未能脫盡儒生之迂腐，難以成事，本在料中。明人于慎行論東漢末年誅宦官事，說："陳蕃老儒無算……至乃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到尚書門攘臂大呼。欲何為也？直迂儒耳！"因忠以成名，因迂而事敗，因忠以見害而感動人心。範滂也是一位有"澄清天下之志"的黨人，袁山松《後漢書》說他下獄後，訊問黨人時，他年少在後，卻越位而前，慷慨陳詞："竊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齊其情，惡惡同其行，謂王政之所思，不悟反以為黨。"範滂之言，忠憤悲壯，實足以感動人心。當是時，詔下急捕，督郵抱詔書而泣，縣令解印綬欲與俱亡。黨人行為之震動於當時士林者竟至此！何止當時！後代士人亦每為之感奮不已。蘇軾幼年讀範滂傳而誓作孟博，即是一例。然而範滂亦同樣因忠以成名，因迂而事敗，他之"不悟"，其實正是黨人悲劇之所在。大一統政權已經處於無可挽回的分崩瓦解之中，而黨人不察，強扶持之，以此罹禍，雖令人欽仰，然亦令人嘆息！《後漢書·徐稚傳》說徐稚屢被徵辟而始終不就，郭林宗非常敬仰他，曾派門人茅容去見他。徐稚是"悟"了的，黨人卻以一腔忠憤，想維繫大樹於將傾。不過，細究起來，此時士人對於政權的疏離，出發點與表現方式實有很大不同。
三，"人的覺醒"
顯然，士人與政權之間、與儒家正統思想之間的間隔，已成一普遍趨勢。疏離是共同的，而疏離以後的去向與行為方式卻並不相同；高自標置以取名也是相同的，而目的與結果卻各異；結黨是相同的，而情操品格之高下，用心與手段之優劣，亦大相殊異。大一統政權與儒家正統思想、儒家經典作為士人的精神支柱、作為士人的凝聚力，正在日漸削弱。而疏離之後，士人並未作為一個有共同精神支柱的群體出現，他們正在走向動盪。 不過，經學的束縛到底是不知不覺的鬆開了，士人到底從皓首窮經的狀態中甦醒過來了，沉悶的空氣畢竟是打破了。 士人就是以這樣的風貌進入了建安時期，進入了一個更加動盪不定的時期。實際上，士這一個階層，從思想到生活，都正處在一個變動不居的時期。 軍閥割據的政治格局，士人可供選擇的道路大抵只有兩條：一是各為其主，一是隱居以避世。此時的著名士人，大多選擇的是第一條路。這也是前此對大一統政權、對儒家正統思想疏離之後順理成章的發展。各事其主，也就各行其是。主各有所好，士之投奔也大抵各歸其類。儒家的倫理道德準則已失去普遍的約束力，用人也沒有統一標準。不少學者認為這是"人的自覺"的產物，士人從經學束縛中解脫出來，發現了自我，發現了感情、慾望、個性。通脫，正是這種自我發現在行為上的反映。這樣看，當然是可以的，許多行為確實可作這樣的解釋。
用"人的覺醒"概括此時的時代精神風貌，似有所欠缺。兩漢經學奠定的儒學傳統實在是太強大了，任何力量也無法徹底擺脫這傳統。思想的發展和其他事物一樣，也存在銜接現象，就在各種異端思想相繼出現的時候，儒家思想仍然有它自身延續的線路。建安並不是一個社會性質變革的時代，而只是一個動亂的時代，所謂"人的自覺"，其實只是經學束縛的解除。這是一個從思想到生活都動盪不定的時期。經學的束縛解除了，作為士人精神支柱的儒家正統思想已經失去普遍的約束力，而新的一統思想又還沒有出現，或者說，新的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還沒有出現，各家並存，由經學時代又回到了諸子時代。士人各事其主，各行其是，雖時相論難，而不屈己以從人，亦不強人以同己。
思想是多元化的，人生信仰、價值觀、道德準則、生活方式，也是多元化的。這種多元化，使整個文化形態處於最活躍、最不穩定的狀況，一切都正在演變過程中，有舊的某種形式的延續，有新的出現，有新舊的交錯滲透。
參考文獻：
《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
《講談社·中國的歷史》
《中國文明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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