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慎獨”一詞首先出於《禮記·中庸》之中：“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經過數千年的演化，慎獨在現代人眼中的含義似乎就只是“謹慎的獨處”，但是作為儒學尤其是宋明理學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議題，慎獨一詞實際上具有十分深刻的哲學內涵。

現代人看來，慎獨是我國儒家創造出來的一門獨特的修身之法。人們一般理解為在獨自活動無人監督的情況下，憑著高度自覺，按照一定的道德規範行動，而不做任何有違道德信念、做人原則之事。然而此言雖有理，但細細深究，其中便會涉及到諸多的問題。

如慎獨的對象是什麼，是己身行為還是自己內心？慎獨之標準如何界定，遵守什麼樣的道德規範？慎獨的時機是什麼時候，個人的慎獨與社會秩序有什麼關係？如何進行慎獨？

實際上，慎獨之問題，也牽扯到宋明理學中的一箇中心話題，那就是如何才能更好地處理個人的主體性與禮法所要求的秩序的公共性二者之間的關係。現在讓我們回溯著歷史往前看，源於《禮記》一書的慎獨，其哲學內涵在孔門之學中開始逐漸豐富。

孔門之學，其精者見於《中庸》一書，而“慎獨”二字最為居要，即《太極圖說》之張本也。慎獨之研究，繞不開《中庸》和《大學》，也繞不開一代名相孫慎行、宋朝理學家和明末大儒劉宗周。

所謂慎獨者，合隱見顯微而獨者也。孫慎行的《慎獨義·隱》表達了一種從心性根源地來看人之存在，人本是一個完美的存在，至於生活中人的不完美，是因為受到外物的汙染，不知人類存在的根源，以致無法回覆至善之本體。而慎獨之功就可以防止至善的隱見微顯之“獨”被外在因素所汙染。

在孫慎行看來，只要真切地實行慎獨功夫，就能溯源而上探得不睹不聞之體。《困死抄·慎獨》一書中，孫慎行指出道德實踐主體的“戒慎恐懼”過程本身就有“真性”“本體”的顯現。換言之，慎獨功夫是以自主、自覺的戒慎恐懼為主導，體現無窮生命力的行動綱領。

在理學傳統之中，與慎獨功夫相密切相關的是致中和，“中和”即“獨”之“隱見顯微”，“致中和”,通俗來講，便是指人的道德修養達到不偏不倚、十分和諧的境界。值得一提的是，陽明後學的致中致和之辯難困局在孫慎行的慎獨論語境中已被成功消解。

以喜怒哀樂說為奠基，結合“隱見微顯之獨”和“慎獨功夫”的構架表述，孫慎行就這樣形成了其慎獨學的義理結構。也正是在孫慎行的影響下，明代大儒劉宗周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劉宗周，原名憲章，字起東，明代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於弘光元年、明思宗亡國的次年絕食殉國，因講學于山陰縣城北的蕺山，學者又稱其蕺山先生。劉宗周被譽為宋明理學的最後一位大家，他著作甚多，內容複雜而晦澀。

劉宗周開創的蕺山學派，在中國思想史特別是儒學史上影響巨大。牟宗三先生甚至有“蕺山絕食而死，宋明理學亦隨音歇響絕”之說。自20世紀以來，劉宗周之學也愈來愈受到學術界的重視。

研究劉宗周的生平，我們不得不感嘆一個人早年的生活經歷以及性情會對其往後的學術形態產生多麼大的影響。例如大程子明道先生為人和樂，其學說充滿春生之意；小程子伊川先生嚴毅端方，門人對其敬若神明，故其學說以主敬為方，以敬作為修養方法；王陽明少年豪邁，不喜拘束，故其學說灑落爽快，開口見膽。

劉宗周為遺腹子，早年家境貧寒，生活艱辛，這樣的生活環境決定了其在氣質上與朱子學嚴肅的學風有著天然的契合處。再加上二十六歲時拜師學習朱子，故而宗周先生早年很自然地走上了朱子學主敬的路。

由此，直到四十八歲，劉宗周才正式把慎獨作為其為學之宗旨，作為晚明時期陽明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劉宗周的慎獨哲學表達的是一種個體性哲學立場。

這種哲學立場的理論內涵恰如陽明所述：“人人自有，個個圓成。”

按照黃宗羲的觀點，劉宗周所說的慎獨誠意就是王陽明所說的良知。

不過朱子學的主敬和陽明心學主腦的思想二者結合倒是形成了宗周後來的慎獨之學。劉宗周之子劉汋編撰的《蕺山劉子年譜》也提到，劉宗周在四十八歲時提出以“慎獨”為學問宗旨，這一宗旨與劉宗周三十六歲時對陽明學和朱子學流弊的洞察密切相關。

由此，我們再看《禮記·中庸》中的那句話：“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實際上，朱子對慎獨的解釋較為清楚，在朱子看來，“戒慎”、“恐懼”對應的是喜怒哀樂未發即未產生出來時的工夫， 慎獨則是要在人慾剛剛萌動還沒有變得顯著之前對其加以遏制，不使之潛滋暗長。即“慎獨”對應的是念慮已發的工夫。

這樣，《中庸》裡的“戒慎”“恐懼”和“慎獨”在朱子看來，實際上代表了兩種工夫，也相當於“靜而涵養，動而省察”。所以，朱子著名的“存天理之本然”與“遏人慾於將萌”理論實際上也分別對應“戒懼”與“慎獨”的工夫。

受朱子學的影響，劉宗周早年也持此觀點，不過後來宗周認為“慎獨”並不是動念產生以後對念慮的省察工夫，而是與“戒懼”一樣，都是未發之體上的工夫。

所以宗周之子劉汋在《蕺山劉子年譜》裡也說道：“先儒以慎獨為省察之工夫，先生以慎獨為存養之功。”

劉宗周認為，朱子把“戒懼”、“慎獨”分別對應靜存、動察兩種工夫，造成了學問的支離，只有王陽明的“慎獨即是致良知”的說法，才保證了心體的一貫性：即動靜合一、知行合一。

劉宗周指出，延平四賢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四位理學大儒相傳的口訣中的慎獨無非就是要人對自己內心深處的病痛、過錯進行慎獨的檢查、反省。因為人心在未發時，儘管沒有明顯的惡念產生，但是並不代表沒有病根存在。

這時便要仔細檢點自己的心，看其中是否有“倚著之私”，經常進行這種工夫，心體就會純粹清明，沒有任何私慾夾雜，這也就是未發時的道德本心。未發時心體一塵不染，已發後自然能夠事事符合道德規範，劉宗周認為這就是延平四賢的慎獨思想中的“善觀氣象”。

但是在五十二歲時，劉宗周在其所作的《大學古記約義》中，明確批評了朱子學派的看法；在五十四歲時，劉宗周作《中庸首章說》，以“慎獨”為中心，明確提出了“靜存之外，更無動察”，亦批評了朱子的與之相反的做法；在六十歲時，宗周在《與王右仲問答》中，又批評了朱子分靜存、動察兩個工夫為支離的行為。

宗周的看法，直到晚年也沒有變。宗周把“省察”收攝到“靜存”之中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在道德實踐活動中掌握先機，在私慾未發時，就能及時將其加以克治，從而

避免其流為顯著的過惡。可以說，朱子解釋《中庸》的時候認為“慎獨”是“遏人慾於將萌”，宗周先生的方法是“遏人慾於未萌”，即在不善的念慮尚未發生以前，痛下工夫，將病根徹底消除。

劉宗周一生學術思想演變的軌跡，可以從他對陽明學態度變化略窺一斑。不過，劉宗周慎獨思想轉變之契機，卻也與孫慎行的思想密切相關。

在《劉宗周全集》第二冊的《會錄》中記載有一則引人深思的語錄：“近看孫淇澳書，覺更嚴密。謂：‘自幼至老，無一事不合於義，方養得浩然之氣，苟有不慊，則餒矣。’”

因文獻不足，我們無法重構劉宗周與孫慎行思想交流的具體情況，但根據部分殘存資料，可以推測出劉宗周正是從孫慎行的思想中得到重大啟發，並最終建構了晚年精密宏大的慎學體系。

劉宗周慎獨說的重點在於先明人心本然之善，使根柢凝定，然後通過“慎”的功夫使“根柢”“本體”涵攝一切、貫通一切。換言之，“慎獨”是“本體即工夫”之說，本體與工夫合一，本體與現象合一，這是劉宗周慎獨說最為基本的性格。

宗周思想的提出並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存在一個逐漸強化的過程。“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便是其理解的慎獨，《學言上》中說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先儒教人看此氣象，正要人在慎獨上座工夫，非想象恍惚而已。”

所以他也對陽明心學“病虐在未發時”的觀點極為稱讚，病虐在未發時，真能致知者，工夫只於此時用。根除罪惡如同“射飛雁於當空”，必須掌握時間，要有一個提前量，若等到它們變成顯著的罪過在加以改正，則已經為時晚矣。

這也就是《周易》“知幾其神乎”在道德實踐的意義。

在如何實現慎獨的方式上，宗周先生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功以實施。宗周認為聖學的工夫，只有在靜中才能體會的更真切，靜坐並非盲目的打坐，而是能識人體，即認識生生不息的道德本心。

通過靜坐，本心呈露，這就是孟子說的“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之氣象，也是孟子所言的“存夜氣”，“善養浩然之正氣”。人心在無慾的狀態下，乃是一個天體，光明靜潔，如同明月澄水，充滿無限生意。

蕺山的《靜坐》詩和儒家經典《論語》中也談到“往來三複吾身”和“南容三復白圭”，即是指靜坐、省察作為身之主宰的道德本心，通過它們可以體會到自己的真心。

因此靜坐作為慎獨入門的方便法門，從正面來說，也就是體會本心。

總之，諸儒之說，無論是程子的主敬，還是張子的“知禮成性，變化氣質”，還是朱子的“格物致知”，無非都是發明濂溪“主靜之旨”，而濂溪的“主靜”又是發明《中庸》“慎獨”思想。

因此，宗周先生作《聖學宗要》一書的根本目的不僅在於闡明周子“主靜立人極思想”，也在於通過詮釋，使宋明儒學在學脈上與他所理解的慎獨思想貫通，從而從學術發展史內在理路的角度為其慎獨思想提供支持。因此，宗周的慎獨學說在保持無為、自發的前提下，也更加註重具有公共、共知意義的條理、秩序涵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