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庆祝战争的终结。然而，此时正有一个比战争更让人恐惧的事物正在蔓延——那是一种横扫世界的致命流感病毒。
这场横行全球的流感让很多人痛苦地死在满是血污的痰液之中，并最终杀死了上千万人。（注：由于这场瘟疫爆发时正值一战及结束时期，各国都没有详细的统计资料，具体数字不明。目前最保守的估计是2000余万人，最多的估计则将近一亿。）
现代人根据当时人留下的信件、日记和回忆录，追溯那段历史，以便更好地分析研究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留下的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全球性瘟疫做好准备。
PART1
源头
现在有科学家认为这场流感并不起源于欧洲，而是远在北美的美国。西班牙流感的“零号病人”（首例患者）来自美国堪萨斯州哈斯科尔县的偏远农场。野生鸟类携带的禽流感病毒发生突变，转为可在人类当中传播的流感病毒，感染了一位农夫——阿尔伯特·基特切尔。
1918年3月，阿尔伯特被征兵加入美国军队，来到了位于堪萨斯州的弗斯顿新兵营。这是美国的第二大新兵营，约有5.6万名新兵在这里受训。当时阿尔伯特被安排在后厨工作，当士兵们排队领取食物时，他就像盛饭一样把病毒分发到每个人身上，而每个士兵体内的病毒又经过不断变异，变得更为强大。
遭遇病毒侵袭的美国弗斯顿兵营，由于患病士兵过多，兵营不得不单独腾出一个营房用作病房
这种致命且传染性强的新型病毒很快传遍了整个军营。短短3周，就有约一千人病入膏肓，近四十个年轻士兵死去。其中一位医护人员感到其严重程度远超普通流感，不是以往那种能够应付的感冒。他写信给华盛顿政府，指出这种流感极具危险性，但他的警告被置若罔闻。
更可怕的是，由于各方势力的不作为，这种新型病毒很快从堪萨斯出发，隐藏在被感染的军队士兵之中，来到了美国东海岸的港口。1918年3月，25艘满载美国军队的运兵船横跨大西洋，前往法国布莱斯特的港口。在这里，火车又把士兵们带往欧洲大陆前线。
4月，流感在前线战壕中毫无征兆地爆发了。根据前线医疗站凯瑟琳护士的日记，很多士兵开始只是轻微感冒有点头疼，但是在两三天内病情就迅速恶化。患流感的病人脸颊、耳朵和嘴唇都因为病毒对肺的破坏而缺氧变蓝，患病不久后就死去。她从没见过因为流感死过这么多人。
法国战场上的一些病重的人被送回英国本土进行治疗。很快，从海峡港口到伦敦，病毒横扫了整个不列颠，藏匿于人体宿主之内。在病毒袭击了战壕内的士兵两个月后，英国曼彻斯特出现了第一个流感病例。
PART2
曼彻斯特的努力
1918年6月，这场流感在曼彻斯特大爆发，并以燎原之势在人群中传播。当时，行政官员詹姆斯·尼万负责曼彻斯特的公众健康问题。尼万非常担忧小孩的健康问题，因为他们和老人是最容易被病原体乘虚而入的。
为了对抗流感，詹姆斯开始追踪瘟疫爆发的源头。虽然看上去流感在整个城市内几乎同时爆发，但事实上城市北部是最为严重的，因为这里是主要工业区，人口更加密集。仅仅六个礼拜以内，这里就有超过十万人被感染。詹姆斯希望尽快关闭一般学校和主日学校（英、美诸国在星期日为在工厂做工的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和识字教育的免费学校）来遏制疫情，但一些无知之人认为他反应过激，学校管理者也拒绝停课。
詹姆斯还是竭尽全力遏制流感传播。他主持发行了数万本预防流感的小册子，除了在工作场所分发，还提供给媒体和普通家庭。此外，还制作了500张海报，专门粘贴在城市显眼位置加以宣传。
防疫宣传画
然而，对于有些人来说，警告还是来得太迟了。截止1918年6月，仅在美国和西欧，约有二十万人因流感而丧命。
PART3
来自伦敦的决定
在伦敦，这里的医护人员也在不断与瘟疫抗争，圣·马里波恩医院的霍德就是其中一员。医生们意识到流感具备传染性，认为面罩对这种新型流感非常有效。即便如此，因为感染人数太多，已经没有什么劳动力去制作口罩了。
根据霍德医生的日记，当时医院走廊里挤满了约两百名病人，而且越来越多身患并发性肺炎的新病例涌入医院。更为可怕的是，医护人员同样也在这些新病例之中。
不仅医院里一片混乱，英国政府也面临着严峻问题。亚瑟爵士是当时英国白厅最年长的医学官员（相当于今天的卫生部部长）。他制定了一个备忘录，详细列出了当出现全国性流感时，应该采取的官方举措。例如，当你患病时，务必将自己隔离在家中，推掉人员众多的聚会，防止疾病蔓延；禁止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或者咳嗽。
然而，这些举措在当时并没有被大规模推行，因为英国高层觉得取得战争（一战）胜利更加重要。他们需要负责制造军火的工人持续在工厂内工作，还要保证火车、邮递以及公共汽车的正常运行。亚瑟爵士用“战事大于人命”来形容当时的政府举措，认为做出这样的决定实属无奈。
在英国的美军士兵墓地，他们不是在一战中阵亡的，而是死于一战结束后仍然在肆虐的流感
在政府的“放纵”下，到1918年夏天，这一流感病毒已经传遍了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甚至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也成为受害者之一。西班牙报纸对疫情议论纷纷，并且公开讨论这种疾病的相关情况。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中立方，西班牙游离于战争之外，不用担心动摇军心，所以官方对舆论没有明确的限制。不像别的参战国，对疫情采取隐瞒态度，担心动摇民心，影响士气。很快，西班牙国外的社论就将他们在马德里报纸上看到的这种流感病毒称为“西班牙流感”——其实这流感和西班牙没什么太大关系。
PART4
再次升级的病毒
1918年8月，这场流感总算有了收敛的迹象，患病率、死亡率逐渐减缓，人们以为他们躲过了一劫。此时，战争的天平也开始向协约国倾斜，一切好像慢慢走向正轨。
可惜，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9月，噩梦再次降临，病毒变异出更加危险的变种。这次它们变得更加适应于人类这一物种，传染性更为强大，致死率大大提升。美国波士顿城外的军事训练营成为二型流感的“发源地”。很快，医务室就被感染的士兵挤满了。
为了弄清楚这场瘟疫的来头，军方请来科学家威廉博士调查。威廉对一个刚进入医务室就开始咳血，并在短短一天内就丧命的士兵产生了兴趣。他解剖了士兵尸体，发现病变的肺受损程度比吸入毒气还要严重。他确定这是一种全新的感染性疾病，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瘟疫。威廉博士认为当务之急是隔离整个军营，但被军队指挥官驳回了。人们再次为了所谓的“战争胜利”而放弃了遏制病毒的机会，让第二波流感快速席卷全球。
1918年9月29日，更多更大的美国运输船准备前往欧洲战场。利维坦号，一艘改装的邮轮上载着九千人的队伍从新泽西的港口出发，准备前往法国。从军营到运兵船的路上，有相当数量的士兵倒在路边，精神萎靡。这些病患基本都是被感染者。已有的在案记录显示，第一起死亡案例就发生在出发后的第二天。这些士兵再也想不到，自己根本到不了前线，更不用说回到家乡。船上同行的还有两百余名护士，不少护士一登船就患上了感冒。利维坦号携带着最致命的货物——第二波流感病毒，就这样横跨大西洋，前往欧洲。船上一堆一堆的士兵成为病毒繁殖变异的良好温床。
10月3日，利维坦号的航程走了一半。随着疫情飞速扩大，医务室很快就被挤满了。他们终于开始设置隔离床位，将健康的人和受感人分隔开来。从利维坦号的航行日志中看，当时用来隔离的F号甲板约有900名患者。由于海上有德军U型潜艇的威胁，船上每个窗口在夜晚都必须关闭。船舱中的空气又热又闷，病毒滋生的愈发肆无忌惮，生病人数急剧增加。
由于大量男性青壮年死于战争和流感，许多城市中不得不开始使用女性来承担急救工作
很多病患鼻腔严重出血，弄得地板上到处都是血迹。护工们在狭窄的卧铺过道间穿行，脚底又湿又滑，耳中不断传来病人的呼救声……整艘船更像是人间炼狱。船员们希望把尸体送往目的地布莱斯特港，埋葬在军队墓地中。但利维坦号走的是南部航线，气候很热，以致于他们不得不把冰箱里的食物取出，用来冷藏尸体。
利维坦号10月7日抵达法国布莱斯特港。此时，九千名士兵中两千人病重，接近100人死去。布莱斯特也因为瘟疫陷入混乱中。那些得了病的人上了岸，只能自己走到两英里（约3.2千米）外的医院，下了船的护士们则被要求投身于当地抗疫第一线。
PART5
“战疫”还未结束
在利维坦航程完成之前，第二波疫情的魔爪已经伸向了伦敦。
1918年秋天，霍德医生所在医院的形势进一步恶化。这轮患者病情恶化更快，死亡时间大大缩短，而且患病的小孩大多都痊愈，大人死亡率更高。10月末，因为流感，医院失去了第一名护士，截止到11月7日，又有4名护士死去。很多护士都是带病坚持工作，直到最终溺死在满是血污的痰液之中。
同样在曼彻斯特，詹姆斯·尼万追踪了被流感杀死的民众，发现二型病毒致死率远超第一波病毒。因为死亡率过高，当地掘墓人和棺材的数量已难以满足需求。詹姆斯始终站在对抗病毒的第一线。他尽自己所能，采取的一些预防措施，如普及戴口罩，减少公共场所娱乐等，使得曼彻斯特相比其他城市损失要小，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西班牙流感”中的人们
这场瘟疫还随着船只传到英国的殖民地。印度的疫情始于港口城市孟买，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整个国家。病魔在这里带走了成千上万条生命。有学者考证，相比于英国本土而言，病毒在印度的致死率达到了英国本土的四倍之多。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落下了帷幕。大家都沉浸在战争结束的喜悦中，并没有意识到病毒也加快了收割“人命”的脚步。拥挤的街道，互相拥抱亲吻的人群再一次给了病毒可乘之机。停战庆典不仅传播胜利的喜悦，也传播了病毒与死亡。一些家庭再次受到沉重的打击，特别是那些刚刚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家庭，致命的流感又找上了门索取更多人的生命。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一个国家针对疫情采取了极为严格的隔离措施。当时，澳大利亚当局果断彻底封锁了本国与外界的所有联系。所有来自其他国家的船只抵达澳洲，都必须接受相当长的时间隔离观察，以彻底杜绝病毒趁虚而入的可能性。直到1919年初，澳大利亚才出现病例，但那时病毒杀伤力已大大减弱。
PART6
尾声
1919年7月，瘟疫终于平息。此时这种病毒几乎已经感染了这世界上所有它能感染的人，易感人群数量不断减少。受到感染的人要么死去，要么获得了抗体。病毒也在不断发生变异，变得没有那么致命了。
“西班牙流感”爆发时西方医护人员的装束
消灭这场瘟疫的正是它自己。如果一种病毒要成为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毒，快速杀死宿主可不行。没了宿主，也就没了病毒。几乎任何一种传染病，只要它的致死率达到一定高度，疫情反而会减轻乃至消失。为了生存，它们会降低致死率以确保宿主的生存，以便有机会传染给更多人。
很多学者认为，这场大流感导致的确切死亡人数很有可能已经达到一亿。相比以往任何瘟疫，这个数字都是难以想象的。1918～1919年大流感的元凶现在已经查明，它系Ｈ１Ｎ１病毒引发。这种流感病毒会导致患者体内发生细胞因子风暴（一种致命的免疫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免疫反应会损害自身。越是免疫力强的人，反应就越强，也就越有可能死去，因而青壮年正是这种病毒的易感人群。
现代流感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西班牙流感”更加危险。利维坦号花了八天时间才横跨大西洋，如今的病毒不仅会“坐船”，还能搭乘其他交通工具——新型流感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到达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像1918年澳洲当局那样彻底隔离整个国家，在今天是难上加难。好消息是，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医学也变得更加发达。我们不但有抗病毒药物，还有系统治疗方法；不仅有抵抗像肺炎之类并发症的抗生素，还有抑制细胞因子风暴的抗过敏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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