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嫁衣


外婆的嫁衣


外婆张清舫去世了,在这个春天,在距离我600多里外的山东临清。

从小到大,我与外婆的接触很少。所以,她留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几乎没有性别特征的老年妇女,宽额、大眼,花白的短发梳到耳后,有着淡淡的临清口音。

但外婆在我心里又是神秘的,她的身世、她的经历、她的悲喜,都曾是我想一探究竟的谜。她的离去,也带走了她80多个春秋中所有的生活枝节,留下的,只是残缺的梗概。

外婆出身于富足的大户人家,家有良田千顷,还开有当铺、银庄。外婆是她父母的独生女儿。外婆的母亲刘玉坤生下她后,再也没有生育。外婆的父亲张琴薹心有不甘,纳过一个妾,结果尚未来得及为他添个承继家业的男丁,便被性情刚烈的妻子打跑了。外婆的母亲刘玉坤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读过私塾,很有些开明的思想,不能容忍男人纳妾这种行径;而沾染了纨绔子弟习气的曾外公,同时也是一个惧内的人,纳妾一事更成了他日后不时被妻子揭挑的短处。

外婆毕业于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在她母亲的支持下,还放了脚。这在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20世纪40年代,已是非常难得。“如果当年她不走的话,解放后当个中学老师应该绰绰有余。”我的祖母朱元芝闲聊时说起外婆,每每会有这样的感叹。

关于外婆的故事,大都是我从祖母那里听来的。其实她们两人少有直接的接触,但这位有着惊世骇俗之举的女亲家,在祖母生活的那个封闭的圈子里,知名度很高。大家都怀着一份探究、好奇的心理,来传播她的故事。

7岁那年暑假,刚上小学的我听外婆讲了她生命中最精彩的段落——出嫁。这也是我惟一一次当面听她讲起自己。

20世纪40年代初的一个春天,美丽的外婆坐上花轿,嫁到同城门当户对的夫家。花轿后面跟着长长的抬嫁妆的队伍。

“娘家陪送的嫁妆,一眼望不到头。别的我记不清了,光是衣服鞋帽,就装了36箱。坐在花轿里,我听到大街两边看热闹的人在数我的箱子。他们说,见过多少姑娘出嫁,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嫁妆。”50岁出头的外婆对着夜空中银亮的上弦月,缓缓地说, 黯淡的眼神变得柔和、清亮。

“那么多衣服,你能穿得过来吗?”我疑惑地问。

“春天的、夏天的、秋天的、冬天的,每一季都有各种颜色、各种样式,能穿一辈子呢!”外婆微笑着说。

“都有哪些样式啊?”女孩子喜爱漂亮衣服的天性,让我对外婆的嫁衣刨根问底,而不及其余。

“旗袍最多了。长袍、短袍,棉袍、单袍,长袖的、短袖的、无袖的,高领的、低领的、没领的……”外婆数算着。

“做这些旗袍要用多少时间啊!”我不禁感叹。

“上一年秋天,家里就请来了几个裁缝,到苏杭、上海买布料,然后量啊,剪啊,描啊,绣啊,忙个不停。我光在一边看都学会了。”外婆说。

“那你现在还会做吗?”我问。

“会啊。等你长大了,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做几身最漂亮的旗袍。”外婆笑着许诺。

后来我从书上看到,旧时富家大户嫁女,床桌器具、箱笼被褥、衣裤鞋履、首饰女红一应俱全,日常所需无所不包,发嫁妆的队伍排列绵延数里,故称“十里红妆”。发嫁妆往往成为大户人家摆阔炫富的大游行。

出嫁是外婆一生中幸福风光的巅峰。随即,苦难的生活拉开了序幕。几年后,外公病逝,家里的田地、财产被分光,外婆也从富家少奶奶沦为遭人唾弃的改造对象。

陷入绝望的外婆,在临沂城解放后不久,就将年仅3岁的我的母亲丢给父母,跟一个经常赶着马车往她家送货的年轻伙计,私奔到他的家乡——聊城临清。那个胆大包天的伙计,成了我后来的外公。他们结婚后生了3男2女5个孩子,一辈子相依为命,直至先后在临清农村终老。

在我想象中,外婆出走的时候,应当是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而她的心境也一定决绝而凄凉。我最好奇的是:离家之际,那些可以陪她一辈子的美丽嫁衣在哪里?

当时我外婆的父母也自身难保。经过改天换地的土改运动,家财散尽,两位老人带着我的母亲来到临沂城定居。这对曾经锦衣玉食的夫妇,成了“地富反坏右”分子。我的曾外婆在街上卖茶水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曾外公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

外婆的出走曾让她的父母很伤心。不过,想到女儿也算找到了一条生路,他们也就原谅了她的自私。但外婆的离弃给我的母亲留下了心理阴影,上学时,她自作主张随了我曾外婆刘玉坤的姓氏。直到一度杳无音讯的外婆跟父母恢复了联系,我的母亲后来也结婚有了孩子,她们母女间的关系才有所缓和,但总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她们中间隔膜着,难以真正亲密起来。

外公曾写信透露过接我的曾外公、曾外婆去临清养老尽孝的想法,但他也在信中表示,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昼夜劳作,仅能裹腹”。上个世纪80年代,我的父亲参加全省的技术交流活动,曾去过一次临清,20年后仍印象深刻:“那个地方真穷啊!从县城的汽车站下了车,街上连拉客的三轮都没有,揽生意的人把自行车后座绑上两根木棍,就载人载货;水土也不好,盐碱地多,烧出来的水难以下咽。”

我见到外婆,都是她从临清来探望自己父母的时候。她每次在临沂呆的时间都不长,因为临清家里还有一大家人和做不完的农活。我不知道她怎样经历了由富家女到农妇的蜕变,我见到她时,她已经是一个穿着大襟布褂和宽口布鞋,说话带着淡淡的临清口音的乡下妇人了。

我只见过一次外公,也就是当年带着外婆私奔的那个伙计,我17岁那年秋天,外婆曾陪他到临沂看病。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完全不是我想象中老实巴交、土里土气的村夫,而是一个相貌堂堂、清瘦和善的老人。从外形和气质上看,他和外婆倒是满般配的一对。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的曾外婆、曾外公先后去世后,外婆便很少回临沂。虽然外婆在临清生下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姨妈长大后也嫁到临沂,后来拥有了过亿的身家,但日渐年迈的外婆已经把临清当作了自己的家乡。10年前老伴去世后,外婆即深居简出,瘫痪几年后,最终像一片枯叶,凋落在异乡的春天,寂静而落寞。

我不知道,在外婆卧床的日子里,当她回忆这一生的时候,当年那个身后跟着“十里红妆”发嫁队伍的美丽新娘,那些描龙画凤、五彩斑斓的嫁衣,还有跟嫁衣一样鲜亮的年少时光,是否曾在她脑海中回放?

我至今没有穿过外婆亲手做的旗袍。我所艳羡的外婆的嫁衣,因了外婆的故去,又从蒙上了岁月尘埃的记忆中清晰浮现,溢彩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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