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針對宇文所安在其著作《晚唐（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詩歌 827-860）》中提出的詩人形象問題和中國傳統詩歌的非虛構性傳統，本文作者認為宇文氏在詩人形象的解讀上，打破了傳統的形象定位，以其客觀性為傳統做出了重新闡釋，對中國文學研究有著借鑑意義。但在中國詩歌的非虛構性問題上，宇文氏以中國詩歌作為西方詩歌的對照，而未能站在歷史語境中進行考察。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美國著名漢學家，現任教於哈佛大學東亞系，其妻子為田曉菲。
一、影響詩人形象的因素
宇文所安在《晚唐：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詩歌（827-860）》中意識到現代的讀者所認為的詩人形象，與歷史中的未必一致。我們對特定詩人的認識是由漫長的詩人形象塑造史所決定的。詩人自身對形象的定位、手抄本的流傳、讀者的接受屏幕等等各種因素都會影響我們對詩人角色的定位，例如詩仙李白，詩聖杜甫，詩鬼李賀，詩魔白居易等，我們對這些詩人進行形象定位，而這種定位同時又影響著我們對詩人的看法，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經典詩人一直被戴著光環，導致現在很多評論家或讀者都盲目的讚譽詩人的全部作品，並且對於一些名氣不大的詩人不給予關注，宇文所安在《他山的石頭記》中說：
"經典當然存在，但經典是作為一個歷史現象而存在的，他們作品的質量已成了文學價值標準的一部分。在這裡有一種歷史的惰性在作怪。"
由於這種惰性，現代的讀者仍然還是會從詩人已被塑造的形象來看待他們。相對於中國的研究而言，宇文所安的研究更加客觀和中立，他認為詩人的形象受到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首先，從詩人的角度來看詩人對自己形象的定位，
"一位詩人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 。這種角色扮演是真實生活的一部分 ，但與真實生活的關係除了直接反映真實生活以外，還有很多可能性。"（《晚唐》）
宇文所安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在詩中扮演的角色更是一種純粹的遊戲，所以詩中的角色既有可能是詩人真實的樣子，例如孟浩然詩中的角色——失敗的求仕者、閒適的鄉村紳士以及喜愛歡宴的人，宇文所安認為這就是詩人真實角色的一部分，但有時候詩中的角色也有可能是詩人為娛樂而自我設定的假象，杜牧創作了很多香豔詩，塑造了自己的風流形象，
"杜牧在世時，他很樂意扮演一種放蕩的形象，但沒有證據表明他與名妓的風流事多。這種形象是他聲望的一部分，並且他很樂於扮演這一角色。"
杜牧
由此可見，詩中的形象還有可能是一種面具或詩人自我期待的形象；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詩人的作品很有可能經過篩選，詩人對自己的作品進行篩選是很平常的情況，例如
"我們知道杜牧嚴格的篩選自己的詩集，大約只保留了百分之二十。雖然杜牧詩歌的龐大補遺中的一些詩篇歸屬不可靠，但很清楚，很多有關其浪漫的私人生活的詩篇都被排除在詩篇之外。"
晚唐至今已有 1000 多年的歷史，詩歌是我們瞭解詩人的主要途徑，但這種已經被有意識的篩選過的詩歌是否能代表詩人的形象，個人認為是存疑的。
其次，從歷史的角度看，詩人的作品能夠流傳下來多出於偶然的因素，例如印刷術、手抄本的流傳等，李涪曾嚴厲譴責過李商隱，將他比作僅是一位織錦工匠，
"這是很嚴厲的言辭，但確實為我們提供了一些九世紀後期對李商隱詩歌評價的概念。李涪的評價不公平，可能不僅是因為偏見和盲目，而很可能是李涪沒有見過全部詩集，只見過李商隱詩的一個小集。"
我們並不擁有全部詩歌，我們只擁有古代詩歌的一部分。
最後，從讀者的角度分析，既有可能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也有可能跟讀者的接受屏幕有關。例如杜牧是唐代著名詩人，但是在明代時期，研究杜牧的文獻大幅度減少，當時流傳極廣的《唐詩選》竟未收錄一首杜牧的詩歌，這是因為明人繼承了嚴羽尊唐抑宋的道路並走向極端，杜牧雖是唐代人，但他詩詞中的特徵是與宋詩筋脈相同的，這使得杜牧經歷了長達三個世紀的忽視與批評。並且讀者在闡釋的時候，很容易不自覺的去靠攏那些吸引人的解釋，例如李商隱的《夜雨寄北》，很多人認為這是李商隱寫給妻子的，夫妻當前的分離成為將來團聚時的話題，表現了親密關係，然而隨著學者研究的深入，他們發現他的妻子在他去世川任職前已經去世，
"我懷疑在相當程度上，為了維持對這首名詩的令人滿意的傳統解讀，一些學者提出李商隱此前曾去過一次四川 ，至少去過最東部的巴地。他們花費了很多經歷來證明存在這樣一次旅行。"
讀者總是能夠在詩人的詩歌中找到自己所追尋的東西。我們對詩人形象的認識基本上是通過詩人的詩歌，當我們通過詩人的詩歌來塑造詩人形象的時候，就已經假定詩歌的內容是真實的，那詩人的詩歌內容是絕對真實的嗎？這牽扯到詩歌的虛構性和非虛構性問題。
二、非虛構性問題
《跨文體、跨時代、跨學科——美國著名漢學家艾朗諾教授訪談錄》中談到中國傳統一向注重作家和作品之間的關聯，常把作品當作作家生平中一些事蹟的記述來看待，這個取向容易忽視文學的虛構性，而正視文學的虛構性是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文學的特色之一。宇文所安在《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世界的象徵》也曾提到：
"在中國文學傳統中，詩歌通常被假定為非虛構；它的表述被當作絕對真實。"中國詩歌的非虛構性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漢學家對中國詩歌的一種共識，例如費威廉、餘寶琳、歐陽禎等人，相比較而言，在西方詩歌中，抒情主體是被虛構的，詩中的"我"並不等於詩人。韋勒克在《文學理論》中認為文學藝術指涉的"都是一個虛構、想象的世界。在一部小說、一首詩、一部劇中的表述不具備文獻的真實性……這個詩中的'我'也是一個虛構的、戲劇化的'我'。"
宇文所安曾以華茲華斯《在西敏寺橋上》與杜甫《旅夜書懷》作為案例進行分析，他認為，
"華茲華斯無論是看到，還是依稀記得，抑或是在想象中構造了這一情景都是無關緊要的，這首詩的詞語並不以其非限定的特殊性指向歷史的倫敦，而是將人們指向詞語的言外之意。"
這說明，在寫景敘事的背後，追求詩歌所表達的意義才是閱讀詩歌的目的，而詩歌本身只是一種媒介和表達方式而已。在解讀杜甫的《旅夜書懷》時，宇文所安認為此詩是詩人對世界作出的一種事實性的描述，因為詩人看到的景物與詩人的心理狀態有一定的關聯和微妙的聯繫，所以這種景物不能超越現實世界而具有普遍意義。
三、非虛構性原因
為何中國存在非虛構性傳統，餘寶琳《隱喻與中國詩》認為中國詩不指向另一個超驗世界，中國強調天人合一的觀念，作者
"與這一世界是渾然一體的，在真實現實與具體現實之間，具體現實與文學作品之間沒有分離開來，在西方某些領域，間隔或許會招致非難，但間隔也確立了生成的可能性、虛構性以及詩人對上帝創造行為的複製。"
宇文所安認為中西詩人描寫的場合也是有所區別的，中國詩人多描寫自己的日常經驗，對這種充滿著瑣事又與我們的生活親近的場合的描寫也會不自覺的加重真實感，使得讀者認為詩裡的描寫是真實的。朱光潛先生認為中國詩並不是討論哲學和宣傳宗教的工具，
"就民族性而言，中國人頗似古羅馬人，處處都腳踏實地，偏重實際而不務玄想……就文學說，關於人事及社會問題的作品最發達，而憑虛結構的作品則寥若晨星。中國'民族性'是最實用的，最'人道的'。它的長處在此，它的短處也在此。"
儒家社會偏重現實主義，不能向高遠的地方發空想，即使詩人渴望超世，卻始終無法擺脫骨子裡的淑世主義，朱光潛先生認為中國詩歌的非虛構性是由中國人的民族性決定的，而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哲學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操的淡薄。個人認為，沒有宗教信仰，缺乏對彼岸世界的嚮往，或許部分可以解釋中國人的虛構作品不發達，但筆者有一個疑問，中國詩歌的非虛構性特徵是因為其本身真實的非虛構性呢？還是千百年來讀者習慣將虛構性作品以非虛構性的眼光看待呢？
《紅樓夢》
無論是海外漢學家還是朱光潛先生在考察中國文學的非虛構性時，都是放在中西對比的語境下進行的，即我們的非虛構性是以西方的虛構性為參考的，並未放在歷史語境中進行考察，所以筆者在此想要借用敘事小說的發展來解釋詩歌的非虛構性。除了詩歌以外，中國的讀者歷來也重視小說的非虛構性 ，許多研究者都曾研究過中國史傳傳統中的實錄精神與中國敘事小說的關係，範道濟認為'實錄'理論"促使小說關注社會，貼近現實"，並且認為"'實錄'乃是為了'求真'"，《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在小說開頭就寫了大段的自雲，它雖隱含著作者的回憶，但絕不是作者的自傳，但從後來的研究可以發現，很多學者相信書中的事情或人是在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余英時先生說《紅樓夢》在研究中從來沒有取得小說的地位，"它一直是被當作一個歷史事件來處理的"，有人從一個"紅"字讀出了反清復明，有的學者定要從現實生活中找到小說裡對應的人物，例如有的學者認為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廢太子的女兒，賈寶玉的原型是納蘭容若，甚至是曹雪芹自己（胡適）等等，周汝昌先生認為我們的小說其實是史的一個支流，同西方小說的概念是不同的，小說在讀者眼裡只是掩去了姓名時代的歷史而已，由於受到中國古代強大的崇尚"實錄"的史學的影響，我們的小說就不可避免的沾染了崇尚真實性的習慣，有的小說即使非常荒誕不經，但只要加上一點歷史，也有可能被一些讀者當成事實看待。中國也有將詩讀作歷史文獻、傳記材料的歷史傳統—"
中國詩是歷史實錄的呈現"（宇文所安），也就是說，中國古代的史學不僅影響到了小說，甚至詩歌領域也有其史學的色彩，同時又因為儒家深求寓意的習慣，讀者相信虛構的故事下一定隱藏著深刻的含義。"隱蔽的豔情含意很容易轉為隱蔽的政治含意。一個能夠理解比喻性語言和比喻內涵的群體的社會動力在發揮作用。宣稱吟詠某位古代皇帝的詩實際上是在批評一位當代或近代皇帝，這反映了一種理解詩歌的'真正'和'深層'意思的願望。這種宣稱暗示了一種觀念，即相信詩篇表現的只是其明顯主題的人，其理解是膚淺的。詩人由於用歷史人物指稱當代人物而顯得出色，讀者由於看穿這種假象而顯得出色。"
也就是說，無論是小說還是詩歌，研究者認為其中定有所指涉，所以要從表面的意思讀出深意來。是否是強大的史家實錄精神的影響使得作者在創作的時候刻意的採用了寫史的筆法？而讀者是否又因為這種表達方式而以為作家的作品就是真實的呢？會不會其實我們的傳統文學中有很多虛構作品，只不過作家表達手法的原因而被後人認為是非虛構呢？宇文所安也演示瞭如何在這種非虛構的文學傳統中閱讀詩歌，即
必須棲居同時代詩歌語境中來研究詩人，"閱讀就必須逃離後來世界的關注，放棄對詩歌進行結構的分析，移動讀者至另一個世界和文明，以同時代詩歌語境中讀者的閱讀規則解讀詩歌，解讀詩人與解讀詩境，傾聽文本中作者的真實聲音。"
我們對一位詩人和其作品的認識受到太多後天的干擾，前人的研究加深了我們理解的同時，也使我們無形中被套上了枷鎖，我們不可能回到那個時代，也不可能完全擺脫前人的影響，但我們應該力求回到歷史語境中，以當時之眼觀當時之人。
四、總結
個人認為宇文氏所謂中國的非虛構性是以西方的虛構性為參考的，中國傳統詩歌中並非不存在虛構性作品，只是虛與實的界限並不是涇渭分明的，王曉路先生認為：
"虛構與非虛構的差異顯然被過分強調了。實際上虛與實在文學創造中是很難截然分開的。對詩歌表述的事實往往應被視為是人類情感和境況的真實，而非是字面的真實。"
中國傳統詩歌是存在虛構性的，每首詩歌都是詩人精心設置並佈置的屬於自己的小舞臺，詩人是這出戏的導演，與西方詩歌不同的地方在於西方的讀者知道他們的詩歌是虛構性的，而中國的詩人力圖使讀者相信這是非虛構的。
"我們不可能復原並真的棲居於那些世界，我們並非在遊戲人類生活或種族命運，它們僅僅是一些詩，它們只會積存你的誤讀和我。它們等待千年只為有人讀與誤讀。它們有耐心並將逗留下一個千年。對於我們可能為尋求事實所施展的最狂野的想象，它們絲毫不受影響。當我們為這些詩歌進行推理建構，不要問：'這是真的嗎？'而應當問：'當我讀時，如果我把這當真，會發生什麼？'"
虛不虛構真的重要嗎？真假會影響一首詩或一篇文章的文學價值或美學價值嗎？況且，如果沒有確鑿的、新發現的史料作證明，我們的研究也可能只是對待前人作品的誤讀，所以，何不讓詩成為詩，讓詩只作為詩呢？
參考文獻
1、王曉路，西方漢學界的中國文論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2003 年.
2、張洪波，《紅樓夢》的現代闡釋：以"事體情理"觀為核心[M]，中華書局，2008.
3、[美]宇文所安，賈晉華、錢彥譯，晚唐（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詩歌 827-860）[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4、[美]宇文所安；陳小亮譯，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世界的徵象[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5、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J]，香港中文大學學報，1979（02）.
6、餘寶琳著，王曉路譯，間離效果：比較文學與中國傳統[J]，文藝理論研究,1997（02）.
7、陳小亮，理想的詩歌：中國非虛構詩學對西方文學傳統的反動-評宇文所安《中
國傳統詩歌與詩學：世界的徵兆》[J]，浙江學刊，2012.
8、趙紅娟，《跨文體、跨時代、跨學科——美國著名漢學家艾朗諾教授訪談錄》，浙江外國語學院學報[J]，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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