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吃饱穿暖了，人类社会才能不断发展，繁衍生息。迈入21世纪，世界人口越来越多，粮食生产成为人类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防治农业病虫害的农化产品层出不穷，为农业产量贡献自己的力量。
现代有专业植保为庄稼保驾护航，可是在古代，您知道古人如何防治病虫害吗？
翻开中国农学史，先秦时代人们就已认识到了生物多样性的存在，并在生产生活中广泛应用。《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生长规律，万物同步生长而不互相伤害。不过即使如此，也并不妨碍自然界的生态食物链永久存在。正是从自然生态中找到了规律，古代人民由此开始了利用自然防治病虫害的道路。
《泛胜之书》总结了麦、禾、稻的选种技术。选麦候熟可获，择穗大强者；选禾：择高大者。以穗大、植株粗壮者为种。选稻，穗饱满者。由此可见，先祖很早时期已涉及遗传生物学的知识，因而证实我们的先祖已经从长期的种植中积累出相关经验，开始了对苗种培育的择优淘劣。
.害虫不喜食植物。害虫食性强且杂，但有喜食不喜食的差异。王祯说：蝗不食芋桑和水中菱芡及绿豆、豇豆、豌豆、芝麻、大麻，农家应兼种以防不虞。
明清害虫不食之物增多，《救荒简易书》中有：臭麦、豌豆、小扁豆、蚕豆、芥、葱、茼蒿，馒头、出头白萝卜，多汁、无汁白萝卜，油菜、圆叶苋菜等，这些作物均有辛辣、臭等气味，害虫避而远之。大面积种植一种谷物为某些昆虫数量的剧增提供了条件，“一种食麦昆虫在专种麦子的农田里比在麦子和这种昆虫所不适应的其它掺杂混种的农田里繁殖起来要快得多”。由此可见实行套种的重要性。
汉代已有间作套种技术，魏晋南北朝得到发展，认为桑苗“下常劚种绿豆、小豆”（劚：用刀、斧砍削），可使“二豆良美，润泽益桑”。
汉王充在《论衡•物事篇》中曾谈到：故诸物相贼相利，含血之虫相生服、相啮噬、相啖食者，皆五行之气使之然也。这就是说，天下万物之间相利相克，遵守着自然之道的法则。
在《泛胜之书》记载区种中的禾、麦轮作，避免重茬。《齐民要术》总结了合理轮作防治病虫害技术，“种麻得良田，不用故墟。故墟亦良，有点叶夭折之患，不任作布”。“点叶”“夭折”是两种可通过土壤传播的病，不用“故墟”即不能在连作的田块种植。大多数作物都须轮作，重茬易诱发病虫害。
.以虫治虫。自然界的生物链帮助农民治理病虫害，该类记载始见于《南方草木状》：交趾（广东及越南部分区域）人以席裹并巢贮黄猄蚁卖于市，该蚁可使南方柑树免于群蠹（小虫子）所伤。黄猄蚁的治虫性能须依靠集体力量，故应并巢而卖。
另很多鸟类喜食昆虫，是病虫害的天敌之一。郭文韬认为，先秦时就已观察到啄木鸟啄食林木害虫的现象。南朝梁出现鸟类食蝗记录：《南史•列传42》记载，田，将秋遇蝗，……忽有千群飞鸟而至，瞬息食虫尽而去。这是古代鸟类天敌食蝗的最早记载，距今1400多年。
蛙类防治害虫。宋《渊海类函》有“蛙能食虫，必应禁捕”的记录。
明清史料记载家禽防治蟛蜞及蝗蝻。明霍韬曾说，广东香山、番禺等地有蟛蜞虫，食谷之芽，大为农害，唯鸭能啖焉，且鸭不为害农稻。
先秦已始用植物性药物防治病虫害，《周礼》记有“嘉草熏之”、“莽草熏之”等多种药物治虫方法。郑玄《注》中说，莽草有杀虫之效者，熏虫即死，是利用植物多样性防治害虫。
种子处理防治病虫害。《泛胜之书》介绍：以水煮沸剉碎的马骨，再加附子浸泡，三四天后去附子，再加入蚕、羊矢（股内侧近阴处）搅拌如稠粥。最后加入种子反复浸泡，可使“禾稼不蝗虫”。无马骨，雪汁亦可。
防治仓储害虫。《泛胜之书》说，麦一把，艾一把，藏于瓦器、石器中，适时播种收可倍。艾叶中的挥发性芳香油具有杀虫灭菌作用，先秦的“莽草”熏虫也能防除仓储害虫，烟雾弥漫于室内，害虫难以幸免。
宋元时，防治病虫害的植物性药物较多，但多用于蔬果、花卉等害虫防治，用于农作物的较少。《本草纲目》中有百部、狼毒、苦参、藜芦等治虫植物，清增加有烟草、雷公藤、巴豆等。
清末，植物性药物直接用于杀灭农业害虫。很多古农书介绍，可用芥子油每亩三合或石油四合洒叶茎除绝螟虫。尽管先秦已始用植物性药物防治病虫害，且历代不断增加，但多被用于室内等害虫，即便用于农作物害虫，也多为预防而非直接把药物喷洒在害虫身上剥夺其生命。但到清末，药物杀灭农作物害虫增加。这一变化与明末清楚社会观念的变化、中西科技交流的加深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祖先农学智慧源源流长，怀古融今，民族农耕文化的自信与传承，是我们每个有民族责任感的生态农人有必须维护的担当。古耕新缘愿与志同道合的生态仁人志士为传承民族农学同担当，共作为。理性认知中国农学，融合、创新，在传承中共同把民族农耕文明粒粒散珠联成项链。古耕新缘愿与同仁们同探讨，共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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