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相當奇葩的朝代，它是最後一個由漢民族建立的政權，而其後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並在近代寫下了不光彩的一頁，導致許多左派青年極度懷念明朝，為所謂的“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津津樂道。但歸根結底地說，明朝的滅亡是咎由自取，是統治者及官僚體系犯下的一系列錯誤所導致。
當然，明朝能延續276年，在全部統治過程中基本上維持了穩定的中央集權，並且留下了一系列的文化遺產，其統治模式自然有諸多可取之處。這裡就來重點聊聊明朝穩定行進的“兩條大腿”。
文官制度
整個文官制度是一個非常大的範疇，它包括了文官體系的建設，以及中央對地方的分權與集權。明朝的官僚更像是專業官僚，而不是宋朝時期的文人士大夫（專業文人，兼職做官）。明朝官僚體系的穩定是明朝統治能穩定持續的基礎。而且另一方面，明朝從根本上解決了藩鎮的毒瘤，實現了中央控制地方而又不干涉地方的“集權體系”。
- 文官制度的建立
我們今天批判明朝科舉取士的“八股文制度”，但實則正是這樣的機械單一的制度，催生了明朝獨特的文官制度。八股文禁錮了思想，而對於統治者而言，這正是他們的目的。一個聽話做事的官僚，遠比一個有自我思想的官僚更討喜。明朝的文官相較於歷史上其他時期的官僚，有兩個特點，一是顯得更專業，二是顯得更刻板。
唐宋時期的官僚就顯得沒有明朝官僚那樣“專業”，唐宋的官僚，尤其是宋朝，他們更像是文人而不是專業官僚。如韓愈、歐陽修、王安石、范仲淹、蘇軾等。科舉制度根本上都是從文人裡選官，但做官與寫文章不同，做官不需要文人那種不切實際的浪漫主義情懷。而明朝採用八股文之後，文人的浪漫氣息就被“閹割”了。在文化人，明代的詩詞遠不如唐宋，便是這個制度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只能研習《四書五經》，並只能根據古書（主要是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內容來展開論述，導致明朝文官的思想日趨統一，進而形成固定的行為範式。這種閹割了浪漫、自我情懷的文官，也變得更加“專業”。
與此同時，明朝的文官在思想上更加刻板，他們對於政治理想的固執程度遠超其他朝代。比較突出的例子就是明嘉靖時期的“大禮儀之爭”以及明萬曆時期的“國本之爭”。雖然權臣對抗皇權在歷朝歷代均有體現，但與明朝這種形式又完全不同。本質上這兩個時期並沒有類似霍光、曹操這樣的權臣，但整個文官系統卻出奇一致地對抗皇權，這不得不說是一種奇觀。
- 消滅藩鎮
藩鎮是造成唐朝統治不穩的根本原因，而之後的宋朝為了消除藩鎮卻又矯枉過正，導致宋代武備孱弱，成為“軟柿子”。明朝在官僚制度建設上既消除了藩鎮割據的危險，也保持了相對強大的武備系統。即便在明朝的最後時期，我依然認為明朝不是輸在了戰場上，而是輸在了政治上。
在信息傳遞效率低下的古代，統治一個龐大的疆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統治半徑的制約。中央政府能監管的區域是有限的。對於遠離中央的地方，勢必要選擇其他人代為管理。封建王朝通常採取的方式是分封藩王，但這種方式嚴重妨礙了中央集權，最終的局面就會如同歐洲一樣，分裂成諸多小國。中國自隋朝之後就徹底解決了地方選官問題，但是對於地方權力如何制約則經歷了幾百年的實驗。明朝繼承了元朝的行省制度，將各地方嚴格分割（大致就是現在的各省），並分別設立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揮使“三權分立”的官僚，分別主管行政、司法、軍事。後期為了進一步協調地方，增加了督撫等職。但督撫相對於唐時期的節度使，既受到其他官員的監督制約，也缺乏集財權、事權、兵權於一身的土壤，最終形成了既受中央約束，又能因地制宜便宜行事的行政體系。這種有效的中央集權在明朝的整個過程中應當都算得上是穩定的，而明朝也從未出現足以威脅皇權、自行廢立的大權臣，更沒有像唐朝中後期一樣藩鎮割據。
皇權不下鄉
皇權不下鄉也是明朝制度上的一大創舉，這個制度消弭了階級上的“統治半徑”，使得最頂層的皇權但最底層的平民之間，獲得了互不打擾的穩定局面。明朝的“皇權不下鄉”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礎上，有效地調動了鄉紳、小地主勢力，以宗族為基礎實行基層自治。宗族的話語權某種程度上甚至高於地方父母官，對於瑣碎的宗族內部事務，政府完全置身事外，避免了底層官員藉機斂財壓榨百姓。（關於明代宗法制度，筆者另有一篇文章詳述）。
宗族文化迄今為止依然是我國傳統文化裡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最重要的起源便是明朝。這種制度的建立來源於明朝建立者朱元璋的個人經驗，卻在不經意間形成了獨特的文化。如果說以往的宗族文化只存在於世家大族裡，那明朝以後宗族文化已經擴散到每個基層家庭。由於宗族文化的調和，明朝朝堂上的混亂不會對底層造成過多的影響。明萬曆年間，皇帝創造了三十年不上朝的記錄，中央政府停擺，但底層社會卻並未發生較大的混亂，這不得不說是得益於“皇權不下鄉”的制度優勢。
結語
明朝的皇帝大多數是荒唐的，尤其是中後期以後的皇帝，少有作為。但明朝皇權卻從未被權臣架空，明朝社會也一直保持了相對穩定，其276年的國祚遠比唐代289年國祚質量更高。當然，明朝刻板的文官體系也註定了其缺乏變通能力，缺乏扶大廈於將傾的能力。而宗法制度則註定了其限制商業流通的特性，從根本上杜絕了資本主義繁衍的土壤。清襲明制，這兩個制度進一步發揚穩固，直到被現代文明體系徹底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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