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與人類關係密切，不僅影響社會進程還影響人們的文化和精神狀態。瘟疫是文學中的重要題材，不少世界名著都以瘟疫為背景，或者直接表現瘟疫。中世紀的瘟疫促進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出現，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談》就是以瘟疫為背景的名著，突出了文藝復興時期的價值傾向和宗教改革的必然。法國作家吉奧諾的《屋頂上的騎兵》和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則將瘟疫與愛情同置，愛情故事在瘟疫的映襯下顯得光彩奪目。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加繆的《鼠疫》中，瘟疫具有更廣泛的象徵意義，面對瘟疫的不同選擇，突出表達了存在主義的哲學觀。
——範蕊 等《西方小說中的瘟疫題材》
《秘密花園》
（美）弗朗西絲·霍奇森·伯內特
《秘密花園》（The Secret Garden）是美國女作家弗朗西絲·霍奇森·伯內特創作的兒童文學作品。小女孩瑪麗因為一場突來的霍亂，變成了孤兒，被親戚收養，來到了一處莊園生活。莊園的少主人科林長年臥病在床，性情乖戾難測。為了幫助科林，瑪麗帶他進入了莊園裡被關閉多年的秘密花園。孩子們在生機蓬勃的小天地裡不受干擾地玩耍，學會了友愛待人，恢復了純真快樂的天性。
然後，讓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來了，瑪麗明白了這個早晨裡一切神秘的東西。
一種最致命的霍亂爆發，人像蚊蠅一樣紛紛死去。奶媽夜裡發病，剛才棚屋裡的嚎哭就是因為她死了。一天之內，另外三個僕人喪了命，其他的人都驚恐地逃走了。到處都是恐懼，小平房裡到處都是死人。
在一片混亂和狼藉之中，第二天瑪麗藏到她的幼兒室裡，被所有人遺忘。沒有人想起她，沒有人想要她，奇怪的事情發生著，而她一無所知。那段時間，瑪麗時哭時睡。她知道大家在生病，她聽見神秘的、急迫的聲音。她爬進飯廳，發現空無一人，儘管桌子上的飯只吃了一半，彷彿吃飯的人因為什麼原因突然站起來，椅子、盤子被慌張地推開。小傢伙吃了點兒水果和餅乾，她覺得渴，喝了一杯酒，那杯酒幾乎是滿的，而且是甜的，她不知道那酒有多烈，很快她就覺得非常困，她回到幼兒室，把自己又關起來，棚屋裡的喊叫、匆忙的腳步聲，讓她害怕。酒讓她太困了，她幾乎睜不開眼睛，她躺到床上，一會兒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她沉睡的時候，發生了很多事，但是小平房裡東西抬出抬進的各種聲響不再打擾她了。
她醒來以後，躺在床上盯著牆看。房子裡一片寂靜。她從沒聽到這座房子這麼安靜。她聽不到說話聲，也聽不到腳步聲，她猜想著大家是不是都從霍亂裡恢復過來了，所有的麻煩都結束了。她也猜想著，她的奶媽死了，現在誰會來照顧她呢？會來一個新奶媽，也許能講新故事。那些舊故事瑪麗已經非常厭倦了。她不是個有人情味的小孩，也從來沒關心過誰。霍亂帶來的各種嘈雜、忙亂和嚎哭把她嚇壞了，她非常生氣，因為看來沒有任何人記起來她還活著。恐慌擊垮了每一個人，沒有人有工夫去想起一個“萬人嫌”。霍亂來的時候，人們似乎什麼都記不起，除了他們自己。不過，如果大家都好起來了，肯定會有人記起，然後來找她。
《瘟疫年紀事》
（英）丹尼爾·笛福
《瘟疫年紀事》描述了1665年大瘟疫襲擊下的倫敦城。這本小說很可能是基於笛福的叔叔，亨利·笛福當時所留下的記錄。在這本書中，笛福不厭其煩地為達到效果逼真，鉅細靡遺地描述具體的社區，街道，甚至是哪幾間房屋發生瘟疫。此外，它提供了傷亡數字表，並討論各種不同記載、軼事的可信度。本書往往被跟瘟疫當代的記載相比，尤其是塞繆爾·佩皮斯的日記。笛福的記述雖然是虛構的，但比起佩皮斯的第一人稱敘事，更為詳細和有系統。
“ 那些日子裡我們還沒有……傳播事情的流言報道……因此事情並沒有頃刻之間傳遍全國，一切捂得非常嚴實，直到十ー月的最末幾天……有兩個人……死在德魯裡衚衕北端……從兩具屍體上面都發現了這種疫病的明顯標記。然後驚慌開始傳遍了城裡，還有更多地方……隨後大約有六週時間我們又感到寬心了。有人說，疫病消失了…可是從那以後。又ー個人死在了另一房子裡……而且是同一種死法。”
“在關於我的生意、我的貨物及我的債務等所有一切損失的爭論中，他駁倒了我。他告訴我上帝賦予了我們生命與健康，我們要相信這些就是最重要的，相比之下，所謂的生意財富等不過是一些微不足道的藉口，不堪一駁。他說，當面臨財富損失的冒險、不幸災難的危機時，我們難道還沒有足夠的理由去用我們整個的生命祈禱上帝嗎？引自 瘟疫初降”
“不過話說回來，也正因為大家處於一種混亂盲目的狀態，所以才特別容易上各種各樣的騙子和庸醫的當，正是這些很可憐、很悲慘的人們口袋裡的錢撐鼓了江湖術士們的腰包。每天我都可以看見大量的人擁在所謂的神醫、騙子的門前，甚至比布魯克斯醫生、厄普頓醫生、霍奇醫生、貝里克醫生等人的門前還要擁擠，儘管這些醫生在當時都是非常著名的。我聽說一些騙子一天就能賺5英鎊。引自 世態百相”
《鼠疫》
（法）加繆
《鼠疫》是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加繆的代表作，被認為是加繆最有影響力和社會意義的作品。作品描述了在一個叫奧蘭的小城發生的一場持續將近一年的鼠疫之災。“鼠疫”曾被指代為當年的法西斯恐怖，後來被越來越多人喻為人類過去曾經面對、現在正在經歷，甚至將來仍舊無法倖免的突如其來的各種災難的象徵和縮影。該書在戰後的西方社會一經面市就引起巨大轟動，並使作者獲得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
“鼠疫”這個詞第一次被提出來了。寫到這裡，暫時不提留在窗後的貝爾納·裡厄，讓筆者談一下醫生心裡產生疑慮和感到驚異的道理，因為這也是大多數市民的反應，雖然程度各有不同。本來，天災人禍是人間常事，然而一旦落到頭上，人們就難以相信是真的。世上有過鼠疫的次數和發生戰爭的次數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戰爭面前，人們總是同樣的不知所措。裡厄醫生也和我們這些市民一樣，一點也沒有準備，因此，我們應該理解為什麼他會猶豫不定，也應該理解為什麼他會有這種既是擔憂又有信心的矛盾心理。戰爭剛爆發的時候，人們說：“仗是打不長的，真是太愚蠢了。”毫無疑問，戰爭確是太愚蠢了，但卻也不會因此而很快結束。蠢事總是不會絕跡的，假如人們能不專為自己著想，那就會明白的。在這個問題上，市民們和大家一樣，他們專為自己著想，也就是說他們都是人道主義者：不相信天災的。天災是由不得人的，所以有人認為它不是現實，而是一場即將消失的噩夢。然而噩夢並不一定消失，在噩夢接連的過程裡，倒是人自己消失了，而且最先消失的是那些人道主義者，因為他們未曾採取必要的措施。這裡的市民所犯的過錯，並不比別處的人更多些，只不過是他們忘了應該虛心一些罷了，他們以為自己對付任何事情都有辦法，這就意味著他們以為天災不可能發生。他們依然幹自己的行當，做出門的準備和發表議論。他們怎麼會想到那使前途毀滅、往來斷絕和議論停止的鼠疫呢？他們滿以為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一旦禍從天降，那就誰也不得自由了。
……
鼠疫桿菌絕不會完全死亡或消失，它們能夠在傢俱或衣物裡休眠數十年。它們在浴室，地下室，行李箱，手帕和舊紙張裡耐心地潛伏著，等候著冥冥中的指令或人類的不幸，到那時，鼠疫將再次喚醒它的鼠群，送它們去某座幸福的城市撒播死亡。
《死於威尼斯》
（德）托馬斯·曼
《死於威尼斯》是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作家托馬斯·曼寫於1912年的著名小說，故事發生在瘟疫肆虐的威尼斯，德國作家前往威尼斯度假，他戀上一個少年，又因為某種機緣滯留威尼斯。此時威尼斯開始流行霍亂，而政府則封鎖了消息。作家迷戀少年，長時間地追逐使他精疲力盡，同時他又吃了過於成熟而幾近腐爛的草莓，染上霍亂，死於當地。在整個愛戀、追逐直到死亡的過程中，少年並不知道他的感情。
在破霧而出的霞光中，從森林茂密的高原上，在一枝枝巨大的樹幹之間和長滿青苔的岩石中間，一群人畜搖搖晃晃、跌跌撞撞像旋風般地走來。這是一群聲勢洶洶的烏合之眾，他們漫山遍野而來，手執通明的火炬，在一片喧騰中圍成一圈，蹁躚亂舞。…….這些人興奮若狂，高聲喊叫，但叫聲裡卻有一種柔和的清音，拖著“烏——烏”的嫋桌尾聲。這聲音是那麼甜潤，又是那麼粗獷，他可從來沒有聽到過。它像牡鹿的鳴叫聲那樣在空中迴盪。
接著，狂歡的人群中就有許多聲音跟著應和，他們在喊聲下相互推擠奔逐跳起舞來，兩手兩腳扭擺著，他們永遠不讓這種聲音止息。但滲透著和支配著各種聲音的，卻依然是這深沉而悠揚的笛聲。他懷著厭惡的心情目睹這番景象，同時還得不顧羞恥地呆呆等待他們的酒宴和盛大的獻祭。對於此時此地的他，這種笛聲不是也很有誘惑力麼？他驚恐萬狀，對自己信奉的上帝懷著一片至誠的心，要竭力衛護它，而對異端則深惡痛絕：它對人類的自制力和尊嚴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喧鬧聲和咆哮聲震撼著山嶽，使它們發出一陣陣的迴響。這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近，幾乎達到令人著魔的瘋狂程度。塵霧使他透不過氣來——山羊腥臭的氣味，人們喘著氣的一股味兒，還有一潭死水散發出的油氣，再加上他所熟悉的一種氣味：那就是創傷和流行病的氣味兒......
更 多
《花衣魔笛手》，中歐民間傳說和兒童文學的經典故事，講述中世紀普魯士某地發生瘟疫，當地百姓請一位穿花衣的魔笛手用他的笛聲把老鼠引走。後來，魔笛手因未得到報酬，又吹笛把當地的孩子全部拐走。
《飢餓的狗》，長篇小說，發表於1938年，作者是秘魯作家西羅·阿萊格里亞。小說的主人公是一群牧羊犬，其主人是一位印第安人。一場瘟疫造成遍地饑荒，狗不再聽主人的話，瘋狂搶奪吃的，並互相殘殺。狗的主人逃走了，狗也跑散了，狗的命運和人一樣。
《死屋》，委內瑞拉小說家米蓋爾·奧特羅·西爾瓦1955年發表的一部著名長篇小說，描述委內瑞拉一農村地區由於瘧疾，造成人口大面積死亡，很多人棄家而逃，所以稱為“死屋”。
《癌症樓》，俄羅斯作家、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於1963年—1967年創作的長篇小說。索爾仁尼琴本人從流放地到塔什干治病的經歷，構成了這部小說的基本素材。在索爾仁尼琴眼裡，癌症之於人體和邪惡之於社會，同樣是致命的。
《鼠疫》，法國作家加繆1947年創作的長篇小說，敘述的是發生在阿爾及利亞海濱城市奧蘭的一場想象的瘟疫。肆虐的鼠疫在這裡既象徵著德國對法國的佔領，也象徵著人類的一種普遍的生存狀況。作者加繆因此獲諾貝爾文學獎。
《霍亂時期的愛情》，哥倫比亞作家、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爾克斯所作。小說的主題是愛情。阿里薩和費爾米娜之間持續了半個世紀的愛情是主線，其他多種愛情也被馬爾克斯磨練成珠，穿綴於這條主線上。“我對死亡感到的惟一痛苦是沒能為愛而死”這句名言很長一段時間為人們所傳誦。小說的結尾是船上掛著標誌霍亂的旗幟，在那條被糟蹋、汙染的河上來回遊弋，好像說明愛情並非最終戰勝一切。
《屋頂上的輕騎兵》，法國作家讓·齊奧諾作。小說描寫一個逃亡的意大利輕騎兵上校來到法國南部，正趕上一場蔓延的霍亂，也邂逅了一位高貴美麗的法國少婦，兩人開始了千里同行的旅途。途中到處碰到官兵對感染者的追殺。兩人在患難中漸生微妙的情愫，而少婦最終還是沒能逃過瘟疫的陰影。小說後來被改編成電影，由法國著名女影星朱麗葉·比諾什主演。
此外，文學史上也不乏有為了躲避瘟疫而寫出來的文學名著。眾所周知，《十日談》就是通過躲避黑死病的10個青年男女所講述出來的故事構成的。無獨有偶，1830年秋天，由於霍亂流行，普希金被困在父親的領地波爾金諾達3個月之久，得以安心寫作，結果完成了詩體長篇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高加索的囚徒》、《茨岡》和一系列抒情組詩，成了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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