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屏案是乾隆朝文字獄的一個另類，它起源於退休官員彭家屏和夏邑縣災民的告御狀 ，狀告河南地方官在水災面前無所作為，不顧百姓生死。
這本來是件士紳百姓向皇帝反映民生疾苦的事件，可最終卻演變成了一件文字獄大案。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影視劇中的彭家屏
災民告御狀
公元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七，皇帝的第二次南巡之旅結束，啟程返回京城。當皇帝的鑾駕經過山東與江蘇的交界處一個叫澗頭集的地方時，皇帝突然聽到了前方的喊冤聲，他下令停住鑾駕，命人上前打探。
果然，侍衛們帶來了兩個農民，他們手中拿著狀紙，一望而知是告御狀的。兩人見了皇帝更加激動，大聲的說出自己告御狀的原因。
告御狀
原來他們是河南夏邑縣人士，夏邑縣遭遇了嚴重的洪災，百姓無家可歸，然而父母官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和夏邑縣令孫默無視百姓的疾苦，隱瞞災情，老百姓是在是被逼得沒有辦法了，所以才來告御狀。
退休官員彭家屏的舉報
皇帝陷入了沉思，關於河南官員對水災無動於衷，百姓流離失所的種種情況，他南巡到山東的時候，退休官員彭家屏已經給他舉報過了。
影視劇中向乾隆彙報
彭家屏是前江蘇布政使，退休之後在山東居住。乾隆向來對不喜歡彭家屏，更反感他作為已經退休的官員，干預地方公務的這種行為，皇帝並不信任彭家屏的“御狀”。
所以乾隆做了兩手打算，一手要求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和彭家屏一起實地查看河南受災情況，共同向他彙報，另一手則派遣心腹員外郎觀音保喬裝打扮，深入河南夏邑微服私訪，查明實情。
而對於此次告御狀的兩個災民，乾隆的處理意見是，交給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命他認真審理。
災民第二次告御狀
剛剛過了兩天，當皇帝的鑾駕行至山東鄒縣之時，又有災民喊冤叫屈，沒想到還是一樣的配方，一樣的問題，災民是河南夏邑人，叫劉元德，狀告自己的父母官在洪災面前，不管百姓死活。
敏感多疑的乾隆皇帝頓時緊張了起來，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先有彭家屏的“御狀”，後又接連有兩起災民告御狀事件，恐怕這件事沒有這麼簡單，很有可能是彭家屏背後指揮，利用普通百姓干預地方公務，扳倒朝廷大員的陰謀。
於是皇帝先命人逮捕劉元德，認真審理。審理結果很快就出來了，原來劉元德是受秀才段昌緒和武生劉東震資助，這兩人在背後指揮劉元德，讓他告御狀把縣令孫默告倒。
乾隆對審理結果並不滿意，他認為彭家屏一定和此案有關聯，因此要求地方官員繼續審理劉元德、並逮捕段昌緒和劉東震。
乾隆的處理決定
此時微服私訪的觀音保回來給乾隆彙報：河南夏邑縣受災確實非常嚴重，夏邑縣令和河南巡撫毫無作為，百姓民不聊生，都活不下去了。
聽到真相的乾隆默然良久，他知道必須嚴肅處理責任官員，才能夠平民憤同時震懾官場不良之風。
影視劇中的乾隆
於是，乾隆做出瞭如下處理決定：
- 巡撫圖勒炳阿革職，發往烏里雅蘇臺充軍，夏邑知縣革職查辦。
- 彭家屏被立刻勒令回家，以後不得以縉紳干預公務 。劉元德、段昌緒、劉東震三人，繼續審理查辦。
與此同時，乾隆還專門給河南百姓下了一道諭旨，意思就是說，這件案子的處理不是因為彭家屏的“御狀”舉報，也不是因為個別夏邑縣“刁民”的告御狀，而是我通過私訪民情發現的。
這種事情要到此為止，以後如果誰敢效仿這幾個告御狀的“刁民”，必定會受到嚴懲。
解析乾隆對於幾次告御狀的嚴肅態度
乾隆朝，是封建王朝以來，對士紳百姓控制力無論是精神、文化還是政治都是最強的一朝。
乾隆認為凡是要按照既有的紀律、規矩來辦理，百姓有問題不能“越級反映”，更不能以“告御狀”的形式來訴苦喊冤。正確的處理方式是一層層的向上陳述問題，等待上級的解決。
“即使地方官政事少未妥協，督撫司道，昭布森列，自當據實陳訴，靜聽審理，何至無所控籲”？
在此案中，地方士紳彭家屏和普通百姓以“御狀”的形式以下犯上，舉報地方官員，干預地方公務的行為令乾隆皇帝十分警惕。
百姓敲鼓告狀
因此，乾隆皇帝無論是對退休官員彭家屏還是兩起告御狀的災民，都沒有表現出歷代明君“愛民如子”的態度，反而十分嚴厲。
告御狀的結局-演變成了文字獄
告御狀這個事情到此本該結束了，沒想到夏邑縣令孫默求生欲太強了，不甘心被革職查辦。孫默接下里的一系列操作完全讓案件性質發生了改變。
孫默親自帶領人馬，把段昌緒的家翻了個底朝天，終於找到了段涉及其他案件的有利證據：“吳三桂起兵反清時的檄文抄本”，孫默如獲至寶，馬上彙報給巡撫圖勒炳阿，圖勒炳阿又馬上彙報給皇帝。
這是反清大案啊！乾隆皇帝非常重視，果斷作出了決定：
- 圖勒炳阿與孫默是有能力的，能夠發現並偵破如此反清大案，是有功之人，暫且不必革職，保留原官職。
- 派遣欽差大臣方觀承查處此案，並前往彭家屏處抄家，以檢查其中的關聯。
終於乾隆皇帝還是要秋後算賬了，把這樁“無中生有”的文字獄要引到彭家屏身上，同時整治告御狀的那些刁民。
文字獄
果不其然，事情完全印證了乾隆的“英明論斷”，彭家屏卻與“告御狀”和“反清大案”有直接的關聯 。
彭家屏稀裡糊塗的背鍋了，最後落得個賜自盡的結局，而段昌緒這個告御狀的始作俑者則被判處斬立決。
結語
乾隆時期，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人口爆炸性增長，民眾特別是底層百姓遇到的經濟糾紛和衝突日益增多。
他們想要維護自己的利益，就要擁有一定的話語權，而在封建社會，當正常的申訴渠道失靈時，蒙冤的百姓往往會選擇直達天聽。即以“告御狀”的形式向皇帝訴苦喊冤，以期得到最高層的幫助。
乾隆皇帝在面對這種情況時，是警惕的，他擔憂如果百姓以“告御狀”的行為一旦成功，就會給全國帶來示範效應，難保帝國其他地方的“刁民”不會照貓畫虎，有樣學樣。這種“以下犯上”的歪風習氣就會蔓延全國 ，帝國的綱常紀律就會受到嚴峻的考驗。
在乾隆看來，千里之堤毀於蟻穴。一旦出現了類似的苗頭，就要堅決的剷除，彭家屏案就是典型的案例，即使彭家屏從法理上是冤枉的，但是作為地方士紳干預地方公務，這就觸犯了乾隆的紅線，必須千方百計的予以清除。
同理，即使災民反映的是實情，但是方式方法是錯誤的，也不會給以同情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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