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登基，制定了哪些新政策，北宋政治與前朝比又有何不同？
公元960年，趙匡胤在趙普等人的支持下發動“陳橋兵變”，從後周武將一躍成為北宋王朝的開國君主。宋太祖趙匡胤擔心宋王朝成為繼後周之後的第六個短命王朝，於是制定並實施了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防範措施，從而形成了北宋特有的政治環境。
那麼趙匡胤到底制定了哪些政策？在這些政策制定之後，北宋的政治環境與前朝比又有哪些不同呢？
官僚體制上形成分權與互相牽制。
在軍制上，北宋實行“守內虛外”、“內外相制”的政策，削弱武臣的權力，將領兵權與調兵權相分離，使其互相牽制。
北宋立國之初，如何解決自唐末以來王朝短命的歷史問題成為宋太祖最關心的大事。宋太祖曾向宰相趙普詢問應對之法，趙普答曰:
“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亦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
不久，宋太祖就通過“杯酒釋兵權”剝奪了石守信、王審琦等高級將領的兵權，基本解決了五代以來君弱臣強的問題。
宋太祖為防止“黃袍加身”的重演，極力削弱武臣的權力，採取了一系列政策：
一是解除禁軍將領兵權，並調往地方充當節度使。
二是削弱節度使實權，使其徒有虛名。
三是將禁軍的統領權一分為三，由殿前都指揮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和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統轄，稱為“三衙”，直接對皇帝負責。
四是設立樞密院，樞密院有調兵權但不直接統領軍隊，而統軍的將帥只有領兵權沒有調兵權，使其互相牽制。
五是實行更戍法。
宋太祖採納宰相趙普的建議，以禁軍分駐京師與外郡，內外輪換，定期回駐京師，以使“兵無常帥，帥無常師”。這一政策可以有效地防止將領專權，但是也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北宋的軍制改革使武官的權力大大削弱，兵權被極大地分散。
在官制上，宋朝建立起一套“內外相維，上下相制”的官僚制度。在中央，設立參知政事、樞密使、三司使，削弱和分割宰相的行政權、財權和軍權，實行軍政、財政和民政的三權分立。在地方，收回節度使的所有大權，派文臣擔任各州知州，並設立通判與知州相互牽制。
為了對文武百官進行監督，北宋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監察體系， 由中央監察制度和地方監察制度構成。中央主要是由御史臺和諫院構成的臺諫制度，地方監察系統包括監司、通判和馬承受公事等。中央和地方各級監察機構自上而下，互相監督，在規諫皇帝、監察百官、參議朝政、薦舉官員、引導官場風氣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中，中央的臺諫官作為“人主之耳目”，對宰執大臣的監察糾舉遠超過對君主的監督規諫。宰相是百官之首，地位顯要，但是唐代的臺諫官“雖職在抨彈，然進退從違，皆出宰相”。說明其在言事上頗受宰相掣肘。
有鑑於此，宋代強調臺諫對相權的監察獨立，“臺諫不可承宰相風旨”成為宋代臺諫官公認的言事準則。宋朝時有宰相被臺諫官彈劾，可見臺諫對相權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宋初的臺諫官還擁有“風聞言事”的特權，可以在未查實信息的情況下進行糾劾，對官員形成威懾作用，極大地增強了臺諫的事權，強化了君主專制。但是，宋代之所以重視對臺諫官的利用，大抵正如蘇舜欽所說“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為過，乃馭下之策也”，臺諫成為統治者玩弄權術、加強君主專制的工具。由此可見，臺諫制度的實質是為君權服務，封建君主選用臺諫官，是為了利用他們監督其他中央行政系統內的官員，其目的是維護君主的專制統治。
北宋通過軍制和官制等的改革，使軍權分散，宰相的權力相對削弱，封建君主的權力得到強化，即強化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監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又使監察官員擁有較大的言事權和監督權，對宰執和君權有一定的制約作用，使朝廷各方政治力量相對平衡，為政治鬥爭乃至黨爭的展開奠定了基礎。
其次，士大夫階層構成的變化和濃厚的言事風氣。
士大夫階層構成的變化和濃厚的言事風氣，使士大夫敢於針砭時弊，這就難以避免產生政見之爭。
士大夫階層的變化主要表現為士大夫階層的壯大和學者型士大夫的增多，這得益於統治者對科舉制度的重視。
自宋太祖時期便利用科舉制度開科取士，取消門第觀念，為平民百姓進入仕途開闢道路，進而推動了士大夫階層的擴大。雖然宋太祖朝每榜只取士十餘人，但宋太宗朝平均每榜取士人數日益增多，如太宗朝第一榜即太平興國二年呂蒙正榜便取士近五百餘人，超過太祖時期取士的總和。
因此，科舉取士成為宋代士大夫群體的主要來源，學者型士大夫隨之大大增加。王水照先生曾指出:
“宋代士人的身份有一個與唐代不同的特點，即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學者三位於一身的複合型人才，其知識結構一般遠比唐人淹博融貫，格局宏大。”
如歐陽修、范仲淹、王安石、蘇軾等人無不是學者型士大夫。然而由於取士人數眾多，導致進士升遷的機會大大減少，因此同年進士之間多聯繫密切、互相扶持，結果出現了同年進士結黨的現象。北宋強調君主應“與士大夫治天下”，甚至立下了“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的誓約。
由於宋代士大夫不會以言獲罪，大都大膽敢言，直擊時弊，一方面對限制皇權和相權的膨脹起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則因政見不同而相互交爭、互相傾軋，甚至發展為黨爭。
國六年（981）九月下詔曰:
“古者振木鐸於路，所以採四方之風謠；設獸樽於庭，所以來群臣之諫諍。既物情之無壅，則朝政以允釐…事無細大，必務躬親，言有抵咈，皆從採納。尚慮中外臣庶闕於諮詢，朝廷政理有所堙鬱。在朝及外任文武官不以名位高卑，自今或聞民間利病，及時政得失，並得上書直言，無有所隱。”
到了宋仁宗時期，臺諫制度得到完善，臺諫官員受到重視，因此仁宗朝言事之風甚濃。仁宗在位期間也曾多次下詔求直言，如明道元年（1032）八月，“詔群臣直言闕失”明道二年（1033）七月，下詔“令中外直言闕政”統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濃厚的言事風氣使士大夫尤其是臺諫官積極參議朝政，政見之爭和黨爭順應而生。
最後，北宋的黨爭風氣十分興盛。
在北宋王朝167年的歷史中，大大小小的黨爭現象綿延不絕，幾乎貫穿其始終，並且黨爭規模越來越大，黨爭的消極影響愈演愈烈。
有鑑於牛李黨爭給唐朝帶來的惡劣影響，統治者積極採取措施防範朋黨，如宋太祖在建隆三年（961）下詔禁止舉人稱呼考官為“恩門”、“師門”，也不得自稱為其“門生”。此舉的目的是破除唐朝以來因科舉考試結成的“座主與門生”關係，防止其結成朋黨。
但是宋代對朋黨的防範措施並沒有阻止統治集團內部以新的形式出現的朋黨之爭，甚至催生了朋黨傾軋。這是因為官僚士大夫為了迎合君主對朋黨的防範心理，常常以朋黨之名攻擊他人，屢試不爽之後，甚至以指斥政敵為朋黨的方式排除異己，從而使北宋的黨爭風氣異常活躍。
在上述政治環境之下，北宋的政見之爭應運而生長期無法調和的政見之爭又逐漸擴大為朋黨之爭，致使北宋黨爭風氣愈演愈烈。臺諫負有監督糾劾大臣結黨的職責，難以避免地與黨爭產生聯繫，隨著臺諫勢力的增強，朋黨雙方企圖利用臺諫的力量攻擊政敵，黨爭風氣遂逐漸影響到臺諫。
結語：
北宋時期專制統治的具體形態、運作機制發生變化，主要表現為官僚體制上的分權與互相牽制。北宋士大夫群體普遍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加之北宋言事之風濃厚，士大夫群體積極針對政事發表意見，難免會因政見不同產生爭論。衝突發展到不可調和之時便群體結黨、互相攻，由此導致北宋的黨爭風氣十分興盛。隨著臺諫制度的發展和完善，臺諫官員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於是作為君主耳目之官的臺諫官員逐漸參與朝廷中的朋黨之爭。臺諫內部也漸分黨與，黨爭風氣愈演愈烈，給北宋政治生活帶來了無法忽視的影響。
閱讀更多 史景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