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售业务并非高盛、摩根等外资投行的长项。国内券商的竞争已经很激烈了，外资券商的加入，短期内不会对国内证券市场构成明显的冲击。
文 | 《中国企业家》记者 张弘
头图来源 | 全景网
4月1日当天，美国两大资管巨头贝莱德和路博迈正式提交了在中国设立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申请。
也在这天，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迎来历史性时刻——证监会正式取消了国内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
两天前的3月30日，证监会批准了高盛对高盛高华证券的控股权，持股比例从33%增至51%。不过，高盛中国发言人对《中国企业家》表示，下一步将申请对高盛高华证券的持股比例上升至100%。
在刚刚过去的3月，证监会还批复了摩根士丹利成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的申请，持股比例为51%。
外资金融机构控股国内券商的速度在加速。此前，证监会还相继批准了将摩根大通集团和野村控股株式会社在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和野村东方国际证券有限公司这两家国内合资券商的股份上调至51%的申请。
目前我国共有5家外资控股的券商，分别为：高华证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摩根大通证券、瑞银证券、野村东方证券。另外从中国证监会网站近期公布的信息获悉,截至3月30日，还有18家合资券商的申请正在等待批复通过。这些申请的券商中，不少是由外资控股的。
此外国内还有中金公司、中德证券、光大证券等10家合资券商。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此前介绍，目前中国金融业总资产300万亿元，其中银行业268万亿，规模居全球第一。另外，债券、股票、保险市场也都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
业界认为，未来我国的券商行业将形成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和中资券商三足鼎立的局面。外资加速进入后，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格局将会迎来哪些变化？
中外券商“近身肉搏”
“目前而言，对于已在国内有合资金融机构布局的外资来说，首选方案是寻求将现有合资公司的股权提高到外资控股乃至100％外资独资的地位。”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告诉《中国企业家》。
从5家外资控股券商的动作来看，虽然整体进场加速，但也遇到了一些波折。
2019年12月，野村控股株式会社宣布其外资控股合资证券公司野村东方证券获准筹备开业。据企查查显示，野村东方的股东构成除了野村控股株式会社，另外两家为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黄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各自持股比例为51%、24.9%和24.1%。
一位接近野村东方的人士告诉《中国企业家》，野村东方从2019年开始就进行了近8个月的筹备工作，寻找合资公司、招人准备开业，但到目前为止公司尚未开业。“眼下随着股权限制的进一步放开，野村又想将股权提升到100%，但因为之前已经跟合资企业合作了8个月，如果现在表示‘不干’，也不太好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瑞银证券。2018年12月，瑞银集团将其在瑞银证券的持股比例由24.99%提升至51%，成为政策放开后首家控股内地合资证券公司的外资金融机构。据企查查显示，目前瑞银证券的股东除了瑞士银行有限公司，另外三家分别为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广东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和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各自持股比例分别为51%、33%、14.01%和1.99%。
一位接近瑞银证券的人士告诉《中国企业家》，和瑞银合资的其他公司实际上完全没有参与瑞银证券的运营，仅参与公司的分红，瑞银证券的运营一直由瑞银负责。“在瑞银集团的股份比例提升至51%后，公司的战略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业务层面依然只针对机构而没有涉及零售业务。”
该人士进一步透露，目前受到影响最大的地方在于公司的财务并表。“以前瑞银证券的财务没有并在整个瑞银集团的财务报表里，持股提升后，两个公司的财务报表要并在一起，在集团财报里要体现瑞银证券的整个业务情况。”
外界担忧，外资券商的加速布局，将会“搅动”国内券商市场。对此，王骥跃分析称，国内券商市场的竞争格局本身已经很激烈了，外资券商的加入，短期内不会构成明显的冲击和威胁，但会增加国内外券商“近身肉搏”的机会。
他进一步解释，相比境内券商的经纪业务，外资券商在跨境金融服务方面的优势比较明显，例如海外投资、融资、并购重组，包括资产管理、财富管理服务等。“很多投资者希望全球配置资源，还有一些上市公司需要进行全球收购，在香港上市的IPO及再融资业务，都需要境外券商的参与。”
2019年12月，摩根大通向外宣布，计划在未来数年内监管允许的条件下将持股51%的摩根大通证券持股比例增加至100%。关于摩根大通持股调整的最新进展，摩根资产管理方面对《中国企业家》回应称，将会不断强化在中国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教授对《中国企业家》表示，这可能会对本土券商带来一些冲击。他分析道，由于国内的券商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在高端产品上的缺乏创新，尤其缺少对高净值客户具有吸引力的个性化产品。而境外机构在高净值客户及高端产品业务方面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境外投行在国际市场上有比较丰富的并购、IPO经验，境外券商加入，这都会促使国内券商在市场结构、专业化等方面做出调整。
从具体业务的竞争来看，中国社会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经济学院教授李永森认为，零售业务并非高盛、摩根等外资投行的长项，未来应该也不会在国内开展此类业务。“零售业务对营业部的布局有要求，需要客户群。后进入者在零售业务里要想获得竞争优势，难度比较大。”
外资“抢滩”公募
4月1日取消股比限制当天，海外资管贝莱德和路博迈均通过旗下子公司正式向证监会申请公募牌照，证监会已接收了两家的申请材料。
4月3日，摩根资产管理（简称“摩根资管”）宣布，与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达成初步共识，将拟收购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至100%。早在2019年8月，摩根资管已经完成收购上投摩根额外2%股权。
摩根资管亚太区首席执行官Dan Watkins表示，非常欢迎中国加速开放外资股比限制，也因此可以进一步深入参与上投摩根的发展，并且和紧密合作逾15年的合资企业伙伴寻求实现100%股权的路径。
这三家海外资管机构殊途同归，均在发力“抢滩”公募牌照。一直以来，海外私募不仅看好中国市场，甚至一度“唱多、做多”中国市场，像老牌的国际资管公司贝莱德、瑞银等也积极地在中国境内设立外资私募管理机构。
自2017年起，外资机构通过外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WFOE PFM）的方式进入中国资管市场。贝莱德集团和路博迈均较早进入，并在内控、合规等基金公司运作流程中参照公募基金的标准来运行，而这也成为他们能够进入首批外资独资审核的重要原因。
但相比私募业务，外资机构更强烈的诉求显然是在华开展公募基金业务。“私募和公募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是否可以对公众公开募集，二者门槛不同，公募基金的门槛1元起，私募基金的门槛是100万元，现在外资更倾向于做公募。”王骥跃称。
一些外资独资企业从2019年就开始谋划公募业务，甚至开始调整方向，比如逐渐暂停发行更多私募产品，按照公募的标准对公司进行升级。“对于投资基金而言，较之于私募资金的管理，公募基金的管理比如在信息披露、运作透明度等方面的要求更高。”李永森表示，外资私募基金如果转为公募的基金，就要符合监管规则，按照公募基金的规则标准运行。
王骥跃分析，因为国内的公募基金体量很大，外资基金如果想去超越国内几家大的基金公司，短期内很难获得很大的市场份额，因为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赢得国内投资者的信任。
4月2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布今年2月的公募基金行业数据：截至今年2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128家，其中，中外合资公司44家，内资公司84家；取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或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共13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2家。这些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16.36万亿元。较之于1月底，公募基金总规模增长了8662亿，增幅达5.6%。
李永森认为，虽然国内公募基金的规模大，产品丰富，但基金的管理水平总体上还需要提升。外资基金管理公司入场后，会给境内公司在投资质量、投资管理等方面带来一定帮助。未来在跨境资产配置方面，外资基金管理公司的优势也会得以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外资公募基金开始发力基金投顾业务。近日，支付宝宣布与全球最大公募基金先锋集团合作落地首个合资基金投顾服务“帮你投”，起投门槛800元。早在2019年10月25日，证监会下发《关于做好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顾问业务试点工作的通知》，不少银行、券商、公募基金也都开展了投顾业务。而外资机构也悄然瞄准国内财富管理这块蛋糕。
基金投顾是接受客户委托，给客户提供基金组合，获取投资顾问收入的模式，投顾业务的推出是为了解决基金销售过程中的问题。“我国的基金投顾业务存在业务不规范、经验不足等问题，目前尚未找到一个受投资者欢迎的模式。加上中国的基金业务还未渗透到家庭财富管理上，这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董登新说。
王骥跃认为，对于刚起步的外资基金投顾公司而言，只能先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站稳脚跟，再慢慢下沉到三四线城市，才能获取更多的用户。
金融市场进一步国际化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外资金融机构入华的股权比例限制经历了从33%到49%，再到51%，最后到100%的变化。此次全面取消外资股比限制，不仅涵盖了所有的金融企业，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基金，而且也进一步加速了中国资本市场走向国际化。
“这其实是一个外资‘破局’的过程，成立外资独资子公司基本上没有障碍了。同时这意味着中国金融行业的开放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和层级。”董登新说。
他进一步分析称：一方面，进入的大部分外资机构以欧美发达国家的的金融机构为主，它们在经营管理和服务方面经验丰富，从整体上能帮助提高中国金融业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也为中国市场带来新的资金和资源；另一方面，对于本土金融机构而言，外资进入是一种“倒逼”，也要求境内资本有“走出去”的能力，为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和资本输出发挥在国际市场的“保驾护航”作用。
李永森也表示，全面放开后，外资入华的规模会逐渐加大，未来国内的资本也会全面加快“走出去”的进程。
当前由于受到疫情在全球的影响，资本市场存在一些不确定性，金融市场或许会出现暂时性的波动。
但王骥跃表示，这并不会影响中国整个资本开放和引进来战略的布局。李永森也表示，在资本不受限制、自由流动的前提下，资本市场追求高风险、高收益。从当前国际资本市场来看，美国市场经历了大幅震荡下跌，未来它的获利机会可能大不如以前，而目前中国资本市场波动较为平稳，也是全球发达的资本市场之一，从价值投资角度而言，中国的资本市场有了更多的机会。
“从美国资本市场长达十年的上涨过程来看，我们不应聚焦于受疫情的短暂影响，应该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不仅涉及投资人国际化的视野，还需要中介机构的国际化。”李永森说。
董登新则认为，对于境内资本机构而言，既要利用本土网点优势、文化优势来巩固既有的市场份额，又要解决业务同质化的问题，通过个性化业务打造自己的品牌。最重要的是做好专业人才储备，“外资机构进入后，接下来可能会发动攻势抢夺人才”。
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全面取消，这被业内解读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全面对外开放”。李永森告诉《中国企业家》，即使从规则上已“全面放开”，但实际上外资控股甚至是独资的方式进入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是券商获得牌照进入的过程；二是外资对中国市场的认识和进入也需要一个过程。”
同时李永森提出，随着外资进入境内，市场的国际化有助于建立市场竞争机制。“市场的国际化，不仅仅是投资人的国际化，在实际中的市场投资比例也需要逐渐提升，而外资进入的相关业务领域也会带来不同的竞争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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