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遵憲（1848~1905），字公度，號東海公，又號人境廬主人，嘉應州（今廣東梅州）人。清後期詩人。黃遵憲生於富商之家。同治六年（1867）成秀才。光緒二年（1876）中舉人，同年十二月，何如璋奉命出使日本，奏請任遵憲為使日參贊。三年隨同何如璋出使日本，開展外事活動，留意國際形勢，還同日本漢學家源輝聲、石川英、岡千仞、青山延壽等交往密切，並開始撰寫《日本國誌》，又創作了《日本雜事詩》，著重記述日本國事民風。光緒八年（1882），調任美國舊金山總領事。十年，辭任回國。十六年，出任駐英二等參贊。次年充任新加坡總領事。二十三年，任湖南按察使。從甲午戰爭至戊戌變法這一段時間裡，黃遵憲積極參與了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的政治活動，成為維新變法的重要人物之一。戊戌變法失敗後，被免職，放歸鄉里，鬱鬱而終。
黃遵憲
在近代詩壇，黃遵憲是積極從事詩界革新的代表人物，他自稱“少日喜為詩，謬有別創詩界之論”（《與丘菽園書》），其成就體現在他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兩個方面。在理論上，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主張，如認為“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人境廬詩草自序》），提倡詩歌應注意突破舊的題材框架，反映不斷變化而又親身經歷的新的生活內容。
在學古問題上，黃遵憲主張既要向古人學習，但又要不為古人所拘牽，敢於創新，自成一家，在《人境廬詩草自序》中，他表示應“復古人比興之體”，“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自曹、鮑，陶、謝、李、杜、韓、蘇，訖於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但同時他又強調“今之世異於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所以要去除古人糟粕，解脫古人束縛，使得“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在《雜感》詩中他又提出“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都表明了他要求詩歌學古而不為古所限，注重表現新的內容和作者自我個性的看法。
在詩歌表現形式上，黃遵憲也有求新的見解，如主張“以單行之神，運排律之體”，“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人詩”（《人境廬詩草自序》），又提出“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斕斑”（《雜感》），對於詩的句法結構和語言大膽要求有所革新。黃遵憲曾自稱他的詩為“新派詩”，可以反映出他在詩歌創作上一種新的追求。注意表現當時重大歷史事件是黃遵憲詩的一個特點，如《馮將軍歌》《度遼將軍歌》《哀旅順》《哭威海》《降將軍歌》《東溝行》、《香港感懷》《臺灣行》、馬關紀事》《書憤》等詩，都以列強侵略中國為時代背景，撫時感事，強烈地表達出詩人對國勢危亡的憂憤和要求政治改革的願望，具有一定的時代感。
同時，黃遵憲有著長時間出使國外的經歷，接觸過世界不同國家的風土人情，見聞廣泛，這對他的創作發生很大影響，如《紀事》、《櫻花歌》《登巴黎鐵塔》、《蘇伊士河》、《新嘉坡雜詩十二首》《番客篇》等詩作，集中描寫海外各色風情，相對於傳統創作而言，題材上有新的突破，難怪近代詩人丘逢甲稱他“茫茫詩海，手闢新洲，此詩世界之哥倫布也”（《人境廬詩草跋》）。
在藝術方面，黃遵憲的詩也有所創新，具有鮮明的創作特點。首先，以舊體裁、格調錶現新事物、新境界。如《今別離》四章，分別吟詠輪船、火車、電報、照相機以及東西半球晝夜相反的現象。《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則表現“舉頭只見故鄉月，月不同時地各別。即今吾家隔海遙相望，彼乍東昇此西沒”的感慨，在傳統望月思鄉主題中融入了一層漂泊異國的羈旅之情，富有新境。
其次，句法語言有時敢於突破傳統範式。如《馮將軍歌》《赤穗四十七義士歌》、《聶將軍歌》等，或採用散文句式，或以俗語入詩，錯落有致，淺俗明曉，別具一格，也是他在這方面理論主張的具體實踐。再者，形式多樣，風格多樣。他常能博取眾採，不限一格，運用不同的作品體制，表現各種內容，風格時或雄奇恢張，橫逸奔放；時或清麗婉轉，意趣妙生，有人稱其詩“浩乎如百川赴海，陽開陰闔，千匯萬狀”（古直《黃公度先生詩箋自序》）。著有《人境廬詩草》十一卷，今有錢仲聯箋註本，《日本國誌》四十卷、《日本雜事詩》二卷。
作者介紹：我是“黑桃勾”，執筆走天涯，與大家一起分享、瞭解中國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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