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5月，吴佩孚，张作霖组织“讨赤”联军，发动进攻南口的国民军。 甘肃方面，陇东张兆钾，拥兵六十营；陇南孔繁锦集结兵力四十营；陇西宋有才韩有禄两个旅六七营；在阿甘镇黄德贵纠集四五营，全部兵力四万余人围攻兰州。时张维玺旅第十三团守宁夏，十四团孙良诚在东线作战，兰州城内只有张维玺旅手枪队，机关枪连和步兵第十五团，全是娃娃兵。刘邦彦提出出奇兵夜袭，向煤山进攻，将黄德贵两千人全部消灭，而手枪队伤亡不到十人。 关山战斗（七道梁），攻坚甚苦，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宣侠父冒着弹雨，前线慰问伤兵，张维玺八天未睡，刘邦彦竭力相随。至6月下旬，吉鸿昌率部增援，宋有才三四千人被解决。旋攻破狄道城，韩有禄部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消灭敌三个旅，俘获四五千人，缴枪五六千支。 1926年8月末，与张维玺奉命攻陇南，孔繁锦命令其弟孔繁荃和参谋长范连泌以伏羌、秦安作为据点防御，张维玺和刘邦彦等用兵神速，出其不意，各路部队枪炮齐鸣，守军不战自乱，孔繁锦率残部仓皇逃窜，国民军兵不血刃，占领天水。俘虏上万人和一个兵工厂，一个造币厂，因战功卓著，张升国民革命军十三师师长，刘邦彦升师参谋长。 同年11月，国民军采纳共产党人李大钊提出的“固甘援陕”的建议，调集兵力东下解西安之围。冯玉祥发出对国民军的训令：“我们一定要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扫除净尽，我们誓为人民建设极清廉的政府。我们为人民除水患，兴水利、修道路、种树木及做种种有益地事。我们要使人人均有受教育，读书识字的机会。我们训练军队的标准是为人民谋利益，我们的军队是人们的武力。”这段话对于刘邦彦最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有启发作用。 1927年，率部参加北伐，随张赴陕攻下同州，张维玺升国民革命军十三军军长，刘邦彦升十三军参谋主任。 1929年10月10日，刘郁芬、宋哲元、孙良诚、张维玺二十七人通电讨蒋，推冯为“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反蒋战争拉开序幕。10月11日，西北军分八路出发，张维玺任第七路军总指挥，刘邦彦任参谋长，向蒋鼎文、刘峙、赵观涛、陈诚、夏斗寅等进攻。 1930年3月底，冯玉祥组成陆海空副总司令部，分五路向河南进发，总兵力二十六万人，中原大战爆发，张维玺任南路军总司令，吉鸿昌任副司令，刘邦彦任参谋处长。南路军为第一路，奉命由汉中出发，西北军怀有进无退之心，破釜沉舟，全力以赴。所属十三军由陕西出紫荆关，经内乡、音山出击平汉线，进到鲁山、许昌、郾城一带，与蒋军作战。 但因陕南之大，仅留守一个旅的部队，而其装备低劣。各路土匪如蜂而起，大小不下二十几股，人数在五万以上，如王三春、陈得三、王友邦、李刚五、郑子美、陈定庵（绰号陈疯子）、沈玺亭（绰号狗大王）、韩世昌（绰号韩拨皮）、唐德楹等，虽是吴佩孚的残余势力，他们有的自称司令，有的自称师长、旅长团长，烧杀抢掠，严重扰乱西北军后方。王志远带兵围剿，连战败北，一次被匪兵打散，他本人钻进荆棘之中，躲过一劫。 当时刘邦彦所部南路军在平汉线作战，有十余万众，适汉中警备司令王志远以匪临城下，陕南危机，电张求援。刘邦彦考虑到后院起火，势将危及全局，请缨剿匪，对张维玺说：“陕南若失，无家可归。”时邓宝珊为张部第八方面军总指挥，亦力赞之，说：“非邦彦先生不能当此重任。”遂派刘邦彦以南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名义赴汉中剿匪，陕南留守各部及团警均归其指挥。 刘邦彦从湖北前线带从者数人返回西安，面见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陈述方略及主张，刘郁芬对刘邦彦说：“陕南军事由先生根据具体情况决断。” 刘邦彦到达汉中，日整顿各部，申明号令，旌旗为之变色。将一名贪生怕死，作战不力的团长李德润撤职，由副团长李清涵任团长；扩编第三团，由营长陈际春升任团长；旅部手枪连扩编为特务营，由连长何处升任营长。 时吴佩孚、刘存厚，吴新田委其旅长牛堉春为“汉中支队司令”，侦之汉中空虚，于1930年8月初率两千多人，由四川万源卷土重来，由镇巴进兵，窜居西乡南境的母猪峡，纠集周进仁，巨匪王三春等，准备进占西乡县城，进逼南郑。刘邦彦亲率两个团，星夜驰赴西乡，佯派代表求和，以骄其心。代表回西乡时，业已黄昏，天又大雨，刘邦彦下令出其不意直捣敌营，以两个团破敌数万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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