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吏治腐败一向是威胁王朝统治“
头号杀手”。无论是汉唐还是宋元，其国势往往都是因贪污腐败成风而由盛转衰。因此，整顿吏治和惩治贪污是摆在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面前的一大难题。而惩治贪腐态度最坚决、手段最严厉的，当数明太祖朱元璋。
元末吏治腐败的政治遗产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继承的是元朝土地集中化、吏治腐败的政治遗产。元朝统治阶级不把汉人当子民，只把汉人当成被掠夺对象。到元末时，这种部落式的治国理念已经使吏治崩坏到了极点。
仕进者多赂遗权要，邀买名爵。下至州县簿书小吏，非财赂亦莫得进。及至临事，彻蠹政鬻狱，大为民害 《明太祖实录》卷六九
元明交替时的官场乌烟瘴气，官员贪污敛财不惜命，各种捞钱的名目让人叹为观止。例如下属初次拜访上级要”
拜见钱“；逢年过节要有”追节钱“；正常办事要缴“常例钱”；没有任何原因的强拿卡要叫“撒花钱”；衙门告状要先交“公事钱”方能受理。
元朝官员
卖官鬻爵的情况非常严重，地方督抚级以下官职，有清晰的价位表。就连负责纠察、预防官员职务犯罪的台宪官也大多都是花钱买的官职。而这些“附加”和“增值”的费用最终都要算到汉人和南人百姓身上。
一句话促使朱元璋掀起“反腐风暴”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总结了前朝吏治腐败的经验教训：
“所任之人，不才者众，往往蹈袭胡元之弊。” 《御制大诰·胡元制治第三》
“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 《御制大诰·谕官无作非为第四十三》
“天下诸司，尽皆赃罪。” 《御制大诰·朝臣优劣第二十六》
朱元璋用“天下诸司，尽皆赃罪”八个字来评价官吏队伍，足见当时吏治用人不才、监守自盗、滥用职权的情况十分严重。
贪官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无官不贪，朱元璋深知“法不责众”的道理。天下诸司按律都该斩，可杀了天下当官的，谁来治理这个国家？面对这种情况，一向处事果断的朱元璋也犯了难，直到洪武二年，濠州发生了一起小股农民起义，让朱元璋痛下决心严惩贪腐。
朱元璋真人像
洪武初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刚刚平息，全国呈现一派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的颓败景象。吏治腐使得百姓处境更加艰难，不少平民百姓被逼走上了朱元璋的老路——造反。在朱元璋老家濠州，有一小股人啸聚山林，对抗官府，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
朱元璋在询问一些被俘的起义者为何造反时，造反者说：
“有司贪墨，守御官军扰害，以故逃窜山林群聚为盗。”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
朱元璋问他，官员贪污，你为什么不报官？造反者反问：“你当初造反时为什么不报官？”造反者的这句话对贫苦出身的朱元璋触动很大，使他下决心惩治官吏的贪贿之风。不久，他就对大臣明确提出：
“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 《明太祖实录》卷二九
“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当体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 《明太祖实录》卷三
鉴于胡元时期的政治混乱，朱元璋决定“以猛治国”，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反贪官”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整个洪武年间，朱元璋先后采取了四项主要措施来惩治贪腐。
第一，建立严格的官员考核和监察制度
朱元璋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对官员的政绩和个人素质进行双重考核。
“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降” 《明史》卷七一
“贪污者付法司罪之，阊茸者(驽弱者)免为民”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三
一些风评不好的官员要侧重考查，在考查中受到处分的官员，则削职为民，永不叙用。
在监察方面，除了御史台（后改为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 及给事中六科等中央监察机构和提刑按察司的地方监察机构。朱元璋还派遣了大量巡视官员到地方，检举和揭发一些官员的不法行为。这些巡视官虽品阶不高，但权力很大。上到官员的布政利病，下到官员的生活作风，皆有廉问纠举的权利。
除了内部监督，朱元璋还十分注重百姓对官员的监督，特别规定：
“凡守令贪者，许民赴京陈诉”。 《廿二史机记》卷三三
百姓可以直接到南京告御状，自布政司至州、府、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色阻拦者，予以斩首。同时赋予了百姓直接扭送不法官员赴京的权利。打破了一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惯例，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法制史中破天荒的政治创举。
第二，制定严苛的律法
为了惩治贪贿之风，朱元璋在《大明律》及《诸司执掌》等律法之外，又先后颁布了《臣诫录》、《祖训录》、《醒贪简要录》和《御制大诰》等敕令公告。其中《大诰 》一书是他亲自审讯和判决的一些贪污案例成果的记录。书中就朱元璋对待贪官的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都做了详细地阐述。朱元璋认为：
“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而庸鄙者次之。”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八
所以，他针对官吏贪污受贿的行为颁布的一些列条文法规，都堪称“残酷”。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
“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 《明史》卷九三
“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 《廿二史札记》卷三三
当时，每个府、州、县都设有”皮庙场“，这是专门给贪官剥皮的机构。在贪污官员皮囊内内填充稻草和石灰，将其放在处死贪官后任的公堂桌座旁边，以警示继任之官员不要重蹈覆辙，否者，这就是下场。”臭皮囊“一词也由此而来。
明代县衙
对涉案金额不超过60两的贪官，朱元璋也有明确的处罚规定：
贪赃枉法者，一贯钱以下杖责七十，每五贯加一等，八十贯者绞。
只贪赃不枉法者，一贯以下杖责六十，每五贯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贯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
洪武九年，一两银子或一贯宝钞的购买力，能购得大米一石，约等于现在的115斤左右。也就是说当时的一两银子或一贯钱大概相当于今天的250-300元之间。如以这个数据作为量刑标准，这就意味着当时贪污不超过200元，杖责七十大板。涉案金额达1.5万以上，则直接判处死刑。
明代宝钞一贯钱
在朱元璋当政的31年间，他先后发起6次大规模肃贪，杀掉贪官污吏共计15万。足见其反腐力度之大，态度之坚决、刑罚之苛刻。
第三、集中打老虎，随时拍苍蝇
明朝创建伊始，大量留用了胡元时的旧官吏和一些靠造反起家的功臣。这些人仗着功劳，有恃无恐的贪赃枉法，朱元璋首先拿自己身边的高级干部开刀。整个洪武年间，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到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
郭桓案受牵连的官员
如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户部侍郎郭桓和各司郎中、员外郎与各地到中央缴纳课税的官员结成“贪污联盟”，采取多收少纳、捏造数字的欺诈手段，侵污国库资产折合粮食达2400万石。朱元璋将涉事官员全部处死，各省、府、县牵连人员无一幸免。
“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明史》卷九四,《刑法志》
此外，还有洪武四年的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八年的空印案、十九年的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声势都很大。仅空印案被杀的各衙门一把手官员就达数百人，受杖戍边者万计。
朱元璋对皇亲国戚和开国勋贵的处罚同样严厉，稍有不法，照样严惩。明朝开国名将华云龙，封淮安侯。因其私自占据胡元丞相脱脱的宅邸，并且“僭用元宫中之物”，朱元璋因此将其撤职，并召南还，华云龙死于途中。
朱元璋影视形象，李立群饰
永嘉侯朱亮祖镇守广东期间，与当地犯法豪强勾结，并诬陷番禺县令道同，致使朱元璋冤杀道同。洪武十三年九月，朱元璋下令召回朱亮祖，怒气之下将亮祖与其子府军卫指挥使朱暹一起鞭死。
驸马欧阳伦是朱元璋的女婿，娶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嫡出的安庆公主为妻，官至都尉。欧阳伦在洪武末年朱元璋年逾古稀的时候，多次遣手下走私茶叶出境，并在地方上动用官府车辆，擅自闯关，不服管教。朱元璋得知这件事后非常生气，下令赐死欧阳伦，其手下等尽伏诛。可见，朱元璋为了建立他的官僚队伍秩序，为了澄清吏治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不惜大义灭亲。
第四、表彰清官廉吏
朱元璋在惩治贪官污吏的同时，大力嘉奖清官廉吏，有过必罚，有功必赏。贡生
陶铸以国子监生身份于明洪武十六年授监察御史，在任期内：“纠弹不避权贵。劾刑部尚书开济至死，直声动天下。” 《明史》列传二十八
陶铸后调任福建按察使，到任后兴学劝士，抚恤军民，深得当地百姓拥戴。时福建布政使薛大方为人贪婪暴虐，陶铸上本弹劾，薛上本反诬，朱元璋将二人解押到京，亲自问询。案情查清后，薛大方被处以极刑，陶铸则受到朱元璋褒奖，后复官。当地有人编对子：“陶使再来天有眼，薛公不去地无皮”，广为流传。
明代按察使影视形象
但像陶铸这样的事迹，在当时属于凤毛麟角，与空印案和郭桓案连坐被杀的七八万人相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高压反腐并没有遏制贪腐之风
朱元璋自登基到驾崩，一直在与贪污腐败作斗争，“杀尽贪官”运动贯穿始终从未减弱，但贪官现象始终未根除，贪官越杀越多，晚年的朱元璋无奈发出这样的哀叹：
“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 《历代刑法考》
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反腐扩大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的极端手段虽然能在短期内起到非常显著的威慑作用，但长期来看，它使得从仕成了一个高位职业，官员人人自危。
“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
由于杀戮过重，洪武朝前十九年的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竟然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还没到终考便遭罢黜或杀头，以至杀到“
衙门无人”的地步。
明代贪官
长期高压反腐使得不少官员有了这样的心态：“不贪污有可能被连坐冤杀，贪污六十两是死，贪污六万两也是死，反正早晚是一死，那就索性放飞自我，率性而为，活一天算一天吧。“这种畸形的思想不仅使得官员与朝廷离心离德，也使内部矛盾激化，积聚社会仇恨，不可能真正形成社会法制的安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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