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說：代爾夫特理工大學的主幹道上沒有行人 採訪那個對象供圖（下同）
2月底，因為公佈了新冠病毒的第1例病例，荷蘭國家公共衛生及環境研究院（RIVM）出現在了荷蘭留學生的視野中。而官方公佈的數據中，荷蘭第2例確診病例就是1位代爾夫特理工大學的女生，這使得代大的中國留學生群體立刻緊張了起來，紛紛開啟了囤貨模式。
3天的時間內，我和鄰居小夥伴奔走於代爾夫特市的藥店，超市和雜貨店之間。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天，一大早我們直奔市中心的藥店想買口罩。一月份，國內疫情期我倆就買空了學校最近的五金商場裡最後幾袋3M的FFP2（歐標，效果類似美標N95），給家裡人郵寄回去，所以很清楚囤貨第一步關鍵是要給自己買到口罩。起初藥店的小姐姐和我說每人限購7個，只有FFP1的普通口罩。我因為選購個人護理產品，就在店裡和她多聊了幾句，接受她推薦的產品。而就在這時，藥店裡新到貨了一批口罩，眼疾手快的我發現是FFP2，雖然已經結賬準備離開，還是爭取問了店員能不能給我換貨。可能是因為多聊了那麼一會，她答應給我換了4個。就在交談期間的半小時裡，陸陸續續光臨的客人買完了藥店裡庫存的所有口罩，而這4個口罩就成了我在荷蘭疫情期最初的底氣。
關於口罩的中西方之爭，是這次疫情被亞洲人最多討論到的事。歐美的習慣都是生病的人才需要戴口罩，而生病了就應該在家裡休息不應該來上班，所以出現在辦公室裡戴著口罩的人他們會覺得很奇怪。我的專業是化工，因為實驗學科的性質，使得實驗室是我推進課題和產出成果最重要的地方。但是出於對自我保護的考慮，我和導師郵件請假2周，說明了因為不確定荷蘭疫情會不會像意大利一樣爆發，所以申請在家辦公來觀望情況的發展。導師並沒有多說什麼，但是例行組會前會在群裡喊話問我現在感覺如何了，還會安慰我說不需要為不來感到抱歉，畢竟這是特殊情況。讓我感到非常暖心。
隨著確診人數的持續攀升，我還是需要戴著口罩和手套去荷蘭超市採購食材。被指指點點過，而且因為戴口罩了店員也不會像以往那麼熱情地和你說話，不會說haveaniceday（祝你有愉快的一天）做結尾了，但是也沒有惡意傷人事件發生過，這使得我開始安心地戴口罩出門。但隨著疫情的進一步擴散，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戴上了口罩，他們也就見怪不怪了。與此同時，隨著RIVM頒佈越來越嚴格的規定，荷蘭超市也會在入口處擺放消毒溼巾和消毒噴霧，店員開始戴上手套收銀，為了保證老年人（易感人群）能更安全地購物，部分超市早上還會提前開一小時，專門為老年人服務。而這些改變也就是在一兩週的時間內。
圖說：黃嘉楠
隨著疫情的進一步擴散，先是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大學緊急停課，3-4天后荷蘭的中小學全面停課，改為線上教育；非生活必須的商店（除了超市和藥店）也被緊急關停，同時父母從事不停產工作的孩子，可以被送入有專人陪伴和照顧的託兒所；建議能在家辦公的群體在家辦公，進行視頻會議。3月17日，荷蘭首相針對這次疫情，通過電視對全體荷蘭人民發表演說，而上次首相直接和人民喊話還是在1973年。承諾內閣會給荷蘭的企業家和僱員提供支持，以保證企業不會破產，個人不會失業；希望身體健康的人也能自覺保持1.5米安全社交距離等避免病毒擴散的指示來保證易感人群的安全。針對不保持安全社交距離的個人，將面臨最高400歐元的罰款，對於學校和企業這樣的大型組織來說，罰款更會高達4000歐元。荷蘭一步一步越來越嚴格的限制，也讓我們這些中國留學生越來越安心。
隔離生活開始後，導師也格外關心我們每個學生，甚至我們遠在海外的家人的身心健康狀況。每週的例行組會改成了線上會議，每天還會安排線上的下午茶（teabreak），讓大家不至於太過孤單。我小夥伴的導師，早在學校停課前就寬慰她說，不需要過於擔心實驗和工作，我們可以停止運行反應器直到疫情過去，健康的你比任何實驗數據都重要。這些種種都讓遠在海外孤身一人的我們，非常感動。
客觀地說，對於這次疫情，初期歐洲國家確實顯現出了自大和傲慢，而我最初也對荷蘭學生和荷蘭政府的漠視態度感到憤怒。但隨著事態的發展，我漸漸明白，所有的決策都需要因地制宜。因為文化和習慣的不同，我們無法要求每個國家都採取和中國一樣的抗疫政策。歐美更講求和尊重個人的決定，就是我們說的人文關懷，但是這次疫情也使得弊端暴露，太多自由散漫的個人決定使得疫情在歐洲迅速擴散。亞洲文化更講求集體利益，所以政府能在短時間內實現嚴格的禁令。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肯定會做出不同的選擇。但是拋卻文化的差異，在這場全球大流行疫情下的努力生活和互助的人，不分國籍，都可敬可愛。
華東理工大學 黃嘉楠 新民晚報記者 張炯強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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