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

■一■

1948年1月18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決議案《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指出:“當著我們正確地指出在全體上,在戰略上,應當輕視敵人的時候,卻決不可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問題上,也輕視敵人。”這些論述被概括為“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成為毛澤東戰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達。

漫談“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

1936年12月,毛澤東與朱德在陝北保安合影

毛澤東“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的戰略策略思想,最早出現在他1936年12月在紅軍大學所作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演說中。他是這樣表述的:“以一當十,以十當百”,是戰略的說法,是對整個戰爭整個敵我對比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確實是如此;不是對戰役和戰術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決不應如此。……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

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1938年11月,毛澤東在論述“中國共產黨的戰爭史”時說:“我們黨雖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準備戰爭和組織軍隊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以後的一個時期,對此也還認識不足,但是從一九二四年參加黃埔軍事學校開始,已進到了新的階段,開始懂得軍事的重要了。經過援助國民黨的廣東戰爭和北伐戰爭,黨已掌握了一部分軍隊。革命失敗,得了慘痛的教訓,於是有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進入了創造紅軍的新時期。這個時期是我們黨徹底地認識軍隊的重要性的極端緊要的時期。”

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和國民黨的軍隊相比是很弱、很弱的。他們之間的戰爭是以弱敵強的戰爭。共產黨軍隊怎樣以弱勝強是長期要認真考慮和對待的問題。經過五次反“圍剿”,毛澤東、朱德領導的共產黨軍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總結出以弱勝強的戰略戰術原則,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也就是“戰略上‘以一當十’,戰術上‘以十當一’”。

■二■

在以弱勝強的戰爭中,實行“誘敵深入”是貫徹執行“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戰略戰術原則的重要一著。“誘敵深入”也是古今中外軍事家都非常重視的法則。《孫子兵法》所說“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就是講“誘敵深入”的。1812年,法國拿破崙一世進攻俄國時,庫圖佐夫曾率俄軍主動退卻,放棄莫斯科,為俄軍反攻創造了有利條件。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向本國腹地退卻”的專章裡,使用了“誘敵深入”這一術語。1928年,毛澤東、朱德等提出十六字訣,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作戰原則,其中包含著“誘敵深入”的思想,“敵進我退”的目的就是“誘敵深入”。“誘敵深入”在五次反“圍剿”中是成敗的關鍵。我們根據《毛澤東年譜》《毛澤東傳》等對五次反“圍剿”的記述以及其他紅軍反“圍剿”的相關材料,看看五次反“圍剿”的進程和結果。

第一次反“圍剿”。1930年11月,國民黨經過數月準備調集約10萬兵力,由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9路軍總指揮魯滌平組織對紅一方面軍和中央蘇區進行第一次大規模“圍剿”。紅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在查明敵情後,同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就反“圍剿”的方針問題進行了多次討論,根據毛朱簽發的“誘敵深入赤色區域,待其疲憊而殲滅之”的戰略方針,誘敵深入,殲滅國民黨軍1.2萬多人,活捉敵第18師師長張輝瓚,第一次反“圍剿”勝利結束。毛澤東詞雲:“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衝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

第二次反“圍剿”。1931年2月上旬,蔣介石派軍政部長何應欽兼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代行總司令職權,調集20萬人的兵力,於4月對紅一方面軍和中央蘇區進行第二次“圍剿”。中央紅軍則繼續採取“誘敵深入”戰略方針,“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連打5個勝仗,殲敵3萬餘人,繳槍2萬餘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

第三次反“圍剿”。1931年6月21日,蔣介石親自帶著德、日、英等國軍事顧問到南昌,就任“圍剿”軍總司令,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調集約30萬人的兵力,於7月發動第三次“圍剿”。這次“圍剿”,敵人採取長驅直入的作戰方針,企圖先擊破紅軍主力,搗毀我根據地,然後再深入進行“清剿”。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決定仍採取“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斃傷俘敵3萬餘人,徹底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三次“圍剿”。

第四次反“圍剿”。1933年2月第四次“圍剿”,敵人採取的戰略是逐次轉移重點,實行各個擊破,對中央蘇區發動大規模的軍事進攻,達到圍殲中央紅軍的目的。在這次反“圍剿”中,毛澤東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但他制定的戰略戰術原則仍有深刻影響。面對國民黨軍來勢洶洶的進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沉著應戰,黃陂、草臺岡兩仗,共殲敵近3個師,俘敵1萬餘人,繳槍1萬餘支,基本上打破了敵人的第四次“圍剿”。

第五次反“圍剿”。1933年9月底,蔣介石調集100萬兵力,自任總司令,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大“圍剿”。其中,用於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有50萬人。這次“圍剿”,敵人採取持久作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方針。這時,毛澤東已離開軍事領導崗位,這次反“圍剿”由中共臨時中央直接領導。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把軍事指揮權完全交給了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而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那種正規陣地戰的經驗,並不懂得中國革命戰爭的具體特點。他反對“誘敵深入”,命令紅軍全線出擊,企圖實現“禦敵於國門之外”,結果使紅軍輾轉於敵軍主力和堡壘之間,陷於被動地位。1934年4月中旬,國民黨軍集中優勢兵力進攻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廣昌。“左”傾錯誤領導不顧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調集紅軍主力同敵人“決戰”。經過18天的血戰,部隊遭受重大傷亡,廣昌失守。氣得彭德懷痛罵李德“崽賣爺田心不痛”。7月,在敵人新的進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全線防禦。10月初,興國、寧都、石城一線相繼失陷,中央根據地日益縮小。紅軍在根據地內粉碎敵人“圍剿”的可能性已經完全喪失,中央紅軍主力被迫實行戰略轉移。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主力8.6萬多人撤離中央蘇區,踏上向西突圍的征途,即開始長征。長征到達陝北後,紅軍總結經驗和汲取教訓,逐漸走上了正確的勝利的道路,從而贏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於1949年建立了新中國。

■三■

行文至此,還想順便說明一點,即筆者認為“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的方針和原則,不僅在戰爭中有重大的實用意義和價值,還有方法論的意義,即具有普適性,對各行各業的人,即不論做什麼工作(包括理論和學術研究),或處理任何事情,都能打開思路,使之收功奏凱。也就是說,不論做什麼工作,或處理任何事情,人們首先要藐視它,不被任何困難所嚇倒,認為一定能勝任和完成,即一定要有信心;但在具體做的過程中,一定要謹慎和縝密,一步一個腳印,絕不能大而化之,率性而為,即一定要細心——這樣,只有這樣,才能處理好任何事情和做好各項工作,無往而不勝。

鄙人淺陋,所言是否妥當,敬請方家和廣大讀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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