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爭河東地界，韓琦、富弼、文彥博等答詔，皆主不予之論，會王安石再入相，獨言：‘將欲取之，必固予之’，以筆畫地圖，命韓縝悉予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韓縝承安石風旨，視劉忱、呂大忠誠有愧也。議者為朝廷惜之。嗚呼！祖宗故地，孰敢以尺寸不入王圖哉！荊公輕以畀鄰國，又建‘以予為取’之論，使帝忽韓、富二公之不用。至後世奸臣，以伐代為神宗遺志，卒致天下之亂。荊公之罪，可勝數哉！具載之以為世戒。
這是邵伯溫在其《邵氏聞見錄》記載的一段話，這也成為王安石棄地七百里的一個史料佐證被史學家大量採用，依照他的記錄，“熙寧和議”後劃界失地王安石應該負有主要責任，這真的屬實嗎？
《邵氏聞見錄》
宋遼邊界形成歷史及“熙寧和議”中的宋遼劃界
一、契丹族的建國與“幽雲十六州”的割讓。
公元907年，朱溫逼迫唐哀帝禪位，繁榮一時的唐帝國滅亡，朱溫即位，建立梁朝，史稱“後梁”，從此中原王朝進入了分裂時代。而在朱溫篡奪唐朝政權之時，唐帝國擁兵自重的各大藩鎮紛紛割據自立，原本依附唐帝國的周邊屬國也盡皆建國，其中長城以北的契丹部落也在公元916年建立了自己的帝國，不久後，又改國號為“遼”，定都臨潢。
至公元926年，遼國向東征服了松花江流域的渤海國，向西擴展到陰山以西，北界遠到黑龍江，南界則以長城為界，成為當時疆域龐大，最有實力的帝國之一。
公元936年，後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起兵叛亂，他向遼國求援的同時，將長城以南風“
燕雲十六州”作為報酬割讓給遼國，時遼帝耶律德光聽之喜出望外，立即出兵幫助石敬瑭擊敗後唐，並扶持石敬瑭為中原皇帝，改國號為後晉。石敬瑭在即位後，應約將許諾給遼國的燕雲十六州大約十二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讓給遼國，並恬不知恥的尊稱耶律德光為“父”，這就是臭名昭著的“兒皇帝”的由來。自此，中國北方大門第一次真正的完全失守，千年以來抵禦遊牧民族的長城則淪入遊牧民族之手，遼國邊境深入到內地，無怪乎宋人能發出如此之感慨。
幽燕諸州，蓋天造地設以分蕃漢之限，誠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也。石晉輕以畀之，則關內之地，彼扼其吭也，是猶飽虎狼之吻，而欲其不飽且嗜，難矣。遂能控弦鳴鏑，徑入中原，斬馘華人，肆其窮黷。卷京洛而無敵，控四海以成墟。
“兒皇帝石敬瑭”
二、後周柴榮與宋太祖收復“燕雲十六州”之戰。
公元959年，後周世宗柴榮發動了收復“燕雲十六州”的北伐，戰爭之初進展順利，連取瀛、莫二州，克蓋津、瓦橋、高陽三關，後周軍隊士氣如虹，正欲攻克幽州重鎮時，柴榮忽然一病不起，收復十六州的宏圖大業就此中途而廢，柴榮撤兵回大梁後不久便病逝。
此次北伐，雖然柴榮未竟全功，但終究還是收回了上千裡的國土，這給其繼任者發動了“陳橋兵變”的趙匡胤很大啟發，但由於趙匡胤過早去世，宋太祖趙光義便繼承其兄遺志，欲收復燕雲故土。
宋太祖時期，宋軍三次發起對遼國的進攻，但最終心有餘而力不足，實行了文人統軍的宋軍再不是契丹人的對手，最終三次攻遼都以失敗告終。雖然最終都以失敗告終，但宋軍在局部也能取得一定戰果，所以兩國邊界圍繞著幽雲十六州來回拉鋸，宋朝此時其實並未吃虧。
周世宗北伐取二州
三、“澶淵之盟”與“西北戰爭”時宋朝的對遼政策。
公元999年，宋真宗即位第二年，遼主耶律隆緒趁著宋朝皇帝新立，舉兵南侵，宋軍大敗，宋將傅潛懼敵不敢應戰，範廷召畏敵帶兵潛逃，宋將康保裔陷入重圍繞兵敗戰死，宋真宗御駕親征，遼國大掠而歸，範廷召貪生怕死，至契丹人退。他卻虛報戰功，雲敵人乃自己擊退。
公元1004年，蕭太后與遼主耶律隆緒再次大舉南侵，兵鋒直抵澶州，宋朝舉國震驚，宰相王欽若居然提議遷都金陵，在此危難之際，大臣寇準極力主張真宗再次親征，最終將契丹人擋在了澶州城下，寇準本有意乘勢收復燕雲，奈何真宗與眾大臣意在講和。遼國蕭太后想要得到後周世宗柴榮所收回的土地，為宋朝所拒絕。最終宋遼兩國以宋朝每年贈予契丹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達成和議，這便是著名的“澶淵之盟”，宋遼兩國最後維持邊界線不變。真宗朝與太宗朝相比，太宗尚且有北伐的能力，而真宗則只有賠款求和的能力了。
仁宗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契丹趁西夏元昊叛宋，宋朝自顧不暇之際，遂提出索取瓦橋關以南十縣的土地，宋朝拒絕割讓土地，但達成每年增送契丹銀十萬兩、絹十萬匹的和議。真宗朝兵臨城下方議和，而仁宗朝卻因遼國虛張聲勢便如驚弓之鳥，可見宋朝一朝不如一朝，史學家李燾對此有著精準的分析。
當時契丹實際上是愛惜結盟友好，特意虛張聲勢來驚動中國，呂夷簡等人對契丹的許予過厚，於是成為後世的無窮之害！
澶淵之盟
第四、熙寧和議宋遼劃界，痛失國土七百里。
熙寧五年八月，遼國兵馬多次擅自越過作為兩國邊界的拒馬河，並遣使入宋，要求重新勘定邊界，如果說這是一次試探性行為的話，熙寧七年三月，遼主耶律洪基要求宋朝拆除蔚、應、朔三州的堡壘和驛站，並擅自移動邊界界柱，這就屬於赤裸裸的敲詐了！遼國派使臣到宋朝提出在這三州的邊界應以分水嶺為界，但遼國並沒有對邊界分水嶺提出一個確定的形跡，所以遼國此舉不過是以此為藉口想敲詐宋朝國土罷了。
“其蔚、應、朔三州土田一帶疆裡，袛自早歲曾遣使人，止於舊封，俾安鋪舍，庶南北永標於定限，往來悉絕於奸徒。洎覽舉申，輒有侵擾，於全屬當朝地分，或營修戍壘，或存止居民。皆是守邊之冗員，不顧睦鄰之大體，妄圖加賞，深越封陲……據侵入當界地裡所起鋪形之處，合差官員，共同檢照，早令毀撤，卻於久來元定界至再安置外，其餘邊境更有生創事端，委差去使臣到日，一就理會。”
神宗皇帝看到國書，無奈之下派太常寺少卿劉忱前往邊境協商。熙寧八年三月，遼主以劉忱辦事拖延為由，讓宋朝另行派人進行磋商，神宗不得已，先派韓縝與遼使簫禧商議，同時派出知制誥沈括查閱疆土爭執檔案，又出使遼國，經過六次會談，終於按照神宗的意思談妥了邊界爭執。
熙寧八年七月，神宗下詔：“國家與契丹通和年深，終不欲以疆場細故有傷歡好大體。既許以治平年蓋鋪處舊址修蓋，勿從和會，即更不論有無照證。”這道詔書明確了在蔚、應、朔三州根據遼方提出的方案進行劃界，大致把該地區古長城以北的地方全部割讓給了遼國，國土面積大約有七百里。此後，遼國一改大塊吞併宋朝國土的策略，而採用蠶食策略。
此次宋遼劃界影響深遠，不僅僅代表著宋朝在外交上的再次失利，更嚴重打擊了“熙寧變法”，保守派以“喪權辱國”為名逼迫王安石退出了大宋政治舞臺，令變法戛然而止，不得不說是一個遺憾。
“宋遼西夏形勢圖”
王安石對遼國的態度來看，宋朝割地之舉絕非他所為。
此次熙寧劃界中，王安石的態度是冷靜而實際的，站在宋朝的角度上，與西夏和遼國同時開戰顯然是不明智的，所以王安石對遼國的態度以熙寧五年為時間線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熙寧五年之前。
熙寧五年三月，河北山西皆呈報遼國騎兵越過國界侵擾宋朝軍民的行為，遼國挑釁行為呈報到朝堂後，王公大臣們出現了不同的意見。
以樞密使文彥博為首的官員認為遼國“彼佔吾地，如何不爭？佔雄州亦不爭，相次佔瀛洲又不爭。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遂發出了“交兵何妨”之語。而王安石卻認為在與西夏作戰的同時，再與遼國開戰實為不智，更何況“河北未有備，如何交兵？”同時認為“朝廷若有遠謀，即契丹佔卻雄州，亦未須爭。要我終有以勝之而已。”
在這次朝議中，王安石堅決反對興兵伐遼，他一方面認為“
累世以來，夷狄人眾、地大，未有如今日契丹，陛下若不務廣規模，則包制契丹不得。”另一方面又認為“契丹大而無略，則多隙可乘，且並諸國及燕人為一，四分五裂之國也！契丹無足憂，彼境內盜賊尚不禁捕，何敢與中國為敵？”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王安石在最早雖然反對與遼國開戰，但同時也反對割地於契丹。該理念與韓琦、富弼的意見類同，皆反對與遼國開戰，但反對開戰並不代表割地求和，只不過採取的是寬柔徐緩政策，為宋朝急修武備爭取時間而已。
王安石論政
第二階段：熙寧五年之後。
在宋遼兩國的邊界之爭中，王安石一開始便反對割地，史料記載清楚，《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曾記載如下。
許簫禧不當滿其欲，滿其所欲，則歸而受賞，是開契丹之臣以謀中國求賞，非中國之利也！又言：外敵強則事之，弱則兼之，敵則交之。宜交而事之，則納侮；納侮而不能堪，則爭；爭，則啟難。故曰：‘示弱太甚，召兵之道也’。
該書於熙寧八年四月甲午又載王安石與宋神宗論契丹事雲：“上曰：‘彼必不肯已，則如何？’安石曰：‘譬如強盜在門，若不顧惜家資，則當委之而去；若未肯委之而去，則但當抵敵而已，更有何商量？臣料契丹君臣有何智略？無足畏者，臣所畏者，契丹作難，則宜有受陛下委託與之抗者，乃有人獻異議於中，從中撓其機事。’”
從以上所引諸言可證王安石反對割讓土地給契丹的態度是明確的，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
- 首先，王安石認為不應當滿足契丹人的無理要求，滿足其欲則是鼓勵遼國圖謀中國，歸以求賞。
- 其次，王安石認為宋遼兩國實力相當，宋朝無法解決兩國邊界之爭，但遼國也無法吞併宋朝。
- 最後，王安石認為契丹並不可懼，並不值得憂慮。值得憂慮的是皇帝可以是否完全信任辦事的將帥大臣。
從以上的推論我們可以看出，熙寧劃界割地之舉絕非王安石所為，那麼為何要將此事歸咎於王安石呢？
王安石與神宗皇帝
既然王安石反對割讓國土於遼國，為何有“王安石棄地七百里”之說？他到底有沒有割地辱國？
其實劉忱也好，韓縝也罷，沈括也算，他們接手與遼國談判的任務，這本身就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差事，最後等到韓縝與遼國談判結束後，他奉神宗之命將河東七百里之地割讓給遼國，在國內不敢罵皇帝的人，紛紛將矛頭指向韓縝，說他喪權辱國，蘇轍有奏章雲：“韓縝闇弱，遂壞其事”，可見當時韓縝的確是為神宗背上了這口黑鍋，為何此事最後竟然發展成王安石賣國之錯誤言論呢？
- 第一、從政治上來看，是“朋黨之爭”的結果。
熙寧變法，王安石等人作為改革派與舊黨針鋒相對，損害了以富弼、司馬光等人為首的士大夫階層的利益，黨爭已經從政見之爭發展到為了個人利益而互相傾軋的地步，神宗駕崩，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舊黨復朝，神宗與王安石主導的變法被全然推翻，這就是著名的“
元祐更化”。在此過程中，為了打擊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舊黨人無所不用其極，甚至利用宋遼劃界之事栽贓於王安石，以打擊“熙寧變法”，這才有了“王安石棄地七百里”之說。- 第二、文人相輕，邵伯溫與蘇轍的汙衊。
早在邵伯溫《邵氏聞見錄》成書兩年前，蘇轍便有王安石棄地言論著於其《龍川略志》中，他以聽聞別人談論呢口吻記下此句。
聞契丹遣泛使求河東地界，宰相王安石謂咫尺之地不足惜，朝廷方措置河北諸將，後取之不難。及北使至，上親臨軒喻之曰“此小事，即指揮邊吏分畫”。
聽聞別人談論豈可成為事實？無論蘇轍相信與否，兩年後一個叫邵伯溫的人是相信了，他把此時寫入他所著《邵氏聞見錄 》一書中，還造謠王安石曾言“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之語，還定論“荊公之罪，可勝數哉，具載之以為世戒”，這簡直是赤裸裸的汙衊，奈何自從該書以割讓土地之罪歸於王安石之後，後世史書多承其說，這千年的汙衊便遺傳了下來。
蘇轍為何要以聽聞的口吻將失地之罪歸於王安石呢？是因為當時王安石推行的古文運動使“疑經變古學風”大興於朝內，在此事上二人理念不同，所以蘇轍才會事事處處與王安石作對，這才有了這流行千年的汙衊之言。
- 第三、喪權辱國的割地之辱，非韓縝之流能負責的。
在上文中提到，神宗皇帝之詔命直接讓韓縝割地劃界，本著“為尊者諱”的理念，無論神宗做的再錯也是不能說錯的，所以事實上韓縝在劃界之後倍受指責承擔了後果，但是由於神宗的駕崩，改革派的失利，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則成為此事的最佳背鍋者，且此事發生在變法時期，主導變法的王安石則是當仁不讓的負責人，所以失地之辱自然就歸咎到了王安石頭上，那麼有這些汙衊之語也就不足為奇了。
王安石變法
那麼王安石到底有沒有割地辱國呢？我相信是沒有的，除卻鄧廣銘先生在《王安石》一書中的駁斥考證外，我們還可以找出其他原因來作佐證。
- 宋遼劃界談判作出結果的關鍵時期，熙寧七年四月到熙寧八年二月，王安石罷相遠在江寧任知府，根本無法參與朝政，故而影響不了劃界決策。
- 神宗皇帝向大臣張方平詢問後已經決議與遼國議和，而熙寧八年二月王安石再相後反對妥協退讓，已然打消不了神宗皇帝的主意，有神宗給韓縝詔書為證。
- 王安石與神宗皇帝在熙寧八年七月對話可以看出最終決定割讓土地的是神宗皇帝，而非王安石。
上與王安石論契丹地界，曰：“度未能爭，雖更非理，亦未免應副。”安石曰“誠以力未能爭，尤難每事應副，國不競亦陵，故也。若長彼謀臣勇將之氣，則中國將有不可忍之事矣。”
根據以上對話可以看出，神宗皇帝在沒有聽從王安石建議後，又對王安石作出一番解釋，望得到宰相的支持，但王安石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認為長此以往，“則中國將有不可忍之事矣”，此言沉痛至極，這才是王安石真正的態度。
因而，從以上我們完全可以看出，“王安石失地七百里”其實是無稽之談，而王安石本人也深受這不白之冤但百口莫辯，根本原因就是隨著“舊黨”的上臺，該事件成為他們攻擊變法、攻擊王安石的一個絕佳的機會，甚至他們將這種觀點寫入正史史料《神宗實錄》中，成為後世官方定論，王安石也就莫名的揹負了上千年的不白之冤。
神宗皇帝與諸大臣
結語
從“澶淵之盟”到宋仁宗的賠款，從英宗邊界爭議到神宗劃界爭議，無不證明宋王朝的國力每況愈下，這也恰恰證明了王安石主導的變法圖強是順應歷史所為，而反對變法者們卻將政見之爭發展成黨派之爭，為了否定變法無所不用其極，手段卑鄙殘忍，毀人清譽汙衊他人，竟將割地辱國之事強加在王安石這個變法者身上，實非“君子”所為也！
參考資料：《宋史》、《神宗實錄》、《邵氏聞見錄》、《續資治通鑑長編》、《王安石》、《龍川略志》、《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五代史》等
閱讀更多 望風瑟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