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4年是一個尋常但不平常，人類進入19世紀的第四個年頭，清朝嘉慶在位。這一年，一個男人因為生了一場病，只好離開京城回到家鄉甘肅養病，他就是清朝著名文獻學家和學術大師張澍（shu），從北京到甘肅，這趟西行之旅註定是一場不平凡的旅行，一個在此之前被人們遺忘長達七百多年的王朝，由党項人建立起來的西夏王朝的輪廓就此浮出歷史的長河。
回到家鄉武威縣的張澍閒來無事，某日和自己的朋友前往武威蓮花山上的清應寺遊玩，這座修建於西漢時期的千年古剎一度是河西走廊上最負盛名的寺廟之一，而在蓮花山上坐落著七十多座佛道寺廟，一千多間房屋連綿搭建，擴展聳立在海拔1800米的蓮花山上，這個地方是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交匯融合的中轉處。河西走廊是一個蒼涼而又厚重的名字，說“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國史”，河西走廊同樣承載了中國半部歷史。
蒼茫而又神秘的西夏王陵奇景
被遺忘的王朝——西夏的發現之旅（上）
張澍和友人在宏大的寺廟群裡四處遊玩漫步，莊嚴神聖的佛塔，寶相尊嚴的佛像群，千年古剎的歷史氣韻讓他們沉醉其中。在流連忘返間，他們的腳步也逐漸深入到寺廟群的深處，抵達某些前人未曾涉足的幽深神秘之地，在那裡，張澍見到一個四面都被人用泥磚封堵起來的亭子。
張澍覺得很奇怪，亭子古色古香，建構精美，是休息納涼的好地方，為何卻用泥磚把四面都給封了起來呢？寺裡的和尚告訴他，這是一個已經被封了有幾百年的亭子，根據傳聞，這座亭子是一個被詛咒的不祥之地，生人踏足，必然是要遭遇一些不吉利的事情，何況將它打開呢？張澍還有一個身份是金石學家。
何為金石學家？
就是研究碑石銘文的專家，譬如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趙明誠也是這方面的愛好者。碑石，多來自地下，在歷史的演變中被厚重的泥土覆蓋，天生帶有一種讓人感到陰冷詭異的氣息，簡而言之，張澍也是常年和“地下的東西”打交道的人，神鬼之說自然不會令他退縮，強烈的好奇心反而趨勢他想要一探究竟。
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現存於西夏博物館
好奇心是推動人類歷史進步的原動力，這話是一點不假的。在這種好奇心的趨勢下，張澍不顧朋友的勸說，和尚的反對，他苦苦哀求對方，希望能夠一探究竟。最後徵得後者同意，在埃及金字塔沒有被打開之前，同樣流傳著種種關於“法老的詛咒”此類的傳聞，亭子裡面是否也如潘多拉之盒一樣被封印著一些人類所不瞭解的不詳呢？
誰也不知道，張澍招來許多人手開始了拆解圍牆的工作，隨著圍牆被拆除，裡面的景象在幾百年來也終於露出面容。沒有《水滸傳》中那種一股黑氣衝出來的奇幻描寫，只有一塊高大的石碑聳立在亭子中間，而這反而讓人感到更加神秘莫測了。石碑呈現半圓形，通體黝黑，周邊刻有忍冬花紋，碑面有工整的楷體小字（西夏文）。
張澍湊上前去想要看清那些文字寫的是什麼意思？但是他發現這些似曾相識的文字自己卻一個也不認識，於是他又繞到石碑的後面，發現上面刻有漢字，大體記載了修建寺廟的一些建築紀實，就內容來看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價值，只是表明了這塊石碑的前世今生而已（後來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西夏碑，又名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在這些記載的末尾，最後落款：
天佑民安五年歲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
西夏文
“天佑民安”，這對張澍來說是一個陌生的年號，在他的記憶中不曾記得有這樣一個年號，於是他開始翻閱書籍，最後在《宋史·夏國下》中發現這樣的記載：
六月四日，乾順殂，年五十七。在位五十四年，改元天儀治平四年，天祐民安八年，永安三年，貞觀十三年，雍寧五年，元德八年，正德八年，大德五年。諡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墓號顯陵。子仁孝嗣。
於是，張澍得出結果，這座石碑上的文字乃是西夏文，而且是西夏國第四代皇帝李乾順年間修建的。由於張澍的這一發現，曾經一度被稱之為“天書”的西夏文從此再度重回人們的視線。而張澍也成為西夏王朝被蒙古人滅亡將近六百年以後，第一個重新發現西夏王朝遺蹟的人。隨後張澍寫文章《書西夏天祐民安碑後》，稱“此碑自餘發之，乃始見於天壤”，此文收錄於《養素堂文集》。
但故事發展到這裡，張澍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任務，對西夏王朝的研究序幕就是從他這裡揭開的，但在並不流行考古的清代，西夏的發現並沒有被賦予多麼重大的意義，對人們來說似乎只是發現了一塊前朝石碑而已，當西夏王朝短暫露出歷史水面以後，又沉入到不為人知的歷史浪潮下——
孤獨感溢出屏幕的西夏王陵
被遺忘的王朝——西夏的發現之旅（下）
敦煌文獻的失竊，被稱之為中國文化史上最大的損失之一，國學大師陳寅恪曾痛心疾首的說：“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而製造這段傷心史的是一個叫斯坦因的英國考古學家，還有一個叫伯希和的法國漢學家，這兩人先後盜走了大量的敦煌文獻。
而西夏遺址在晚清時節也沒有避免像敦煌一樣的命運，在1907-1909年之間，由俄國探險家彼得·庫茲米奇·科茲洛夫帶領的考察隊深入西北，他們在內蒙古阿拉善盟額濟納旗境內的額濟納河下游發現了西夏黑水城遺址（《鬼吹燈》中的原型），這一發現可謂重大，不僅發現了大量的西夏文字，還發現了大量的西夏文物。
其中最珍貴的無疑就是那本叫做《番漢合時掌中珠》的西夏文和漢語雙語詞典，這是一本西夏文被創造出來後，為了便於西夏文的傳播和理解而創作的詞典。後被科茲洛夫帶回俄國，一直到一九八二才全部刊登，中國人才得以首次得見這部詞典的全貌，這本書也成為研究翻譯西夏文的重要依據。文物中，寫有漢、藏、回鶻、突厥、女真、蒙古文的書籍、織品和雕塑等共計八千多件文物也被此人帶回俄國。
詞典《番漢合時掌中珠》記載的西夏文、漢語比照
可以說西夏王朝還沒有被開始研究的時候，就已經遭到一次損失慘重的失竊，它的失竊是毫不亞於敦煌文獻的損失的。但這次西夏文物的失竊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畢竟在那個動盪的年代，一個前朝遺址恐怕並不足以引起人們的關係，文化學者們的考古意識也沒有逐漸形成。
於是，西夏王朝再次從世人眼中沉入到歷史的塵埃裡，就像六百多年來一直深埋在黃沙之中一樣。當它再次浮出水面時，已經是1971年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國對於西夏王朝的研究幾乎就是一片空白，那些佇立在大漠之中的號稱“東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一直被誤認為是唐代時期的陵墓。
我國古代文物的發掘總是帶有一種巧合的性質，正猶如秦始皇陵的發現不過是一個農民在打井時的偶然發現，西夏王朝的發現也帶有這樣一種歷史的巧合。1971的時候，蘭州軍區準備在賀蘭山下修建一個小型軍用機場，在挖掘基地的時候，他們從地下挖出了十多件陶片，以及一些殘破的碑石，而在碑石上面刻有一些他們看不懂的方塊文字。
佇立在黃沙之中的黑水城遺址
這一發現被通報給了寧夏博物館，對方派來了幾個工作人員察看情況，其中一個叫做鍾侃，他後來成為西夏考古的重要領軍人物。經過他們對文物的研究和辨別，確認了這些文字是西夏文，而挖出這些陶片的基地就是後來的6號王陵（第四位西夏皇帝李乾順之墓），中國對西夏王朝的考古研究這才拉開大幕。
自此，這個已經被人們遺忘長達七百四十多年的西夏王朝終於走進人們的視線，被人們永遠的銘記，一個猶如樓蘭古城一樣一度被遺忘在大漠深處與黃沙底下的沙漠文化奇景，緊緊的和中國歷史融合到了一起，成為這個幾千年燦爛文明的一部分。
如今，兩百多座西夏王侯勳戚的陵墓星羅棋佈的分佈在賀蘭山周邊，每當夕陽餘暉照耀在這些王陵之上時，它們就會透露出一種蒼涼而又神秘的歷史氣息，因此被稱之為“西北100景”和“黃河50景”，而這種美麗而又蒼茫的大漠景觀大概只有王維筆下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可以相對貼切的表達出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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