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4年是一个寻常但不平常，人类进入19世纪的第四个年头，清朝嘉庆在位。这一年，一个男人因为生了一场病，只好离开京城回到家乡甘肃养病，他就是清朝著名文献学家和学术大师张澍（shu），从北京到甘肃，这趟西行之旅注定是一场不平凡的旅行，一个在此之前被人们遗忘长达七百多年的王朝，由党项人建立起来的西夏王朝的轮廓就此浮出历史的长河。
回到家乡武威县的张澍闲来无事，某日和自己的朋友前往武威莲花山上的清应寺游玩，这座修建于西汉时期的千年古刹一度是河西走廊上最负盛名的寺庙之一，而在莲花山上坐落着七十多座佛道寺庙，一千多间房屋连绵搭建，扩展耸立在海拔1800米的莲花山上，这个地方是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交汇融合的中转处。河西走廊是一个苍凉而又厚重的名字，说“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河西走廊同样承载了中国半部历史。
苍茫而又神秘的西夏王陵奇景
被遗忘的王朝——西夏的发现之旅（上）
张澍和友人在宏大的寺庙群里四处游玩漫步，庄严神圣的佛塔，宝相尊严的佛像群，千年古刹的历史气韵让他们沉醉其中。在流连忘返间，他们的脚步也逐渐深入到寺庙群的深处，抵达某些前人未曾涉足的幽深神秘之地，在那里，张澍见到一个四面都被人用泥砖封堵起来的亭子。
张澍觉得很奇怪，亭子古色古香，建构精美，是休息纳凉的好地方，为何却用泥砖把四面都给封了起来呢？寺里的和尚告诉他，这是一个已经被封了有几百年的亭子，根据传闻，这座亭子是一个被诅咒的不祥之地，生人踏足，必然是要遭遇一些不吉利的事情，何况将它打开呢？张澍还有一个身份是金石学家。
何为金石学家？
就是研究碑石铭文的专家，譬如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赵明诚也是这方面的爱好者。碑石，多来自地下，在历史的演变中被厚重的泥土覆盖，天生带有一种让人感到阴冷诡异的气息，简而言之，张澍也是常年和“地下的东西”打交道的人，神鬼之说自然不会令他退缩，强烈的好奇心反而趋势他想要一探究竟。
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现存于西夏博物馆
好奇心是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原动力，这话是一点不假的。在这种好奇心的趋势下，张澍不顾朋友的劝说，和尚的反对，他苦苦哀求对方，希望能够一探究竟。最后征得后者同意，在埃及金字塔没有被打开之前，同样流传着种种关于“法老的诅咒”此类的传闻，亭子里面是否也如潘多拉之盒一样被封印着一些人类所不了解的不详呢？
谁也不知道，张澍招来许多人手开始了拆解围墙的工作，随着围墙被拆除，里面的景象在几百年来也终于露出面容。没有《水浒传》中那种一股黑气冲出来的奇幻描写，只有一块高大的石碑耸立在亭子中间，而这反而让人感到更加神秘莫测了。石碑呈现半圆形，通体黝黑，周边刻有忍冬花纹，碑面有工整的楷体小字（西夏文）。
张澍凑上前去想要看清那些文字写的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发现这些似曾相识的文字自己却一个也不认识，于是他又绕到石碑的后面，发现上面刻有汉字，大体记载了修建寺庙的一些建筑纪实，就内容来看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只是表明了这块石碑的前世今生而已（后来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西夏碑，又名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在这些记载的末尾，最后落款：
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
西夏文
“天佑民安”，这对张澍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年号，在他的记忆中不曾记得有这样一个年号，于是他开始翻阅书籍，最后在《宋史·夏国下》中发现这样的记载：
六月四日，乾顺殂，年五十七。在位五十四年，改元天仪治平四年，天祐民安八年，永安三年，贞观十三年，雍宁五年，元德八年，正德八年，大德五年。谥曰圣文皇帝，庙号崇宗，墓号显陵。子仁孝嗣。
于是，张澍得出结果，这座石碑上的文字乃是西夏文，而且是西夏国第四代皇帝李乾顺年间修建的。由于张澍的这一发现，曾经一度被称之为“天书”的西夏文从此再度重回人们的视线。而张澍也成为西夏王朝被蒙古人灭亡将近六百年以后，第一个重新发现西夏王朝遗迹的人。随后张澍写文章《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称“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于天壤”，此文收录于《养素堂文集》。
但故事发展到这里，张澍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对西夏王朝的研究序幕就是从他这里揭开的，但在并不流行考古的清代，西夏的发现并没有被赋予多么重大的意义，对人们来说似乎只是发现了一块前朝石碑而已，当西夏王朝短暂露出历史水面以后，又沉入到不为人知的历史浪潮下——
孤独感溢出屏幕的西夏王陵
被遗忘的王朝——西夏的发现之旅（下）
敦煌文献的失窃，被称之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损失之一，国学大师陈寅恪曾痛心疾首的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而制造这段伤心史的是一个叫斯坦因的英国考古学家，还有一个叫伯希和的法国汉学家，这两人先后盗走了大量的敦煌文献。
而西夏遗址在晚清时节也没有避免像敦煌一样的命运，在1907-1909年之间，由俄国探险家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带领的考察队深入西北，他们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额济纳河下游发现了西夏黑水城遗址（《鬼吹灯》中的原型），这一发现可谓重大，不仅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字，还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物。
其中最珍贵的无疑就是那本叫做《番汉合时掌中珠》的西夏文和汉语双语词典，这是一本西夏文被创造出来后，为了便于西夏文的传播和理解而创作的词典。后被科兹洛夫带回俄国，一直到一九八二才全部刊登，中国人才得以首次得见这部词典的全貌，这本书也成为研究翻译西夏文的重要依据。文物中，写有汉、藏、回鹘、突厥、女真、蒙古文的书籍、织品和雕塑等共计八千多件文物也被此人带回俄国。
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的西夏文、汉语比照
可以说西夏王朝还没有被开始研究的时候，就已经遭到一次损失惨重的失窃，它的失窃是毫不亚于敦煌文献的损失的。但这次西夏文物的失窃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毕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个前朝遗址恐怕并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关系，文化学者们的考古意识也没有逐渐形成。
于是，西夏王朝再次从世人眼中沉入到历史的尘埃里，就像六百多年来一直深埋在黄沙之中一样。当它再次浮出水面时，已经是197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国对于西夏王朝的研究几乎就是一片空白，那些伫立在大漠之中的号称“东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一直被误认为是唐代时期的陵墓。
我国古代文物的发掘总是带有一种巧合的性质，正犹如秦始皇陵的发现不过是一个农民在打井时的偶然发现，西夏王朝的发现也带有这样一种历史的巧合。1971的时候，兰州军区准备在贺兰山下修建一个小型军用机场，在挖掘基地的时候，他们从地下挖出了十多件陶片，以及一些残破的碑石，而在碑石上面刻有一些他们看不懂的方块文字。
伫立在黄沙之中的黑水城遗址
这一发现被通报给了宁夏博物馆，对方派来了几个工作人员察看情况，其中一个叫做钟侃，他后来成为西夏考古的重要领军人物。经过他们对文物的研究和辨别，确认了这些文字是西夏文，而挖出这些陶片的基地就是后来的6号王陵（第四位西夏皇帝李乾顺之墓），中国对西夏王朝的考古研究这才拉开大幕。
自此，这个已经被人们遗忘长达七百四十多年的西夏王朝终于走进人们的视线，被人们永远的铭记，一个犹如楼兰古城一样一度被遗忘在大漠深处与黄沙底下的沙漠文化奇景，紧紧的和中国历史融合到了一起，成为这个几千年灿烂文明的一部分。
如今，两百多座西夏王侯勋戚的陵墓星罗棋布的分布在贺兰山周边，每当夕阳余晖照耀在这些王陵之上时，它们就会透露出一种苍凉而又神秘的历史气息，因此被称之为“西北100景”和“黄河50景”，而这种美丽而又苍茫的大漠景观大概只有王维笔下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可以相对贴切的表达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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