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電視劇清平樂的熱播，宋王朝再次成為歷史愛好者們關注的焦點。經濟文化均已達到中國古代封建帝國巔峰的大宋朝，不僅物質生活極為豐富，社會各階層的人文素養相較於前也有了較大提升。尤其是文人士大夫階層爭相標榜道德至上，席捲整個宋代朝堂，在官員之間掀起一股“尚德”風氣。那麼這股尚德風氣為何會在宋代官員間形成呢？
一、宋代官員士大夫圈子裡流行尚德風氣
宋代仁宗時，自唐中期開始的儒釋道三家融合已近完成，儒學的轉折成為當時士大夫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儘管他們對於儒學經 典的理解有分歧，但儒學所提倡的倫理道德觀卻是共同推崇的修身原則。以儒入仕的宋代官員士大夫階級中，道德修養成為官員政治生涯最緊要的必修課。
南宋理學大家朱熹便在其著作四書集註中講到對統治者道德的要求，“為官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在士大夫這個圈子裡，標榜道德已經蔚然成風。尤其是文治時代，讀書人最重視的是臉面，道德更是士大夫們最為看重的臉面。尚德風氣在士大夫階層廣泛流行。
二、特立獨行的臺諫彈劾風格：專業彈劾無德官員
自秦漢起我國便已經開始探索建立一套官員監察體系，由最初三公九卿制的御史大夫到三省六部制中門下省的諫議大夫，至隋唐時期這套監察體系已經趨於完善，主要針對官員貪汙腐敗、權力濫用以及加強皇權等。
而宋代也沿襲舊制，於中央設立御史臺三院、地方設置通判構建起中央到地方的監察體系。中央御史臺三院的臺諫官員是宋代行彈劾之事的主體，“掌糾繩內外百官奸慝，肅清朝廷紀綱。大事則廷辯，小事則奏彈”，官員日常事務主要就是監察百官及百司，糾彈其過失。諫院本是諫諍君主的機構，但在宋代也有“規諫諷諭”的職能，“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違失，皆得諫正”。古代為官從政者多為士大夫群體，作為聖人弟子，道德歷來為選拔官員的重要標準本來無可厚非，然而由於宋代儒學的復興和士大夫憂心天下意識的覺醒，社會和朝廷對官員的道德要求顯得尤其突出。這些道德要求包括個人私德、為官公德兩個層面，具體內容比較豐富。
如至和元年，殿中侍御史馬遵等彈劾禮部侍郎梁適：
“奸邪貪黷，任情徇私，且弗戢子弟，不宜久居重位”，“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訓督子弟”。
彈劾梁適的理由既有個人道德方面的問題，也有為官之德的闕失。
宋代自建立以來，由於中央重視文治，因此在科舉選官的基礎上，還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保障能力出眾的官員能夠有機會得到升遷。為官者的能力是統治者比較重視的拔擢官員的原則。但是，宋代臺諫官在行彈劾之事時若僅以官員能力作為彈劾的理由，往往不能得到士大夫階層的廣泛認可，所以他們常常將吏能的闕失與道德有虧結合在一起，或者說將吏能的闕失最終皆歸結到道德方面，才能使自己的彈劾行為具有強大的威懾力，以致引起朝中大臣及君主的重視，最終達到彈劾目的，造就了宋代側重於彈劾官員道德過失的臺諫風格。
在道德對仕途影響巨大的情況下，宋代官員士大夫階級十分注重自身的道德修養，這種價值觀的導向作用推動了宋代官員階層尚德風氣的形成。三、“為官以德”的官場輿論對官員的約束警醒
臺諫彈劾下形成官場“為官以德”的輿論
臺諫官員是發現問題提出彈劾的主體，而當臺諫官的彈劾行為發生後，一旦成為朝中大臣關注的問題，很快就會引起信息傳播和互動，臺諫官以外的官員也開始上疏討論相關問題，與臺諫官的彈劾奏章形成互動關係。
如至和元年十二月，因家中女奴被毆打致死，宰相陳執中遭殿中侍御史趙抃的彈劾“家不克正，而又傷害無辜”，請求罷免陳執中相位。仁宗未能聽從，於是至和二年二月至五月，趙抃與御史中丞孫抃連續不斷上章彈劾陳執中，在臺諫官不斷奏劾過程中，先後有翰林學士呂溱、歐陽修等上奏疏論列陳執中。
呂溱上疏論陳執中：
“外雖強項，內實奸邪，朝廷故事多不諳練，除改官序，常至差錯，平居不接士人，惟陰陽卜祝之流，延入臥內，干預政事。又歷數其過惡十餘事。”
歐陽修言陳執中任宰相期間：
“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謬，取笑中外，傢俬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
他們議論陳執中之事基本皆是道德、吏能並舉，從奏疏文本看，“奸邪”、“不學無識”、“憎愛差謬”等充滿感情色彩的語詞，讓人產生對被彈劾者品行的價值判斷，也更加突出了被彈劾者的道德闕失。
更重要的是，臺諫官往往在彈劾奏章中指出官員道德闕失所導致的嚴重後果，以此引起君主的重視。如皇祐二年六月，諫官包拯等彈劾三司使張堯佐“凡庸之人，徒緣寵私，驟階顯列，是非倒置，職業都忘，諸路不勝其誅求，內帑亦煩於藉助”，“違天意，則善應差殊，雖禳祈禱祀，無以益也。咈人情，則治風頹弊，雖督率糾攝，無以拯也”，而且“若不恤人言，罔顧天戒，禍不止其人，又貽患於國家”，明白指出如果官員德行嚴重受損，則會影響統治基礎。諫官所言雖有誇大其詞之嫌疑，但也正是通過這種無限放大其危害性的方式，才能獲得君主的支持；而君主的支持對於以“尚德”為中心的官場輿論的形成意義重大。
可見，朝中大臣們的意見在互動之中不斷交鋒、整合，求大同、存小異，趨向於統一，同時也使“為官以德”理念認同者的規模越來越大，其中也包括君主的認同，最終形成相對穩定、有序的官場輿論。
為官以德的官場輿論對官員士大夫的影響
臺諫彈劾作為一種輿論活動方式，對於官場為官以德輿論的形成有著關鍵性作用，同時在監督和輿論的雙重作用下，宋代官員尚德現象蔚然成風。由臺諫官主導的彈劾，在批評官員道德缺失的過程中，製造官場輿論熱點，引導官場輿論走向，並控制官場輿論動態，從而以輿論的力量制約和監督官員，不僅對被劾官員個人帶來直接影響，而且對整個士大夫群體產生了深遠影響。
當彈劾內容上升到道德高度時，就很容易形成輿論風暴，因此多以道德問題為中心的彈劾在形成“為官以德”的官場輿論後，被劾官員一般皆會遭遇降職或改官的責罰。從而使當事官員的仕途受到影響。
“為官以德”的官場輿論已經成為北宋士大夫群體認可的一種集體意識。它能夠對士大夫個體產生心理上的壓力，即：順應輿論而動，可獲得認同感和歸屬感，有利於個人仕途上的升遷；若逆輿論而行，則有可能陷入孤立的境地，甚至遭致貶官、遷職的懲罰。因而，官場輿論表現出較為強烈的規範官員個人行為、乃至官場秩序的作用。
彈劾形成的官場“為官以德”輿論也影響到了北宋整個士大夫階層。臺諫官通過彈劾將偏離社會規範和道德的行為公之於眾，喚起士大夫階層的普遍譴責，將違反道德者置於強大的社會壓力之下，從而起到輿論整合的作用，有利於形成保持士大夫階層崇高地位、以“道德”為中心的主導性輿論。更重要的是，這一正向輿論一旦形成便具有權威性，對整個士大夫群體產生導向、約束、警誡等心理作用。
在這樣的官場輿論影響下，士大夫個體往往會自覺或不自覺地以有德作為自己行為的標準，以期獲得士大夫階層的認可和接受。
四、結語
宋代官場尚德風氣的盛行與其臺諫彈劾制度下形成的官場“為官以德”的輿論及尚德的價值導向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臺諫彈劾是過失已經出現之後的糾偏，對官員的道德行為起到監督約束的作用，類似於被動的防禦；而努力建立“為官以德”的官場輿論，形成以道德為準則的價值導向促使官員增強自律性，則是宋代官場尚德風氣盛行的根本原因。正是在這種尚德風氣的影響下，宋代士大夫中才湧現出許多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為國為民的仁人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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