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與人閒扯，談到他最近的一些感悟：原先有些事塞錢就能辦，現在錢是不敢收了，事也不給辦了。這種現象是對中央嚴厲打擊貪腐行為的一種無聲的“對抗”，這種現象我理解為“黎明前的黑暗”，隨後的措施必然能為我國“傳承”千年的“貪官文化”，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由於是閒聊，話題也由他的事，慢慢的擴散到古今中外，但是也就圍繞著兩個觀點。
首先他認為應該學習新加坡“高薪養廉”，提高官員的薪資。貪汙的錢財，還不如正常的收入，這樣官員也不會冒險去做違法的事了。
作為擁有“黑暗”性格的我，總喜歡看問題的缺點。“高薪養廉”並不是舶來品，而是清朝雍正皇帝的“養廉銀”制度演化的。
作為高薪代表的宋朝，級別最低縣官年收入就能達到150萬加，從一品官員年收入就可以達到1300萬（正一品都是虛職，薪水稍微低些，相當於從二品的收入，年收入也有600萬），歷朝歷代官員的收入無出其右者。
可是，如此高的收入，應該沒人貪汙的了吧，可是在趙匡胤時期，對朝廷影響比較大的貪汙行為就有30多起；到了後來，包拯曾經說過：官吏貪汙，暴政的人佔十之六七；而到了北宋末期，就成了“廉吏十一”了，貪官汙吏佔百分之九十了。
而創造“養廉銀”的清代，貪腐行為更加嚴重，當時最流行的兩句話：“小小衙門朝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以及“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可以一窺當時之景象；歷史上最大的貪官和珅也出現在清朝。
可見“高薪”並不一定能“養廉”，提高官員的收入，保證公務人員能正常的生活，這是應該的，但是“貪婪”是人的本性之一，不是用簡單的“高薪”就可以改變的。
第二個觀點則是“高壓治貪”，用嚴苛的法律手段，打擊貪腐的官員，在重壓之下使之產生恐懼之心，從而不敢貪汙。
高壓治貪這種手段朱元璋就實施過，從窮苦的百姓，一路殺伐做到皇帝的朱元璋，對貪腐行為恨之入骨啊，認為貪官是萬惡之源，只要治住貪汙，國家就能健康有序的發展了。
於是他採用殘酷的政策懲治貪官，以求能威懾官員的貪腐行為。他規定貪汙60兩就判處死刑，當時的60兩也就是相當於現在不到兩萬元錢。
不但治貪量刑的標準低，手段還多樣、殘忍；對待貪汙，杖責，砍頭，抄家，株連這對被抓到的貪官來說是幸福的了，畢竟活著的沒落殘疾，死刑的死的也痛快。更多的是採取，斷肢，挑筋，閹割，凌遲，甚至是剝皮萱草。
對於“剝皮萱草”的貪官“標本”，朱元璋則規定，把“標本”掛在生前工作過的公堂上，以警示後來的官員。
按說，如此嚴酷的手段鎮壓下，應該沒人敢貪汙了吧，可是朱元璋一朝，殺掉參與貪腐行為的人員將近十五萬，其中上至皇親貴胄，下至小縣官吏，不一而足。
歷史上難道就沒有清廉的王朝嗎？水至清而無魚，何況我國是人情社會，真正的清廉是不存在的，但是相對清廉的時期總是有的。
就像蜀漢時期，諸葛亮、費禕、董允、姜維都是宅舍鄙薄，兩袖清風，諸葛亮更是對著劉禪公示自己財產：“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一千八百年前諸葛亮就能公示自己的財產，不知道現在有的官員認為，個人財產公示時機不成熟作何感想。
以前曾經聽到有人說，香港以前也是貪汙橫行，可是有了“廉政公署”以後，香港稱為全世界最為廉潔的城市之一了，為什麼我們不能學習一下香港呢？其實是因為我們內地地區地域廣闊，人口繁多，從而各種關係錯綜複雜，因而像香港特區的“廉政公署”這樣的機構並不適合再大陸推廣。
因此去除“貪汙”這個延續千年的“傳承”，並不是簡單的“高薪”、“嚴刑”或是建立一個什麼機構就可以解決的。《論語·里仁》裡寫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我們可以改為“既喻於利，又喻於法”。喻於利是說讓官員可以依靠正常收入，可以穩定的生活，這叫生活的有尊嚴；喻於法是說要建立法治精神，在法律範圍內行使權力，讓百姓不用“送禮”就可以把事辦了，這叫獲得尊重。既要有尊嚴，又要有尊重這才是一個官員應該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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