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全国意识形态的统-和儒学的统治地位，一种种理论作依据，而董仲舒根据
《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正好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董仲舒自幼研治《公羊传》，在汉景帝时即与将《公羊传》记录成书的前辈《公羊传》大师胡毋生齐名，二人并为景帝博士。元光元年，即窦太后去世之次年，汉武帝下诏各地举荐贤良之士，并亲自策问，“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汉书武帝纪》。在这次参加贤良对策的儒生中，董仲舒的三篇对策文章在儒学发展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由于三篇文章是应贤良策试的，因此被总称为“贤良三策”。又由于三篇文章主要论述的是天人关系问题，因此也被总称为“天人三策”。
汉武帝剧照
《汉书董仲舒传》文中的核心内容是将儒家之外的各家学说统统斥为异端邪说，认为如果听任各家异端邪说流行传播，将会危及汉朝的统纪和法度，只有禁绝各家异端邪说，才能使意识形态趋于统一,因此他建议武帝罢黜各家学说，只尊奉孔使意识形态趋于统一，因此他建议武帝罢黜各家学说，只尊奉孔子所创立的儒学。董仲舒的这个思想，后来被人们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董仲舒的思想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受到《公羊传》的启发，根据的《春秋》、《公羊传》“大一统”思想而提出的。在过去有关董仲舒和《公羊传》的研究中，这一点经常被忽视。
董仲舒在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那段话的开头便说：所谓“常经”，即不变之经;所谓“通谊”，即通用之义《汉书》。
儒家画像
在董仲舒看来，《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既不受时间限制，也不受空间限制，是施之古今而不易，施之四海而皆宜的通用思想，它不但可为全国政治的统一和皇帝专权的中央集权制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可为全国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儒学的统治地位提供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如果将学术思想比之于人，则儒学如同天子，其他各家学说如同诸侯；儒学在意识形态上居统治地位，如同天子在政治上居统治地位。而这些都可从《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
董仲舒不但在贤良对策时对《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非常赞赏，而且随时随地加以宣扬传播。江都易王刘非，是。武帝的庶兄，骄奢而好勇，董仲舒为江都相时便经常以《公羊传》的
《春秋》“大一统”思想匡正其言行。易王曾对董仲舒说，越王勾践用大夫泄庸、文种、范蠡之计灭掉吴国，此三人可算是越国的“三仁”，并把自己比作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植公，把董仲舒比作辅佐齐桓公的管仲。董仲舒则认为，按照《公羊传》的《春秋》“大一”思想，礼乐征伐应自天子出，而勾践僭号称王，三大夫又设诈以助其伐吴，他们都算不上仁人。
江都
并对易王说：“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比于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汉书董仲舒传》。
他认为《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尊王而贱霸，尊天子而贱诸侯，春秋五霸虽是诸侯中的佼佼者，但与天子相比，也不过如同武夫（即“碱硖”，石之美而似玉者）与美玉相比而已，至于为诸侯大夫者，即使贤如管仲，亦无须称道。董仲舒为易王所讲述的这些君臣之义及天子与诸侯的关系，都源于《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而他随时随地宣扬传播这一思想之 目的，不仅在于为全国政治的统一和皇帝专权的中央集权制提供理论依据，也在于为全国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儒学的统治地位提供理论依据。
美玉
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谈及元光元年（前134）贤良对策时还提到公孙弘。公孙弘对儒学的发展当然起过作用，但其作用并不在于理论方面的贡献，而在于其因研治《公羊传》而由白衣渐取高位，终于在元朔五年（前124）拜相并封平津侯所产生的利禄方面的诱惑力。
这种利禄方面的诱感力，使夭下学士靡然向风，纷纷研治《公羊传》及其他儒家经传，对儒学的发展当然会起作用。但在理论方面，当时对儒学贡献最大的是董仲舒，尤其是他的“贤良三策”和《春秋繁露》一书，而公孙弘则瞠乎其后，望尘莫及，实难与董生相提并论。
管仲雕像
《汉书董仲舒传》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在董仲舒贤良对策之前，汉武帝虽然已经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全国的意识形态已开始趋于统一，学已开始居于统治地位，但当时仍然亟须一种理论作依据。
而董仲舒在贤良对策时根据《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正好为武帝的实际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项基本政策而确定下来，使儒学成为汉代乃至其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汉书》
正因为董仲舒根据《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 思想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为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全国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儒学的统治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这便成为汉武帝特别重枧
《公羊传》的另一个具体原因。独尊儒术在最初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稳定国家的作用，但后来却成为封建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禁锢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个性思想。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后世历史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使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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